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思成的婚前婚后

作者:林洙

 

1953年我调到清华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丈夫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

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

一封求婚信

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梁思成前妻林徽因)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亲爱的××: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哈哈!您居然脸红了。”

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知音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开始从书架上的《文艺月刊》、《收获》等刊物中的短文谈起,我们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和林先生交谈都是她说我听,现在却相反,往往是我说梁先生听,他很少打断我的谈话,总是专心地、静静地听。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眼下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

一天,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只是近因。”我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要能真诚相待,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做到真诚,互相之间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谅解与体贴。”

梁公不住地点头说:“是的,是的。”

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

一纸“申请书”

一天,梁公拿出一本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给我看。这是林先生去世后他整理的,一个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抄录了林徽因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的作品。我读着林徽因美丽的诗句,看着梁公那一行行漂亮的字,感到这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最后一句是:”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那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荣幸,和梁公一起欣赏林徽因的诗。同时也感到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在我心中升起,它迅速地膨胀着。

第二天我刚进门梁公就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你已经看到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静寂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无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送你走后,怎样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同时我又似乎并不十分惊讶,觉得也很自然。在我看信的时候梁公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我一看完信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并低声地说,“好了,完了,你放心,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神色直视着我。我只是迷迷糊糊的,耳边响着他的话:“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梁公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我只是哭,一下扑到他的怀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永远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与徘徊,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我们也没有海滨湖畔的浪漫嬉游。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永远铭记在心中的美景来回味。我们仅仅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终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了。

然而这一决定却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他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往往是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了,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婚后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

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

无可推卸的责任

思成永远是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快乐。他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即使没有小故事,平时说话也那么诙谐有趣。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眉(我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四十四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四十五公斤,一个四十七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大坏蛋!”

“眉,你知道你的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我含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唉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他的左腿略短,我知道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出生时是个畸形儿,两条腿撇开,两个脚尖相对,还不一样长。我生在日本,父亲请了一位日本的外科大夫给我治病。他建议把我的两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以后我的腿果然治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脚板还是斜的,不像正常人是平的。”

婚后一段时间,我渐渐看出思成不喜欢我的大孩子哲,他疼爱小女儿彤。他对两个孩子在感情上的差异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哲儿从小多病,他能否活下来我曾一度失去信心。由于体质病弱使他不能正常地学习,并失去很多与同龄儿童一起活动的机会,这就养成他比较内向的性格。由于经常缺课,学习成绩自然较差,但他自己常做点小玩意,动手能力略强。

思成的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气门嘴与国产车不同,所以打气筒不用带夹子的气嘴。一天哲把打气筒给装上了一个夹子,正碰上思成要去开会,车子没气,气筒又被哲改装了,怎样也打不进气去。他一脑门的气冲我发作出来,我没吱声,但整个晚上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亲密气氛。寒假时彤儿带着全5分的成绩册回来,哲的记分册出现了一个2分两个3分。思成很不高兴地批评他,哲一声不吭,把思成的一杯水喝得精光就走了。思成同样冲我发了火,又是一个无言的夜晚。第二天思成到城里去开人代会,一周内不回来。他留下一张条子:“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沉默,你知道我的工作多么繁忙,需要休息,需要安宁。不能总为一点小事对你左哄右哄,千求万求。对哲我已经越来越失望,越难以忍受他的缺点。也许我应当帮助他改正。但一切均受到我的精力和神经的限制,恕我不能奉陪了。”

这封信使我又委屈,又伤心,我哭了。我想起社会上多少再婚的夫妇,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与继子女的关系终究不得不离异,难道我与思成也逃不出这个命运?对孩子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许需要我做出重大的牺牲,当然也会包括最珍贵的爱情。但是思成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冷静地考虑后认为思成有正确的一面,尽管这是个很难处理好的关系,但是我要努力。

当天晚上他打回电话,我知道他有点后悔早上留下的便条,我告诉他,我会把我的想法写给他。第二天我托张光斗先生给他带去一封信,谈了我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

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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