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撮合了龚澎和乔冠华的婚事

作者:冯亦代

 

老妻安娜在世之日,每值黄昏,暝色四合,我们在书案前相对而坐,已倦于读书写作,往往掩卷停笔,相互谈些友情往事。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龚澎。她与安娜是少年同窗,我与她却是盛年时的挚友。龚澎去世倏已二十载,我们总觉得应该写些文字,以志我们对她的哀思。但是头绪纷纭,不知从何落笔,所以岁月递嬗,到头也没写成。现在安娜谢世也快百日了,我若不了此心愿,总觉得对不起她们。

我常常感到安娜的记忆力特别惊人。她就学于上海教会女校圣马利亚,新旧约圣经是她们的必读书,研究外国文学离不开《圣经》,所以我碰到什么问题,她马上可以回答得一清二楚;即使外国古典文学巨著中的一些故事,她也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颇以为奇,她则说这是维航(龚澎原名)之赐。原来维航是个书迷,天资又很聪明,功课之余,就是读英文小说。安娜又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她们二人不但同一年级,又同住一间宿舍。

维航有两件法宝,一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一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读得废寝忘食,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着饥饿看书,以后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铁桶马宝山饼干。她得了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也不上饭厅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果,一面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

一书看完又看一书,一桶饼干完了,父亲又给送来一桶。安娜既是书迷,与维航成了莫逆交。维航读了一书讲给同学听,安娜读了一书也讲给同学听,记不住的就重新翻阅。

这样等二人毕业时,学业不过尔尔,但对于英语根底,却打得很结实。

安娜以感激的心情思念龚澎,觉得当年如无龚澎的提携,就读不了那么多书,她以后也难以靠英语谋职。她们二人中学毕业就分了手,龚澎北上读燕京大学,安娜则进了上海的沪江大学。但是这几年英语小说也不是白看的,她不但记住了一些名作巨著的故事,甚至可以讲出一些细节,而且养成了她随时读书的良好习惯。

维航和安娜之交成莫逆,还有另一个理由,即是她们虽身在教会学校,但对于宗教总有种逆反心理;她们二人当时在学校里是以“异教徒”闻名的。

抗战军兴,第二年我和安娜避地香港,随即结了婚,但她总常以维航为念。

行文到此,我不得不谈到乔冠华。

在港时,老乔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安娜常常叹说,如果维航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时,安娜根本不知维航身在何处,至于我之知道维航则是浅而又浅的,印象中讲到维航总和她那只马宝山饼干桶联系在一起。

可是事有凑巧,太平洋事变后,1942年老乔从香港撤退,经华南游击区到了重庆,就住在我家里。但是后来被军统的王新衡知道了他的居处,他奉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住到《新华日报》去了,我们便较少见面。可他进城时,还是顺便到我家来坐一会。

有天黄昏他忽然来到我家,同来的还有龚澎,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等安娜下班回来我才知龚澎即维航。她们挚友重逢,自有一番欢欣。他们一道来过几次之后,安娜对我讲:“你还记得在香港说的话吗?我说维航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

于是我们在一旁察言观色,觉得他们的友情似乎超于普通的朋友,于是安娜和我便分头征求龚澎和老乔的意见。不想他们各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清或点破的人。就此我们做了月下老人,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后来老乔说周恩来副主席知道此事,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老乔来到重庆之后,我们承袭了在香港时的惯例,组织了个读书会,参加的人除老乔、龚澎外,还有戈宝权、杨刚、胡绳、胡风、徐迟、袁水拍、张朝彤和我等人,先是每周举行一次,以后因为老乔、龚澎等人事忙,便延长了举行的时间。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所得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

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支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

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二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暧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

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可惜那时的环境日益严峻,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左右竟布满了特务,监视室内人的行动。

原来这间屋子前面是户普通人家,突然有一天这家人搬走了,来往的人甚为杂沓。小街的进口处,也多了几个摊贩。有个修皮鞋的竟然无活计可干,坐在矮凳上瞎聊瞎扯。老乔注意到了,便暂时停止读书会的活动。

在与特务斗争中,也出了不少笑话,都是龚澎和老乔机智的斗法。有一晚我们举行读书会,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教训这两个特务几句,说什么事不可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这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遁去。虽然有龚澎和老乔的机智,但是在神仙洞横街上的读书会可举行不下去了,便暂时停了下来,一直等到以后唐瑜在黄家垭口山腰的三楹小屋落成(在1957年及所谓文化大革命中造成轩然大波的“二流堂”即指此处),我们才有重新聚会的机会,往往趁外屋人来人往热衷于跳舞时,我们几个人则在里屋谈话。

不过除了老乔谈形势外,并没有讨论,而龚澎因为事忙,就很少来了。后来连老乔也忙得可以,这个读书会便不得不最后解体了。

但这种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也仍极为愉快。徐迟说得好:“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1946年龚澎和安娜都怀孕了,看看临盆的日子快到,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龚澎如此,安娜亦复如此。照上海的习惯,婴儿要穿旧布做成的衣服,因为旧布柔和,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

有一天龚澎上我们家来谈及此事,我说只能把我的旧衬衣改制了。正在说时,忽然上海有人来,带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都是我大儿子幼小时穿过的衣服等。我们便将衣物一分为二,一份自用。一份给龚澎。以后安娜早产,龚澎则如期临盆,前后相距一个多月。龚澎养了个儿子,安娜则养了个女儿,各如初愿,皆大欢喜。

龚澎没有休息多久便恢复工作,有时外出,把孩子丢在曾家岩周公馆,就由周副主席帮着照管,哭了去抱,饥了去喂。我们都笑龚澎的孩子福大命大。

安娜在香港给冀朝鼎主持的平均基金会工作,香港沦陷后,她来到重庆便失业了。幸而这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舒宗侨承办美国新闻处出版的《联合画报》,这是一份送到沦陷区上空散发的宣传刊物,安娜去当了个文字翻译。不过养小孩她要哺乳,便又失业了。

以后孩子断了奶,龚澎便介绍她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去美国新闻处当一名从事文化交流的职员,也以这个机会帮龚澎做些工作。这时,欧美的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因为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也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常去聊天。

我从侧面了解,龚澎在这些新闻记者中间,威信是很高的,主要是由于她介绍了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谰言,龚澎的话也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

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对我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说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外国记者对龚澎十分欢迎,因为每次和她谈话后,都可以使他们得到可靠的消息,也扫清了一些他们心中的疑团。

也有一些为反动派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龚澎对此极为冷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人家,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当时任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她本人是个画家,自然爱好文学艺术,当时正在收集中国的一些绘画、漫画和少数民族美术工艺品等,预备拿到美国华盛顿去展览,造成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空气。

在搜罗展品之中,龚澎介绍了许多解放区的艺术作品,如漫画、木刻、剪纸等。费慰梅也十分信任龚澎,找哪些人的作品、找哪一类作品,大都征求龚澎的意见。她认为龚澎懂艺术,而且对一切持公正的态度,可以信赖。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先后回到上海。那时龚澎、老乔奉命办一份英文刊物(刊名可能是《中国文摘》,已记不清),委托我寻找承印外文的印刷厂,最后刊物出版了,龚澎和老乔都很高兴。

美国新闻处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事情是费正清提出来的,但是促成这部丛书之得以翻译出版,龚澎、老乔在背后没有少花气力。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但有利于中美文化交流,生活困苦的中国翻译家也因承诺了这一工作,而得到一笔可观的翻译费,于生活也不无小补。

马斯南路周公馆撤退前,周副主席曾经在福州路都城饭店的咖啡座接见了我和安娜,当时龚澎、老乔也都在座。周副主席要我帮助照顾一些文化人的家属和老乔的父亲,龚澎也交代了安娜一些话,作为临别赠言吧。

老乔则要我与外国记者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密勒氏评沦报》的小鲍威尔、美新处的贝玛丽和工合的彼得·汤逊等人。我在龚澎、老乔撤退到香港后,就和小鲍威尔等人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每两周碰头一次,主要谈的都是国共内战的真实情况,及说劝外国记者能设法到前线或解放区去亲自采访。

龚澎去港前又和我们谈了一次要安娜帮助周扬、欧阳山尊等三人的访美工作,而且希望如有人离开美国新闻处时,尽量介绍进步文化人去补充。

所以后来宋庆龄的儿童福利会要安娜去工作时,她便介绍了董乐山去接替她的职务。鉴于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和新闻封锁,我们必须打开缺口来应付。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收到老乔和龚澎自港托人带来的信,要我们在他们回来之前,暂时不要接受任何工作。

后来6月底我被列名华东二团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胡乔木同志要我参加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我问了廖承志同志,知道将来的局长即是乔冠华,便答应了。以后龚澎来京,她希望安娜能去外交部工作,因为龚澎任新闻司司长,但这时安娜已参加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同时她认为她与龚澎太熟,在一块工作不好,便没有答应,龚澎也理解了安娜的顾虑。

但是我们仍时相往来。

1957年我遭了飞来横祸,座上客一变而为阶下囚,虽然我在1959年底就摘了“帽子”,但直到“文革”浩劫终了,我才能真正直起身来做人。

我摘了“帽子”之后,便打电话找老乔,希望见他一面,但是他的秘书一味推挡,我大怒之下甩了电话。后来老乔来电话表示歉意,龚澎也打电话给安娜邀我们到她家叙叙,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来。

那天最令我吃惊的是龚澎的小腿肿得有饭碗口粗,她自己用手指一按,竟成一个深洼。我们劝她到医院治疗,她说工作太多实在分不出时间。

“文革”起来之后,我只有在早期看见老乔在王府井南口卖小报,瘦得形销骨立,当时也无法和他说话。从朋友间传来的消息,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她的腿肿得厉害,血压也不稳定,我们极为她担心。可不久我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画地为牢,不得自由了。

1970年我在湖北沙洋干校为“人下人”时,遇到刚从北京探亲回来的连贯同志,才知龚澎因脑溢血已经在医院中昏迷了几个月,我听了为之黯然。有种预感,认为我们将永远不能见面了,心情不禁十分低沉。而我的话不幸而言中,过不了几时,就听到了她去世的消息。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耿耿忠心为党的事业献出了一生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天道何在?我愤然、凄然。

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日子,彼时,安娜在全国总工会干校列名“黑籍”,待安娜获释,龚澎却过早去世。每忆及我们和龚澎、老乔的交往,我和安娜总是泫然欲涕。

人生得一知己,谈何容易!如今龚澎和老乔的墓木已拱,虽然我们常怀念他们,然而幽凡路隔,好友不可再得了。

悲哉!痛哉!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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