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坚决不姓爱新觉罗
作者:启功

 

2004726日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92岁高龄的生日。坐在北师大的会堂里,环绕着一群手里捧着红蜡烛的北师大文学院花季少女,启功接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日祝福。而与此同时,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启功先生的纪念作品中,《启功口述历史》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启功首次就自己的生平身世开口叙述。

在生日会上,启功先生面色红润,看起来身体状况非常不错,持续了3个小时的研讨会启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对到场的数百同行、领导和学生,启功显得有些激动,他颤颤巍巍地说:“今天面对这么多的亲朋、领导和知己,我真有些说不出话来,我不能太过表露情感,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面对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评价和赞美,谦逊成了启功惟一的表达:“其实我今天千言万语只能化成两个字,那就是惭愧。”启功表示,对那些溢美之词他觉得有些对不住,92年的生命似乎有些“蹉跎”。“我要努力活下去,无论是两年还是两天甚至两个小时,我希望还能尽一点心力,让我能够达到你们所说的两成就心满意足了。”

生日会上,泛着墨香的《启功口述历史》也被摆放在一旁。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

“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赵仁表示,真正口述是今年年初开始的,其中过程还是比较艰难,因为启功先生的社会活动太多,每天几乎都有人登门拜访,所以有时候专程为口述而去却不得不推迟。那么92岁高龄口述回忆,是否有障碍呢?

赵仁告诉记者,启功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而且越小时候的事记忆越深刻,反而是近期的事情他可能会有忘却。启功甚至还能熟练背诵苏东坡一些“偏”而且长的词。据了解,启功先生在口述的时候,如果精神状态好,可以持续聊两三个小时。

启功的生平事迹不少报纸杂志此前都刊登过一些,而赵仁表示,在这本口述历史中,他能够保证的就是所有的肯定都符合启功先生的原意,而没有杜撰或者造假。

提起造假,启功字画造假事件近年来频频出现。赵仁珪告诉记者,启功先生对造假分成两种态度对待。对那种小打小闹、地摊式的模仿假货,启功先生差不多都能视而不见,甚至还幽自己一默说:“人家也是要吃饭的啊!”但是启功先生对那种拍卖公司刻意作假,还有一些书画鉴定冒用启功先生名字作假的,启功完全不能容忍,感到非常气愤。“不过先生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九旬高龄让他四处打假也非常不现实。”

下文摘自《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王圭、章景怀整理。

我属于正蓝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洲建立伪满洲国后,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洲,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洲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想把满洲族人变成满洲国人,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洲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

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洲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洲族,但不是满洲国的族;我们是满洲族的人,但不是满洲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洲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

我来说说爱新觉罗

“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

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

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

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

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我拒绝了“家族”的一些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

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 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氵晋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

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

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

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 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

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编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

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

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

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

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

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

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

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ç

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