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当年公费留学到巴黎          作者:吴冠中

 

吴冠中简介

吴冠中,笔名“荼”,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2年考取公费留学,次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50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数十年来历以坎坷,苦恋家园,在致力于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创新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艺术作品。曾于北京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印尼国家展览馆及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举办个展数十次,已出版画集、文论集散文集七十余种。1990年获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1993年获巴黎市勋章,20023月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

一九四七年夏,我们几十名留学生搭乘美国邮轮“海眼”号飘洋过海。经意大利拿波里,留欧同学登陆换火车。离船时,头、二等舱的外国乘客纷纷给美国服务员小费,几十、上百美元不等,中国留学生急忙开了个会,每人凑几元,集中起来由一代表交给美国人,美国人说不收你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

留拿波里四、五日,主要参观了庞贝遗址及博物馆,便乘火车奔巴黎。车过米兰,大站停的时间较久。我迫不及待偕王熙民叫出租车往返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教堂不开放,我们的法语又讲得很勉强,好不容易说明来意请求允许进去看一眼。教士开恩了,让我们见到了那举世闻名的模糊的壁画,教士解释那是被拿破仑的士兵用马粪打犹大打成这样子的。

匆匆返回车厢,出租车费甚贵,以为人家敲竹杠,不是的,等待的时间也计价,我是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火车很快就启动,万幸没耽误时刻。

我们的公费属中法文化交流项目,在法费用由法国外交部按月支付,不富裕。第一天到巴黎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那房间里卧床之侧及天花板上都镶着大镜子,看着别扭,原来这是以前的妓院改造的旅店,少见多怪。

搬过几次旅店,最后我定居于大学城,寄寓比利时馆中。大学城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法国提供地面,由各国自己出资建馆。当时的瑞士馆是勒·柯彪西(Le corbusier)设计的新型建筑,是悬空的,像树上鸟窝。日本馆保持他们的民族风格,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分散着寄人篱下。

如饥如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进卢浮宫。那时代参观博物馆的人不多,在卢浮宫有一次只我一人在看断臂(米洛)的维纳斯,一位管理员高傲地挖苦我:在你们国家没有这些珍宝吧!我立即反击,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没有到过中国,你去吉美博物馆看看被强盗抢来的中国珍宝吧。

这次,我的法语讲得意外的流利。在国内时学了法语很想找机会应用,但在巴黎经常遭到歧视,我用法语与人吵,可恨不及人家讲得流畅,我感到不得不用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争吵的羞耻。我曾千方百计为学法语而怀抱喜悦,而今付出的是羞耻的实践。但咬紧牙关,课余每晚仍去夜校补习口语。

对西方美术,在国内时大致已了解,尤其是印象派及其后的作品令我陶醉,陶醉中夹杂盲目崇拜。因是公费生,我必须进正规学校,即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油画系共四位教授,其中三位都属现代派,只一位最老的杜拜(J.Dupas)属学院派。在国内人们只信写实技巧,对现代艺术所表达的情和美极少人体会。

作为职业画家,我们必须掌握写实能力,我赶末班车,就选杜拜的教室,摸传统院体派的家底。白发老师严于形与体,他用白纸片贴近模特儿的后面,上下左右移动着白纸,证明浑圆的人体在空间里不存在线。

然而有一次他请几位学生到他家看他的作品,我也去了。播放的都是他大壁画的幻灯片,装饰风格的,都离不开线的表现,是体的线化或线化了的体。我不喜欢他的作品,因缺乏激情。他上课从不摆弄模特儿,让大家画呆呆站立着的男、女人体,自然空间,不用任何背景。从锻炼功力看,这确是高难度,但我对非艺术的功力无兴趣。老师对我的评价,说色的才华胜于形的把握,他总和蔼地称我:“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

但“小东西”决定离开他,投入苏弗尔皮教授(J.M.Souverbie)的怀抱。苏弗尔皮老师观察对象强调感受,像饿虎扑食,咬透捕获物的灵与肉。他将艺术分为两路,说小路艺术娱人,而大路艺术撼人。他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美(Besu)与漂亮(Joli)。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贬辞,是警惕。有一回,课室里的模特儿是身材硕大上身偏高而头偏小的坐着的中年妇女,他先问全班同学:你们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睁着眼无言以对。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他赞许我对色的探索,但认为对局部体面的琐细塑造是无用的,是一种无谓的渲染,叫我去卢浮宫研究波底浅利。苏弗尔皮是四五十年代前后威震巴黎的重要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作风磅礴而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如《母性》:庞大的母亲如泰山,怀抱着厚重的金矿似的孩子;《土地》:镇坐中央的是女娲似的人类之母,耕畜、劳动者们的形象既具古典之端庄,又属永恒的世态;《昼与夜》……

我到现代艺术馆、夏伊宫等处找他的展品及壁画,我确乎崇拜他,也是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

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比比皆是,古今中外的作品铺天盖地,即便不懂法文,看图不识字,凭审美眼力也能各取所需,但若无苏弗尔皮教授的关键性启蒙,我恐自己深入宝山空手回。

世事沧桑,八十年代后重返巴黎,博物馆里已不见了苏弗尔皮的作品,他的同代人勃拉克依然光照观众,我不禁怅然。感谢一位法国友人送了我一期沙龙展目,封面是苏弗尔皮的作品《母性》,那一期是专门纪念他的,内有他的照片及简短介绍。历史的淘汰无情,而淘汰中又有遗忘后被重新发现的人和事。

我没有记日记,先是觉得没工夫,记了日记只是给自己将来看的,后来也就一直没记了,让生命白白流去未留踪影。现在追忆某一天的巴黎学生生活,当然并非天天如此,但基本如此。

大学城的宿舍一人一间,约三十来平米,包括小小卫生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每层楼设公共淋浴室及煤气灶,可煮咖啡烤牛排。每晨有老年妇女服务员来打扫,她跪着抹地板,一直抹到床底下,抹得非常干净。干完活她换上整洁的时髦服饰,走在街上谁也辨不出谁是干什么工作的。大食堂容量大,学生们端着铝合金的食盘排队取菜,菜量限在饭票价格六十法郎(旧法郎)之内,如超限或加红酒则另补钱。食堂的饭是最便宜的,质量也可以,我们总尽量赶回来吃,如赶不及,便买条面包、一瓶奶、水果及生牛排,煎牛排五分钟,一顿饭就齐备了。蔬菜少而贵,水果代之,尤其葡萄多,法国人吃葡萄是连皮带籽一起吃,只见葡萄入口没有东西吐出来,我也学着吃,可以。

早点咖啡加新月形面包,吃完便匆匆赶地铁去美术学院上课,走在街上或钻进地铁,所有的人都一样匆匆。油画课室旧而乱,墙上地上画架上到处是颜料,我赶上学校三百周年纪念,我这课室虽古老,显然不到三百年。每天上午画裸女,男模特极少,因人工贵,男劳力缺,而女的求职难。有一次来了个青年女模特,大家赞美她体形美,但三天后她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

同学中不少外国留学生,美国学生显得很阔气,带着照相机,日本人是没有的,我在街上往往被误认为是越南人或日本人。十二点下课,背着画箱就近在美术学院的学生食堂用餐,价格和质量与大学城差不多。

学校下午没有我的课,除了到卢浮宫美术史学校听课,整个下午基本是参观博物馆、大型展览及大大小小的画廊,那么多画廊,每家不断在轮换展品,虽然我天天转,所见仍日日新。再就是书店及塞纳河岸的旧书摊,也吸引我翻个没完没了。晚上到法语学校补习,或到大茅屋画室画人体速写,时间排得紧,看看来不及回大学城晚餐时,便买面包夹巧克力,边跑边吃。大学城晚上常有舞会,我从未参与,没有时间,也因自己根本不会跳舞。晚上回到宿舍约十点多了,再看一小时法文书,多半是美术史之类,那时不失眠,多晚睡也不在乎。

复活节放几天假,一位法国同学约我驾小舟,备个帐篷,顺塞纳河一路写生去。多美的安排!我跟他先到郊外他家乡间别墅,住一宿。翌日他扛个木条帆布构成的小舟,类似海水浴场玩儿用的,到了河岸,将帐篷、毛毯、画箱、罐头、面包塞进小舟,已满满的,他的弟妹和女佣都说危险,但我不敢说,怕他认为中国人胆小。舟至江中,千里江陵一日还,飘流迅速,但这位年轻法国同学感到尚不过瘾,又张起小布帆,舟飞不到一小时,便覆于江中,随波沉浮,我们俩人抓住覆舟,犹豫着是否泅水登岸,他先冒险游到了岸,我不能游泳,且西装皮鞋行动十分困难,江面浩浩百来米,便只能嗷嗷待救。他呼救,四野无人,我不意竟淹死于印象派笔底美丽的塞纳河中,并立即想到口袋中尚有妻和新生儿可雨的照片。当我力尽将沉没之际,终于有一艘大货船经过,货船尾部携带的小艇将我救上沙岸。

同学和我找到最近的村,撞入遇到的第一户人家,同学电话他父亲立即开车来接回,期间主人先给我们烤火,那里的村民真善良。我在同学家乡间别墅住了好几天,有几幅水彩速写就是在那里画的,在我画集里尚可找见。回巴黎后,我在大学城游泳池学游泳,时间少,仍未学会。

每遇暑假,总要到国外参观,首选是意大利。战后欧洲供应困难,在巴黎,凡糖、肉、黄油替代品等等均定量分配,凭票按月购买,仿佛我们的票证时代。我从来不进饭店吃饭,贵,都说蜗牛是法国名菜,我至今没有记住蜗牛的法文名称。去外国旅行,失去了大学城的学生大食堂,又进不起饭店,于是面包夹肠之类的三明治成了我每天的主食,只是总须找个偏僻处吃,躲避人们的眼光。

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拿波里等名城的博物馆及教堂都跑遍了,像乌菲栖博物馆更去过多次。文艺复兴早期壁画分散在一些小城市的教堂中,为看乔托、息马彪等人的壁画,我到过一些偏僻的小城,印象最深的是西乙那。我走在西乙那的街巷中,遇一妇女,她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呼叫起来。那大概是个节日,乡下人进城的不少,原来这是个偏远乡村妇女,很少进城,更从未见过黄种人。如果中国乡村妇女第一次见到白的或黑的洋人,同样会大惊失色的。地球上多少差异的神秘已消逝,看来还正在消逝中,我们只等待外星人了。

在伦敦住了一个月,除看博物馆外,补习英文,在中学时学的英文全忘了,因不用。在伦敦遇到一件小事却像一把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我坐在伦敦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中,售票员胸前挂个皮袋,内装车票和钱币,依次给乘客售票。到我跟前,我用硬币买了票,她撕给我票后,硬币仍捏在手中,便向我邻座的一位“绅士”售票。那“绅士”给的是纸币,须找他钱,售票员顺手将捏在手中的我付的那个硬币找给“绅士”,“绅士”大为生气,不接受,因他明明看到这是中国人出手的钱。售票员于是在皮袋中换另一枚硬币找他。

四、五十年代的巴黎大建筑物外表都已发黑,称之为黑色巴黎也合适,后来费大力全洗白了。但瑞士一向显得明亮而洁净,车站售票处的售票员手不摸钱币,用夹子夹钱,其实那些钱看来都还整洁,根本不见国内那种烂票子,非典期间,我们对钱币好像没有注意把关。干干净净的瑞士,雪山、绿树、泉水都像人工安排的,艺术意味少。水太清,鱼就不来,这鱼指艺术灵感倒很贴切。

我们这些留学生大都不问政治。国内内战日趋激烈,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个中国人,我们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而国民党将被赶出大陆,宋美龄频频飞美国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国民党的腐败我们早痛恨,对共产党则无接触,不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中共派陆璀和区堂亮二位女同志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大会是露天的,我也去旁听了,在那里见到与会的毕加索。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挥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虑。

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之我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当时有人劝我不要进学校,不要学生身份,要以画家姿态出现。我想来日方长,先学透,一面也参展春季、秋季等沙龙,慢慢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看了那么多当代画,未被征服,感到自己怀着胎,可能是异样的中、西结合之胎,但这胎十个月是远远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产。

我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作品中,但我的父老乡亲同胞们都不了解这些艺术,我自己日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与祖国人民绝缘吗,回忆起在独石桥小学给女生画的那幅麻子像,感到落寞,茫然。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将在故土长成大树,在巴黎亦可能开花,但绝非松柏,松柏只卫护故国。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我签署延长公费时,我吐露了我的想法,他完全同意这观点,并主张上溯到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

离开巴黎,仍舍不得,但梁园毕竟不是久留之地。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与熊秉明等研讨无数回,最后我于一九五○年暑假离开了巴黎,投向吸引海外游子的新中国,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我们这些先行者们当时似乎是探险者。这之前一年,我曾给吴大羽老师一封信,倾诉我的心情。大羽师保留了这信,“文革”中此信被抄走,最后得以退还,数年前,感谢大羽师之女崇力给我寄来了复印件,今录下:

羽师:我试验着更深度的沉默。但是国内紊乱接着紊乱,使我日益关怀着你们的行止和安危。

在欧洲留了一年多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拜之心念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株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也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真真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道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

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

十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在寻找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标,付出了多少艰苦!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里。阴雨于我无妨,因即使美丽的阳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觉不到丝毫温暖。这里的所谓画人制造欢乐,花添到锦上。

我一天比一天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更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尚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先时,犹如别人的想法,我要在这里学上好几年,三年之内决不回国。觉迷途其未远,今年暑假二年期满我是决定回国了。原已向法政府进行延长第三年的公费手续也中止了。(编者注:后来还是延长至第三年。)因为再留下去只是生命的浪费。

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生冠中谨上,215

我并非最勇敢的先行者,同学中更有先行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我们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 

我们四十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我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学生胜利了,有些人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巴黎的华侨开庆祝大会,使馆的官员们识大局,也起义与会,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一九五○年暑假,我买了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马赛曲号船票,自己提前从巴黎出发,到阿尔(Arle)访梵高的黄房子及其附近写生过的风物,并在小旅店的小房间住了几宿,那房间的简陋,颇似梵高作品的原型。接着又到埃克斯访塞尚故居。维多利亚山是塞尚永远的模特儿,我绕山行,移步换形探索老画家的视野与构想。在此遇到同学左景权,便同宿相叙,惜别依依,他是历史学家,左宗堂的后代,当时不回国,至今仍在巴黎,久无联系,垂垂老矣,据说孤寂晚景,令人感伤。

中国学生往返买的都是四等舱。四等舱,肮脏,塞在船头尖顶,风浪来时这里颠得最疯狂,那些吊住上、下床的铁链条摇晃得哐当哐当响。

白天,我们都爬上甲板,在甲板上租一把躺椅,舒舒服服躺着看海洋,江山卧游,每经各国码头港口时,泊二、三日,均可登岸观光,这样神往的行程,现在当属于豪华旅游了,一般人恐已不易享受到。

舟行一月,闲着,我作过一些速写和诗,诗见于《望尽天涯路》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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