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疼李银河的另一个人也走了

作者:李银河

 

继丈夫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再次面对了亲人死亡。

妈妈是一年前走的。她走得很平静,在88岁的高龄。

好几位妈妈的好友都写了纪念文章,可是我一直没写。在我心中,妈妈就是一个妈妈,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慈祥,像所有的妈妈一样爱孩子,也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过度节俭。

直到最近,我在做性别研究时,重新翻出了当初对妈妈做访谈时留下的录音记录,我才突然间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出类拔萃。

我做社会学,关注的都是社会和人的常态,那次访谈访问的是几十位各式各样的妇女,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访谈中会问到她们和丈夫是不是平等、谁做家务事、如果能选择回家愿不愿意回家等等。

谈的过程中,妈妈总是用一种挑战的口气回答我的问题,谈完之后妈妈说了一句:这些问题不好,没有意思。我当时还不大高兴,现在重新听才发现,妈妈之所以不喜欢这些问题,是因为这都不是她的问题,就像福柯说的:这不是我的问题。妈妈所关注的问题早已超越了这些。

李小江做中国妇女的口述史,曾邀我访问妈妈。我当时很忙,此事就拖了下来,现在我很后悔,因为妈妈她们这一批“三八式”的干部,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恰恰是中国妇女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

正是这些参加革命的女性或称女性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了先河,也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妈妈在我的访谈中说:“1936年我师范毕业了就自己找工作,回到新野县小学教了半年书,后来又回我的母校邓县女中教了半年书。后来七七事变我就出来(去延安)了。那时我有个老师是地下党员,介绍我们去参加革命了。”

妈妈是裹过脚的人,在河南农村,姑娘脚大是嫁不了好婆家的,所以妈妈被她的妈妈裹了脚,幸亏裹得不是太小,时间不是太长。妈妈就是用这双“解放脚”跟那批热血青年一起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去的。

唱歌的事是我看到妈妈一个简短的回忆录里写的:在妈妈还没有老到不能写作时,我劝妈妈写回忆录,可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愿写。

妈妈和爸爸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凤毛麟角。听妈妈说,她上世纪30年代末在山西昔阳做县委宣传部长。

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浪漫。

这大概也是我长大后喜欢浪漫爱情的源头吧。

爸爸跟着解放大军初进城时,风流倜傥,像很多男人那样有点花心,对一些漂亮的女同事有点过于热情。闲话传到妈妈耳朵里,妈妈一点不像旧式妇女那样哭天抢地、痛心疾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感觉就像清晨散步。这句话把妈妈作为一位有独立生活天地的新女性的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与爸爸的关系充满自信。 据我的观察,爸妈的关系是和谐的,充满感情的,尤其是平等的。“文化大革命”中,家里的房子被收走几间,有一阵我在父母屋里的沙发上睡觉。每天早上六点半,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都准时收听新闻,之后有长时间的议论,我能听出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忧心忡忡,也听出了他们观点的和谐一致。

父母关系的平等还表现在为我们取的名字上。两个姐姐姓爸爸的姓,我和我哥哥(他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姓妈妈的姓。这样起名完全违背了我国传宗接代的传统。

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演,题目是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讲到孩子可以随母姓,我举了自己的例子。由于马来西亚是中华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来听讲的又有许多华人,听众们兴奋地讨论起随母姓的事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中国男女平等事业的钦羡之情。

我也在略感意外之下生出了一点自豪:即使在西方社会,女权主义闹得如火如荼,女人结婚后还大都要冠丈夫的姓,更不要想孩子随母亲姓。所以我认为,妈妈无论在公在私,都不愧是一位“妇女先锋”。

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报社”这个词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就是“家”的意思。看病去“报社”,上幼儿园去“报社”,洗澡去“报社”。妈妈的工作和家庭早就融为一体。

正因为如此,在我访问妈妈时问到如果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样她选哪个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古怪,不怪妈妈没好气地说: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女人回家的说法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笑谈。

妈妈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具体都有哪些争论、经过哪些斗争我不了解,但是“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这都是她多次采访报道过的人和事。

记得那年她在改革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

妈妈是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因为长期搞农村,她的感情就给了农民。我还隐约记得,那时我也就七八岁,妈妈爸爸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几个小孩去公园。

有一次我们去了天坛公园。天坛公园那时候又大又野,里面还有农民种地。妈妈爸爸见到农民,就会过去跟他们问这问那,问他们的收入,问蔬菜的价钱:我后来做了社会学,启蒙的根子也许该追到这儿吧。

妈妈对农民的感情还表现在对她的保姆身上。她是一个安徽无为的农妇。妈妈为了让她多挣钱,允许她在闲着的时候到别处去打工,一般的雇主都不会答应保姆这样做的。妈妈还无偿地接待她的儿子女儿亲戚,以致每星期我回家看妈妈,保姆那屋总是人声鼎沸。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家就像个大车店。过春节、劳动节、妇女节妈妈还要给保姆发节日奖金。

报社北边的农贸市场一开张,妈妈就成为那里的热情顾客,再不去国营商店买东西了。好像在那个农贸市场上卖菜的农民就是“农民富起来”的象征。就连沙发、写字台之类她都请街上游动的农民木匠打,钱不少给,打出来的沙发硌屁股。

我隐隐地觉得妈妈是在为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搞副业做忏悔、做补偿呢。

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妈妈。

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的总结。

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妈妈对于钱财非常淡漠,她在用钱上是两个极端:对自己竭尽克扣之能事;对他人却大方得要命。妈妈吃饭之简单是出了名的。听报社的人说,报社食堂一点儿破菜汤一个馒头就是她的一顿饭。

妈妈住的地方也没有正经装修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外地亲友来京看望她时惊为“贫民窟”。可是妈妈给希望工程捐钱却不吝惜。

有一回,河南老家的村里来信劝捐修小学校,妈妈一次就寄去一万元。这在她一生的积蓄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农村老保姆退休她坚持要给退休金,念她在我家照顾父亲和她多年,妈妈给了她两三万元的退休金。而她留给我们四个孩子的“遗产”总共才几万元。

妈妈对于“名”也很淡漠。妈妈在写作上有很高的抱负,可惜并没有实现。这是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的。

那次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及什么是她心中理想的女性,妈妈却所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我写的那些都远远不是我想写的。我知道,这就是报社的老人纷纷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妈妈从来不动心的原因:她所写的东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她最想写的,也远远没有达到她心目中的高度。而且她并不在意出名。

其实,妈妈写作和说话都特别生动,这是妈妈的特点。我看她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感觉的确是这样。

还听说,当年闹形式主义、左倾思潮的时候,人们写作说话都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的,可是妈妈生动的个性使她不甘寂寞,以致人们竟然都特别爱听她的检讨,她即使在检讨中都不爱用那些套话。比如她在谈到自己的身世时曾说过自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是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从小就被送到舅舅家去住,小小年纪就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作文盲老太太。报社一位老阿姨给我讲过一个妈妈被人传为笑谈的轶事。有一次,妈妈到报社前面的小书店去买书,那个小年轻的售货员问她:老太太,你识字呀?妈妈笑眯眯地说:识得几个,识得几个。

按照几率,在妈妈这个岁数,又是个女的,百分之七八十应当是文盲的。这个小青年万万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奶奶岂止是识字,还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人呢。

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妈妈以她淡泊名利的一贯作风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

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我觉得妈妈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她的生活相比之下是精彩的。

虽然她的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她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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