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年代的北大生活
作者:赵鑫珊

典衣要带学生证

1955824日,我迈进北大校门。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

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六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八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了助学金,14.5元,12元伙食,2.5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50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25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改善。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

班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27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组里最穷的学生之一。

记得1958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10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妹妹告诉我,那天接到我寄去的钱,母亲不仅给弟妹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典衣买书”在我的北大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

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我一共卖过五回,共计一只表、一个金戒指、三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典衣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而且,价钱压得很低。

六年大学,我从没向母亲要过一分钱。

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簿,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我的“脱胎换骨”时期

19569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注重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由此自学英文。

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就令我着迷。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

六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视觉艺术的第一课。

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包括初恋。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41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

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十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八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九、第十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

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十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音。

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在上世纪8090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这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

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一百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一百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

左面那座阁楼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从1958年春至1961年夏毕业,我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我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

“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

“是。”我回答。

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会对我说什么?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顺理成章的。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其中不少期刊是全套的合订本,创刊号常常是19世纪的出版物,这更使我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它集中了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家底。

翻开这些杂志,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有如一本圣书展现在我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圣经》,因为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我主要阅读两类文章:大数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数学哲学。我渐渐明白:智慧高于知识。柏拉图特别看重几何学。他说:“不要让不懂几何学的人入内!”这句箴言写在他主办的雅典哲学学园的入口处。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格言,不是在别处,就是在北大数学系图书馆。从此我知道了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

温德家的音乐会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欣赏会。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125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在清华园时,她和女儿一起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也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1959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温德家。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7点到12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一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咐仆人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1973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1978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九十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九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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