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为人讲童话的丹麦安徒生

作者:安徒生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打小我就只身闯世界,贫困无助。还好,遇到了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跟我说:“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我将通过从我的人生故事里所获得的启迪告知世界: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万能的主宰。

1805年,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小屋,住进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新婚夫妇。丈夫尚不足二十二岁,是个鞋匠,已显露出具有诗歌方面的天赋灵性。妻子比他大几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

婚前不久,年轻的丈夫已是个“自由”的修鞋匠,建了作坊和婚床。床架上残留的黑布提醒人们,在这张木制的床架上不久前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普伯爵的灵柩。4月的第二天,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黑纱、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啼哭的婴儿: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据说在我生下来以后的头几天里,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读点霍尔堡。他会以玩笑的方式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哭喊个没完没了。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得震天响,弄得那位妈妈总向他脾气暴躁的牧师大声说:“这孩子的哭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幸好有戈马德,我的教父,一位穷法国移民安慰她说,像我这样哭的小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歌越唱越好听。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床占据了。好在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宽敞、有趣味。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与邻居家之间隔着的排水沟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子,深受宠爱。妈妈总跟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好像是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的。她小时候,外公、外婆赶她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这样一幅情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想像里,想起便不禁落泪。我在《即兴诗人》的老多米尼加和《不过是个提琴手》的克里斯蒂安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两种不同的性格。

父亲汉斯·安徒生凡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惟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的时间给我做玩具和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给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文法学校,但没别的办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镇上有几个富人曾说一块儿给他凑点钱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可也从未忘记过去。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订做一双新鞋,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时我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

那个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他不大和同行交往,倒是常有亲朋来我们家。如我刚才所说,冬天的晚上他给我大声朗读,给我做玩具;夏天,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我去林间散步。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坐着沉思。我乐得到处跑着,把采集来的草莓编成花环。妈妈则只有在每年的五月,林间的树木绽出嫩芽的时节才和我们一起愉快地散步,穿上她那身也只在这个季节或去领圣餐时才穿的褐色印花棉布衣服。我记得这是那些年她惟一一件也是最好的长服。每当散步回家时,她都要带回一大抱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要把带叶的小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以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我们用绿树枝和图画装点着小屋。妈妈总是把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而且,她一定要让亚麻布的床单、窗帘都是雪白的。

对我有记忆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里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儿的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那时很小,还得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那种描写有关盗贼和强盗故事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的地方听里边坐在纺车旁的男男女女们唱歌。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格格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又关上了。楼梯十分陡峭。他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侍候着。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点什么,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在我的想像里,还是就在现实里。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都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像着自己进入到一座满是强盗的城堡,倒是挺开心的。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也不知道别的,就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当很多的风俗和传统从首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在这里仍然可以找到踪影。一些行会、协会“移动标记”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挑着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对此印象极深,说起来是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被画得除了鼻子是自然的肤色,一边被涂成黑色,一边是鲜亮的红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得承认,真是够远的。但我清晰记得,我曾带着一个贵族的全部自尊反对与这位“丑角”有任何的沾亲带故。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装饰着花冠的肥牛走过街道,牛背上骑坐着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海员也成群地挥着旗子参加狂欢游行,还有乐队。最后是两个勇敢者在两条船之间的一条木板上进行角力比赛,谁没有掉下水谁就是胜利者。

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这一记忆常会被人们不停的谈论所唤起,是1808年西班牙人驻扎弗恩岛。丹麦和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盟约,而在此之前,丹麦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由旁特柯夫的王子、伯那多蒂元帅指挥)为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已一起驻扎在了弗恩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三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着深褐色服装的士兵拉着加农炮喧闹地穿过街道,他们炮击了主教住区前面的集市。我眼见这些外国士兵摊开了四肢,不是躺在人行道上,就是躺在被毁掉大半的格雷菲斯教堂一捆捆的稻草上。科尔丁城堡被焚毁了,旁特柯夫来到欧登塞,那儿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四周的乡间学校都变成了营房,田间和路边的大树下,举行着弥撒。据说,法国士兵很骄横、傲慢,西班牙士兵比较友善,而且,他们之间仇恨很深。可怜的西班牙人最叫人同情。

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赤裸着的胸前的一个银像上。妈妈气坏了,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可我喜欢那个银像,喜欢那个士兵绕着我跳舞。他亲了我,哭了。他一定在西班牙家乡有孩子。我看见他的一个战友因杀了一个法国人而被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士兵》由查密索翻译成德文以后,变得非常流行,并被作为原创的德语歌收进了德国的《战士之歌》。

像我三岁时发生的这件事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是1811年我六岁时大彗星事件。妈妈不是说彗星将毁灭地球,就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提到的可怕的事吓唬我们。这些在邻里之间口口相传的迷信的东西,我当时却把它当成深奥的宗教真理一样奉若神明。我和妈妈还有一些邻居,站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非常吓人的一幕:一个拖着闪光发亮尾巴的巨大火球。

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不祥的预兆和末日审判。父亲也参加进来,他压根儿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给了一个可能正确,至少听起来像是正确的解释。但这却叫妈妈叹气,邻居摇头。父亲则是大笑而去。我可真被吓住了,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说的。晚上,妈妈和祖母说起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解释的。

哪怕有时只是呆上一小会儿,祖母每天都要来,看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因为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个不起眼,却最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她已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沦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好笑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但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极深印象的倒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德国一个叫“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贵族小姐,如何从她的父母家出逃,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

一年有两次她要把从花园清理出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和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允许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来窥视我们。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一小段路来到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儿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单间。

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特别动人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的门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地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我想,即便是成人也忘不了这一幕情景。我觉得她的指尖都碰到我的衣服了。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吓得半死。

紧挨着焚烧枯叶火炉的地方有一间专为穷老太婆预备的纺纱房。因为能说会道,很快我就成了他们中最受欢迎的常客。他们说:“小孩聪明如此活不长。”我倒挺自鸣得意的。我偶尔还能听到大夫讲的有关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什么心、肺、肠子等等,足够我把这些当成向老太婆们发表即兴演说的谈资。我毫不客气地在门上画了一大堆代表肠子的圈圈,大谈心、肾。我所说的一切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个异常聪颖的孩子,为了犒赏我的喋喋不休,她们给我讲童话。一个像《天方夜谭》一样精彩、丰富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了。这些老太婆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病人的影像,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很迷信,夜幕降临时,便不敢出门了。因此,我常常在日落时就上了父母的床,拉紧花棉布窗帘。屋子里有灯光,还不时传来说话声,可我竟孤独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和梦境里,仿佛现实世界都不存在了似的。“看那个小乖乖躺得那么宁静安详,”妈妈说,“他可真有点不同寻常,好在没有任何坏处。”

我很怕我那头脑发木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很正式地招呼我“先生”,真叫我不习惯。他常用木头雕刻一些稀奇古怪的诸如兽头人、带翅膀的动物、怪鸟之类的玩意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很受农妇们的喜爱。由于他给她们和孩子们带去了这些好玩意儿,她们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一天,当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街上有一群男孩追在他身后喊叫。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边,我毕竟是他的骨血。

我几乎不和其他的男孩玩,即便在学校,我也不参与他们的游戏,只是在屋里坐着。

在家里,我有父亲做的好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换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能叫磨坊主跳舞的踏车,有好几套透视图,还有很多逗趣的小玩意儿。而且,我极有兴致给布娃娃缝制衣服,或者在院里偏僻的醋栗灌木丛旁,以扫帚柄和墙做支撑,用妈妈的围裙拉起一顶遮阳挡雨的帐篷。我坐在那儿,凝望着醋栗灌木丛的叶子一天天生长,从幼小的绿嫩芽儿长到枯黄的大叶子落下来。我是个少有的太耽于梦幻的孩子,经常闭着眼四处走动,以致让人觉得我好像很弱视,其实我的观察力出奇地锐敏。

有位老教师自办了一所小学,她教我认字母表,如何正确地拼写、阅读。她常坐在靠近时钟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时钟敲正点时,里边会跑出一些会动的小人。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粗荆条,在大多是女生的教室里转来转去。学校规定学生拼字母时必须大声读出来,也不嫌吵。妈妈在我进校时就和老师约定不能打我,所以我没挨过那根荆条的打。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被抽了一荆条时,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跑回家,要妈妈给我转学。妈妈真给我转到了卡斯登先生的男校。那儿也有个女生,比我大一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跟我谈论什么有用、实用、打工之类的话题,并说尤其想学算术。照她妈妈的说法,学好了算术,将来就能到一些大的庄园里当牛奶场女工。我说:“等我成了贵族,你可要来我的城堡啊。”她取笑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一天,我画了一幅城堡图,向她保证说我出身高贵,而且,有上帝的天使下凡和我说话。我对她使出了在医院应付那帮老太婆的招儿,不过对她不灵。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神经不正常!”

听了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这么说本想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谁知却让他们觉得我和爷爷一样神经不正常。后来,我再没和她说过类似的事,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卡斯登先生惟恐我被撞倒,总是拉着我的手。他很喜欢我,给我蛋糕、鲜花,时不时还轻轻拍拍我的脸颊。一天有个大个子男孩没有复习功课,他被罚手拿课本站在桌子上,我们都坐在桌子周围。我伤心极了。老师原谅了违规者。后来这位可爱的老师成了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前他还住在那儿。有人告诉我,当这位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他会笑容可掬地跟大家说:“知道吗?也许你们不信,我这个穷老头子是大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在我的学校里上过学。”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眼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

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了我的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了他钱。”

我在虔诚和迷信中长大,对穷困为何物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靠双手辛苦挣饭,但对我来说,日子过得却很富裕。我的穿着甚至称得上帅气:一个老婆婆改了父亲的衣服给我穿;母亲把三四块丝绸缝在我胸前,跟马甲似的;她还把一块围巾系在我脖子上,扎成一个大的蝴蝶结;头发用肥皂洗过,梳向两边。如此穿戴就很像模像样了。

第一次和父母去看戏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时,欧登塞已经有了一座不错的剧院,我想一定是特兰普伯爵或哈恩伯爵的公司最初开始经营的。我看的第一场戏是用德语演出的,导演弗兰克善于排演歌剧和喜剧。我看的是霍尔堡的《政治修补匠》。我不知道作曲是谁,但很明显,这个本子是改编成德语歌剧的。剧院和剧院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无法使我相信将来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诗人。父母后来告诉我,我看到剧院和里边那么多的人,第一声感叹竟是:“如果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桶的黄油,我得吃多少啊!”但很快,剧院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我只能是偶尔才去一次。每年冬天我都和剧院负责在外张贴广告的彼得·琼克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我每天都把他给我的海报尽心地贴在我家附近。即便去不了剧院,也能坐在家里的一角看着海报,由剧名和剧中人物来想像一整部喜剧。这是我第一部无意识的文学作品。

父亲不光喜欢读戏剧、故事,还喜好历史和《圣经》。他常陷入沉默,掩卷而思。每与妈妈提及,却得不到共鸣。他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一天他合上《圣经》,说了一句:“耶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那么地不同寻常。”妈妈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瑟缩着祈祷上帝原谅父亲无端的亵渎。

“世上根本就没有魔鬼,它只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回听父亲说这话,心里对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早晨,父亲发现胳膊上有三道划痕,大概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但我和妈妈以及邻居们都绝对相信,那是魔鬼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在夜间降临了。父亲没有什么朋友,闲暇时,他最喜欢一个人呆着,或带着我去林中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乡村,正好机会来了,弗恩岛有座庄园需要个鞋匠,就得住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免费得到一间房子,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养牛的牧场。有了这些,再加上为庄园日常的工作,便衣食无忧了。谈起这事,父母都觉得要是得到这份差可就美死了。但父亲得先试工。庄园派人送来一块丝绸,要父亲做一双舞鞋,皮子要自己出。那段日子,我们整天谈的想的,没别的,都是这件事。我是多么企盼能坐在那个长满鲜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听布谷鸟唱歌。我热切地祈祷上帝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是他能赐予我们的最大快乐。

鞋终于做好了。我们庄重地凝望着这双鞋,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父亲用手帕把鞋包好,出门了。我们坐在家里,等着他满怀欣喜地回来。但等他回来,却是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他说,那位夫人连试都没试,只不过挑剔地瞄了一眼,说丝绸弄坏了,不能雇佣他。“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我也宁愿浪费我的皮子。”父亲说完,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下来。

想到在乡间生活的美梦就这样泡汤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想上帝还是能够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的,如果那样做了,我就会成为农夫,未来的生活将和现在完全两样。打那以后,我常想,上帝是否是为了我未来的命运,才不降福于我的父母。

后来,我夫妻去世了,妈妈再婚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个年轻的修鞋匠。虽然他家也是手艺人,却觉得这门婚事降了他家的门第。因此,不仅不让妈妈,也不让我去看他们。继父是个平和的年轻人,好脾气,生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他说不干涉我如何受教育,而且确实允许我由着自己的癖好自由发展。于是,我完全生活在我的图画和木偶剧院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我搜集了数量可观的彩色布片,亲手裁剪,做成戏服。妈妈觉得,假使我将来当裁缝,这倒练了手。在她眼里,我也许天生就是干裁缝的料。而我却说,我想当一名演员。这是妈妈反对的,因为对她来说,演员跟走钢丝的,以及打把势卖艺的都属一类。她说:“那样,你少不了要挨鞭子。为减轻体重,得老饿着。腰腿要柔软灵活,还得老喝油。”不,我得当裁缝。“看人家斯塔格曼,就是裁缝,地位多高。”他是城里最好的裁缝。

从妈妈描述成为裁缝的前景中,我获得的惟一安慰是,当裁缝就能为我的剧院弄到更多各式各样的布片。ß

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