我曾是中南海写作班子里的人  作者:冯兰瑞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于一九七五年六月成立,存在了四年。到一九七九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叁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冯兰瑞曾在这个单位工作过,最近,她撰写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现摘录几个片断如下:

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等。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就在邻近的武成殿。

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到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个系列讲话。

这个说法大致相近。“四人帮”发动“批邓”运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

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叁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

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

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是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

可叹的是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麽内容。胡乔木说不出。

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力数胡乔木哪一天、什麽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麽,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

迫胡乔木揭批邓小平

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的室领导人,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麽“捉刀代笔”,指使写信人要在写法上注意什麽“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疏,疏中有密”,他的揭发故弄玄虚,令人反感。但是室内大多数人对胡乔木还是抱着同情的甚至庇护的态度。

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叁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叁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一九七七年险被撤销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

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十二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临时的地铺睡了(因防地震不敢睡床)。

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的声音。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让李昌也一起去。

我感到可能有什麽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麽事这样紧急。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

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五个人中,“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于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

兴奋得一直没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

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不久,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红旗》杂志一位编辑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飙)将我们《文稿选》第二期的《“四人帮”为什麽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

《红旗》还派人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意。

政研室传被撤销

一月十八日至廿四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後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

政研究室对《红旗》的意见很重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後认为,稿子删改得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问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

《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

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发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

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飙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後送他转送中央。

二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五份清样送宣传口。以後就没有下文了。

当时《文稿选》刊载的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著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

在四月一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三月四日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等找于光远、邓于群、胡绳三人谈关於撤销政研室的情况。

争取获正确评价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四月一日到六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

邓力群表示,对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

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於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这次谈话後,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於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看过後,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於三月十八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还有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去国务院会议厅谈话,于光远不在,邓力群去了。

不甘心就这样散伙

在四月一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介绍了这次谈话:开始李先念问了几个有关结束工作的问题。然后,肯定了一九七五年政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

最后谈到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对纪登奎说,就按他们的报告办吧。李先念批了几个字:“照报告办”。李先念、纪登奎两个人签了字。纪登奎还说:“让他们来一个精彩的结束。”

政研室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在经过“批邓”运动的考验之后,除少数几个造反派外,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来到政研室,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对待,对政研室是有感情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听了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散伙」,还是想尽力保住它。

为了保住政研室,我们一方面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设法找中央领导。林润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了材料,他是被迫的。

当时我们从大局着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设法保住胡乔木。

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我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

我说,胡乔木的揭发是不得已,你看看这些演示文稿就了解了。

我还找了冯文彬说了相同的话,希望他能向叶帅反映。

这些活动看来还是起了点作用。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

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

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消息:五月十二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政研室的领导,建议他们也可找小平同志谈谈。

政研室负责人这时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熊复先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后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留下来了。他们也很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不知道小平同志的电话和地址。

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小平是在西山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

我将王瑞林的电话转告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

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

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小平同志的谈话很快传开来,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势有了变化。

于光远同林涧青商量,国务院同意的参观计划还是要执行,不过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庆。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保留政研室的同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一九七八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作者队伍也扩大了,除本室人员外,欢迎读者供稿。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着”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

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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