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右派时在北大荒挨饿的回忆
作者:殷毅

 

1960年是我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对广大难友来说,真可谓生死存亡之秋。

这一年,粮食定量锐减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劳动依旧。饥饿如魔鬼般地吸干了人们的精血,一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如幽灵般地往返于工地与窝棚之间。

“饥饿--消瘦--浮肿--死亡”,大饥荒时期的特有的规律性现象,在“右派”群体间日益显露出来。有些人开始瘦极而“肥”,先是腿部浮肿,然后渐渐上移,最后脸部圆肿。当时人们只知道这是病象,尚未意识到它是体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处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显现了,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五花八门地发生了。

有一次,两位难友好不容易捞到了去场部出差的机会。他们到达那里,便急不可待地直奔小卖部,希望能买到点吃的,但货柜空空,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酱油、醋可以随便买。饥饿难忍,他们一人买了一斤醋,一仰脖就全部喝下。

据他们回来说,喝下去胃里特别难受,但想到醋是粮食做的,觉得难受一点也值得。

一天,我偶然发现30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留美归来的原《世界知识》杂志社欧美组组长谢和赓,在伙房后面的垃圾堆上捡烂菜叶子。

我问:“捡此何用?”

他尴尬地笑笑:“用开水烫烫可以吃,有维他命。”

这真是英雄末路啊!

想当初,谢和赓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何等英姿焕发:抗战时期,先奉命打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来作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担任白崇禧、李宗仁的秘书,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之后赴美留学,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夫妇俩于1954年归来。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所撰《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载有《王莹是怎样回国的》一文,对谢和赓王莹夫妇被美国联邦移民局抓捕的经过,述之甚详。

其时唐和谢同在纽约一家大图书馆打工当“书童”,由是相识。唐对谢有如下一段描述:“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引者按:此为谢在图书馆打工的洋名)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照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壶、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

这位被唐先生称为“要人”的谢和赓,回国才第三年,就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而被划为“右派”,继而被流放到了北大荒,如今竟沦落到如乞丐一般,靠捡烂菜叶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光明日报》财务科长韩逸云,原本消瘦,加上饥饿折磨,更显形销骨立。为了填饱肚子,他的目光竟投注于北大荒肥大的耗子。

一天,他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哪有情绪搞什么批判。但“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按此逻辑,把人饿得皮包骨头,倒是给社会主义社会大增“光彩”。)

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人饿极了就会丧失理性,此时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恐怕是历代圣主贤君将“民以食为天”奉为治国之本的缘由。

在平日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开始铤而走险,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梁上君子的角色。

一天,管教干部召集大家训话,说昨天夜里伙房失窃,丢了若干个窝窝头,要求大家检举揭发,要求作案者坦白交代。

最后,他威胁地念起了紧箍咒:“你们到北大荒干什么来啦?难道不想摘帽了吗?”

管教干部“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不知道人们此时只想着活命,什么摘帽不摘帽,早已置之脑后,“人都快饿死了,还管它摘帽不摘帽呢!”

所以,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吼叫,会后既没有人去坦白也没有人去揭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有个别“梁上君子”偷窝窝头而被人赃俱获的。

这是一位谙古今之变的历史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只因饥饿难熬,才出此下策。事发之后,此公除被管教干部狗血喷头地一顿臭骂之外,并未受到其他的惩罚:本来嘛,饿着肚子服劳役,已经到了惩罚的极限了。

窃取公家的食物只是异常风景的一面,另一面是个人的食物也时时不翼而飞。其时,人们顾不得被指控为“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纷纷在家书中陈述饥饿之苦,希望家里接济些食物。

我也写信给妻子,请她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寄点吃的。一些“右派”家属得知亲人在北大荒挨饿,莫不勒紧裤带节省些粮票,买些饼干、糕点之类的食品寄到北大荒。

在普遍缺粮的当年,有条件寄食品的人家总是少数。在饿汉环伺的环境里,少数难友收到家中寄来的食品包裹,犹如偷来的一般,惟恐被人发现,收藏和食用都煞费周章。一般只能悄悄塞在被窝里,熄灯后偷偷地蒙在被窝里啃食。

尽管如此,谁人藏有食物,彼此都一清二楚,因为那时人的头脑虽然饿得几乎麻木,但感知食品的那根神经却特别灵敏。有一次,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一斤饼干,喜悦激动之情不能自已,当时恨不得一口气把它们吞下去,但又舍不得,最后决定“细水长流”,每晚吃几块,以延长那食物下肚时的“美妙”的感觉。

我把这斤饼干藏在枕头底下。

不料,第三天晚上我伸手一摸,藏饼干的口袋已空空如也。此时懊悔痛惜之情难以形容: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口气把它们吃光了。

是谁偷的呢?

我邻铺的难友X君那天病休没有出工,以他的嫌疑为最大。此公被错划后妻子同他离了婚,孤身一人,没有人给他寄食品。他既病又饿,因而顺手牵羊,当是情理中事。我没有声张,因为声张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徒然伤了和气,便自认倒霉。

在此前后,类似的失窃事件时有所闻,大家都眼开眼闭,不以为怪了。

有时食品包裹打开时食品已经霉烂,但谁也舍不得丢弃。北大荒并无正常的邮路,包裹之类的物品,全靠便车捎带。食品包裹能否及时收到,就看你的运气了。

难友莽明家中给他寄了几个月饼,在途中耽搁了两个多月,收到时已发霉变质,长了白毛。他把长了白毛的月饼在火上烤一烤,填进空空的肚子,居然安然无恙。

人类学家说,火的使用是人类从原始生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我们的祖先由此开始了熟食。当饥饿威胁到生存时,一种特殊的“返祖现象”出现了:人们回复到如原始人一样生吃东西。

最常见的是,收割玉米和黄豆时不少人偷偷地生食玉米和一把把的黄豆。有的人饿急了,采摘地上的野菜,抖抖土,就往嘴里送。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肠胃功能衰退,未经煮熟的玉米、黄豆、野菜,如何消化得了?于是肠胃病、便秘、肠梗阻,就成了“右派”群体的流行病,后来不少人因肠梗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其饿而待毙,何如逃亡求生。在饥饿的人群中,个别勇敢分子开始逃跑。

此类事件发生后,农场严密封锁消息,不准议论,不准外传。我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风声。逃跑者是哪个队的?被抓住了吗?结果怎样?均不得而知。

但是,比旧时保甲制度严密百倍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无户口即无粮食供应的铁的规定,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饿死在北大荒,也会饿死在某个什么地方;或作为不明身份的“黑人”而被投入监狱。

由此推想,个别勇敢分子的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

然而,逃跑者中也有个别幸运者。这就是伐木队突击排的成员、原北京电影洗印厂干部莽明。

据他事后告诉我:196010月初,他因实在饿得受不了,终于横下一条心逃离北大荒。一天早晨,他谎称肚疼,请了病假。待窝棚里出工的人都走光了,他悄悄地从山后的一条小路逃出了云山畜牧场。在农场自办的一个小火车站(其时从虎林到密山已铺就了一条铁路,但铁道部尚未验收,归农场自己管理),他凭原来的工会会员证买到一张车票,乘车到了密山。

那时,买吃的都要粮票,他没有,便用30尺布票同人家换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半饥半饱地搭车回了吉林老家。在老家待了两个月,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脱离组织即意味着断绝生活来源,今后怎么办呢?

于是他先到北京原单位,报告因饥饿而逃离北大荒的经过,做了把自己臭骂一顿的“检查”。原单位组织上动员他回去,他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了他不想去的北大荒。

赶巧了,此时农场正忙于遣散“右派”,顾不上开会批判他,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被遣散,回了北京原单位。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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