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戏教姜文他们年级

作者:张仁里

 

1980年的初秋,一群年轻人脸上带着几分喜悦、几分惶恐以及一丝稚气,迎着北京金秋的阳光,踏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他们是姜文、丛珊、吕丽萍、岳红、刘晓宁等十七名学生。

姜文借《变色龙》脱颖而出

姜文是我们在第二次北京补招时发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考生。初来报名的他从外表上看的确不怎么帅气,更谈不上英俊夺目。人瘦瘦的,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要大,谁也不会相信他当年还不到十八岁。

若按照表演专业一般的招生情况,恐怕姜文初试就难以过关,但是,他在考试时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短篇小说《变色龙》的片断,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在以前的历次招生考试中,几乎没有遇到过敢念契诃夫小说片断的考生,原因大概不外乎是契诃夫的作品不容易搞得很明白,平平淡淡地没有什么情节、悬念支撑着,其中又有一种含蓄的、深邃的契诃夫独有的幽默感。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以及对契诃夫作品的独到理解、没有内在的幽默气质,这种风格是很难把握准确的。因此,考生怕吃力不讨好,干脆不选这样的段子参加考试。

然而,姜文却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魄力。在他的朗诵中,没有我们常听到的那种激昂慷慨,更没有那种不顾内容需要、拿捏得非常匠气的抑扬顿挫,而是平平常常、自自然然,透出一种淡淡的讥讽和嘲笑式的幽默,正符合契诃夫的味道。

可是,姜文在形体、声音方面的条件并不出众,所以有关老师在不了解情况时,对他的录取表示质疑。好在我们招生组事先早有约定:如果几位老师对一个考生持不同意见,凡有一位老师认为应当留下该生,就先行留下,待考完再议。

于是,姜文得到了二试和三试的机会。

在三试中,全体老师共同考察了姜文各方面的才能,他的朗诵和表演所折射出的“自然天成”的幽默感,令大家心悦诚服。最后,姜文顺利地登入录取者名单。

回首过去,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没有“以貌取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考生内部素质的考核。

入学之后,姜文在学习上的独创性思维和独立的创作个性亦一一得以展现,在我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都是很难遇到的。

吕丽萍“生病”愁坏老师

吕丽萍在入学过程中一路顺风顺水,她是北京考区第一次招生中的“头号种子”,录取原本毫无疑问。只是有一天,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说吕丽萍病了,而且是肝方面的。如果患上传染性肝炎,学院是不可能录取她的,就是招生组坚决想要,入学体检也通不过呀。

可是,我们在吕丽萍的入学登记表中查不到电话号码,就算查到了号码,把电话打过去,“生病”一说若是空穴来风,岂不是惹家长不高兴?

说实话,当时我们为此真有些泄气,好不容易找到一名较为理想的学生要飞了。

然而懊丧归懊丧,由于招生组立即要赶赴外地,也就无暇再细细查问。

一直到第一次招生结束,我突然在校门口见到吕丽萍,她显得又黑又瘦,但却十分精神。

我问她:“你没有病吧?”

她有些摸不着头脑地回答:“没有啊!”

我松了口气,但还有些不放心:“你怎么又黑又瘦?”

她笑着说:“我这一段时间游泳来着。”

我这才踏实下来,心想:你倒玩儿得挺开心,我们都快愁死了!

随后,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老师,他们也正为关于吕丽萍的谣传而提着心呢。这个小插曲可能吕丽萍早已不记得了,当时却着实地让老师们急出了一身冷汗。

岳红为求学先退学

岳红的入学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她在成都考区参加的最后一次复试题目是:“好朋友之间为了一件小事而争吵起来,后来双方都想言和,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先开口……”

招生组的老师对她的表演印象很深。

可是,就在我们对成都当地考生做录取情况调查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岳红是厂办职业中专的学生。按当时的政策规定,职业中专的学生必须毕业后工作满两年,才能报考其他专业的大专院校,否则不得录取。

回到北京后,大家冥思苦想也找不到对策,教务处的老师告诉我们,除非这个学生从中专自动退学。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岳红已经从职业中专退学,正在家中等待中戏的录取结果”:这就是说岳红可作为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报考中戏,而我们也有权录取她了,大家为此都十分振奋。

不过教务处的老师考虑得比我们周到:在这种情况下录取岳红,若在当地引起连锁反应,或当地招生部门提出质疑怎么办?

这个问题最终反映到了学院领导那里,他们在院招生会上专门讨论此事,终于想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给四川省招生办主任发一封录取公函。

我们在信中恳切地写道:“我院拟录取贵省考生岳红,鉴于她方才退学不久,恐录取后引起连锁反应,给贵省招生工作造成被动。若不同意录取,请来函通知我们。若未见回复,我们将继续实施原录取计划。”

录取岳红称得上是兴师动众。在招生录取中为了一个考生上上下下如此细致、慎重、周密地开展工作,确实不多见。当岳红在《野山》这部影片中荣获“金鸡奖”时,我们欣慰地想:当时全院为她的入学问题而煞费苦心是值得的。

姜文最爱逆向思维

如上所说,姜文是当年表演系八○班的一个普通学生,今天已是一位名声赫赫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我在这里专门提出“姜文现象”,并非因为姜文的名气,只是因为在他身上,或说在以他为代表的八○班全体学生身上所共有的那种学习现象,包含着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特点。

在八○班,有很多习惯于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的学生,刘斌、江澄、仇晓光、刘晓宁、曹力、郝光、薛山都是其中的典型。女同学人数少,“势单力薄”,她们的见地有时会淹没在男同学的声音中而不显山露水,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们只会随声附和。倒是每每涉及艺术问题时,男、女同学在方方面面的看法上几乎没有分歧。

比如确定毕业剧目时,教师选择的每一部戏都首先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他们经过阅读、讨论,认可了《家庭大事》、《原野》、《司加班的诡计》、《饥饿海峡》,同时也否定了《审判》等剧目。

《审判》其实是一位著名作家为八○班学生“量体裁衣”而写,按理说我们应尽量将其纳入毕业剧目。可是学生们对剧本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不乏一些工作量很大的修改建议。当时离毕业已为期不远,即使迅速修改,时间也不允许了,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全班同学对于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并非毫无主见地唯老师之命是从,而老师在“关键时刻”也习惯于倾听他们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在不愿“人云亦云”的学生群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当数姜文。

虽然不能说姜文在学生时期对戏剧艺术已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但他具备对事物(包括对老师所讲的某些内容)的逆向性思维。

“逆向”二字好像包含了一些“不听话”、“不服从”的贬义色彩,而姜文的逆向思考,意在将那些艺术上的问题再琢磨得深一些、透一些。

学生自觉魔鬼训练

“姜文现象”产生的基石是学生们对本专业的热爱、敬业。姜文在毕业前后曾错过很多拍摄电影的机遇,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和演员。后来,一部《末代皇后》使他受到了电影导演们的关注,于是《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春桃》等片约接踵而来,他的演技也在实践中打磨得越发精湛。

在《末代皇后》中,女主角由著名演员潘虹扮演,姜文扮演的溥仪作为主要男配角,要赢得观众的认可,的确面临不小的压力。在一次表演艺术研讨会上,赵子岳同志感叹道:“我上午在‘皇宫’里看到这样一个姜文;下午又在高粱地里看到那样一个姜文;紧接着他又去了‘芙蓉镇’,这个演员实在了不起。”

的确,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姜文和班上其他同学当前在影视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全是运气使然。其实,他们在戏剧学院四年中所经历的“强化”训练程度是现在的许多在校生都难以企及的。

每周一到周六中午正常上课,下课后,绝大部分同学会利用短短一天休息时间去商场、车站、集市等地观察人物,为周一要上交的“观察人物练习”做准备。周日晚七点之前,全班同学必须回校自习,排演室此时的使用率最高。我记得班里的男同学都很愿意和吕丽萍搭戏,可是吕丽萍是北京人,每到周末总要回一趟家看望父母亲。为了既让家里人放心,又不耽误和同学排戏,她往往在星期日白天排戏到下午四点多钟,回家去吃一顿晚饭,七点钟之前再赶回学校。

姜文、刘斌、丛珊这几个北京学生也同样从未为了周末回不了家而抱怨过。

这种紧张的学习节奏贯穿了四年。即使在寒暑假期间,教学小组也布置了许多假期作业,需要学生按时完成,不得喘息片刻。

难怪有的学生开玩笑说:“老师们就是怕我们休息!”

严师不怕学生“耍赖”

我有时也问自己,是否这样把学生逼得太狠了?可是“教不严,师之惰”呀!据说女排队员在争夺世界冠军之前曾发誓,胜利后再也不跟着袁伟民教练打球了。可是当她们真的在日本夺得奖杯,却一起将第一杯庆功酒献给了袁教练。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获得成绩和荣誉的时候,队员们才能认识到过去付出的意义才能理解严格训练的价值和教练的苦心。

记得有一次,郝光演完毕业剧目《司加班的诡计》,累得浑身被汗水湿透,躺在地板上不想起来。我正好从舞台上走过,催他赶快起来立即把戏服脱下来晾干、熨平,否则第二天湿漉漉地无法穿出场。

郝光耍赖说:“我都不想起来了。”

我也回了一句:“快起,演戏累不死!若有不测,我给你写悼词。”

这句玩笑话郝光一直记到现在。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经常见诸报端的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对我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我至今也并不排斥这种训练方法,只要运用科学方法,“严”之有理,并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作主动性,达到“紧”中有“趣”、“忙”中有“获”,学生是不会反对的,家长也是拥护的。尤其当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之后,就会认识到这种紧张、忙碌的价值,从而引以为荣。

练习探路创造思维

“姜文现象”的另一个特点是乐于创造、突显独特的内质。最初我们运用“观察人物练习”教学法时,尚未得到教研室的肯定,因此在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时,我们选取了两个“观察人物练习”参加汇报,想试探一下校内师生的反应。

第一个练习名叫《理发店》,是曹力和贾玉兰创作的。贾玉兰演一个爱时髦的农村姑娘,来到大都市看一切都新奇,想学着城里女孩的样子烫个头发,但一怕钱不够,二怕烫坏了反而不好看、难见人,因而与曹力饰演的那个看不起农村人的理发师傅发生了种种可笑的矛盾。事情并不复杂,但学生是怎么让这个“练习”开始的呢?

幕启之后理发师傅百无聊赖地坐在理发椅子上剪指甲,这一个动作暗示出理发店生意清淡,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理发师傅是不应坐在客人使用的椅子上的),以及那种孤寂、无聊的气氛。这时,在剪指甲的“啪啪”声中有人怯生生地推开了门,伸进一个脑袋来问:“师傅,理发吗?”这位理发师傅一听就来气,心想:没长眼睛呀?理发店不理发难道卖肉呀?于是一场有趣的冲突就在这种心态下展开了。

另一个“观察人物练习”是姜文和李一哲的作品。姜文扮演一个胆小的牙病患者,李一哲扮演一位不称职的医生。只见医生一面准备给病人拔牙,一面还不时去接各种私人电话。五花八门的手术工具在医生漫不经心的摆弄下显得有点阴森恐怖。而患者是一个极怕动手术的人,医生的心不在焉使他更加提心吊胆。他一面求医生“轻一些”、“多打一点麻药”,一面心神不宁地盯着那些钳子、探针,恨不能“临阵脱逃”。

医生给患者打麻药针时,电话铃响了。医生的目光移向电话,病人怕他把针管留在嘴里就去接电话,手在空中比比划划。

医生本来就对这个又胆小又挑剔的病人心存不满,电话铃又响得不是时候,于是把一腔怨气发到了病人身上,压着声音冲他吼道:“别动!针头弯了谁负责?”真灵验!病人比划的手停在半空中不动了。

打完麻药,医生立即去接电话,好像是女朋友打来约他晚上见面。病人捂着腮帮子,瞪着一双惶恐的眼睛,听着医生在电话中温情脉脉的声音,真有些失魂落魄、心有余悸。

到了拔牙的时候,由于病人的不配合,双方都在拼命较劲,病人下意识地一把抓紧了医生白大褂的衣角。不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病人一面使劲抓着白大褂,一面在心里祈求医生在这种要命的时刻千万不要分神。好不容易把牙拔下来了,医生赶紧去接电话,而他的白大褂还紧紧地被患者抓在手里呢。

我在此并非想说明这些“练习”的结构如何地好,事实上这只是最早期的“练习”,大家都还没有找准做这种“练习”的方法。但是,从这两个“练习”的某些细节中可以看出学生独特的创造才能,如理发师傅无聊地剪指甲、牙病患者由于怕疼而紧抓医生白大褂等。

“约会”震惊中戏老师

八○班的学生们一向力求达到创造的人物各有特色、令观众耳目一新的目标。记得刘斌创作了《见面之后》这个“观察人物练习”之后,做了一场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总结发言。

《见面之后》表现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经人介绍去相亲后的情形。母亲急着问他对女方的感觉,他心里美滋滋、甜蜜蜜的,可顾及“大老爷们”的自尊和矜持,又不愿爽快地说出来。母亲越是急切,他越是不慌不忙,好像存心气人似的:这个练习的趣味就在于小伙子的心理刻画。

刘斌说,自己为了表现出人物相亲回来后的“心里偷着乐”,在台上走了一个横着的“S”形。这样既可较充分地展现他掩饰着的得意,符合他此时此刻特定的心理,又找到了招呼母亲的心理、形体行动:小伙子心里喜不自胜,一边走一边回味方才的会面;可对于母亲的追问,若说对方好,显得自己有些猴急,若说对方不好,又成了违心说瞎话;再说,还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态度,干脆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摇摇晃晃地走一个“S”形,就可以在小小的舞台上延长他从外面走进家门的时间。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悠悠荡荡地踢着地上的石子,一摆一晃地往台中央走去,再用动作来向母亲打招呼:我回来了……刘斌的总结发言使得教学小组的老师大为震惊。他较准确地分析了人物的心理,且这种心理状态又展现了这个年轻人的特定性格。

不仅止于此,记得刘斌当时还运用调度、形体动作为展现人物的内部自我感觉作了精心的设计构思,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将同学们的这类总结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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