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自行车的那些日子

作者:倪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大城市里,自行车是每个家庭必须拥有的中高档消费品。收入低的家庭买辆杂牌车用着,收入高些的就会想方设法买辆“凤凰”、“永久”、“飞鸽”之类的名牌车。更有甚者,还有“大链套”、“燕式把”、“锰钢叉”什么的高标准。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那个时代每个孩子都会有的梦想,我的丈夫王文澜更不例外。只是这一梦想实现后又在他的心里化成了一个永远也去不掉的情结。

在他开始对摄影着迷后,这一情结便促使他关注自行车、拍摄自行车,无论走到哪里。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王文澜用相机记录着中国自行车的昨天和今天,也记录着中国自行车的发展和变化。终有一天,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自行车不再是每个家庭的必需,也很有可能只是人们用来锻练的器械。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至今我没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从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七八岁的时候,我个子长得很高,那时我常骑着母亲的那辆大“国防”自行车。我的骑法很帅,也很野。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脚蹬子上,另一只脚从大梁底下跨过去,身体倾斜着,两条小腿蹬得飞快。我那会儿骑车通常不是为了玩,而是办事。家里没酱油啦,要去买块肉啦,或者打一壶啤酒啦。母亲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喊我,也总是那句话:快去快回。母亲根本不知道,我是骑着她那辆从来不用锁的破自行车,才能快去快回的,而一直以为我是跑着去的。因为母亲每次见我回来都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

偶尔母亲会说,人家骑车也赶不上我闺女那两条长腿,简直就是飞毛腿。直到有一天,我把暖瓶打碎了,把啤酒洒没了,把自行车摔散了,母亲才知道我的速度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摸过自行车,直到上高中的1976年,这是中国发生大事的一年。

那年毛主席逝世,学校里选上了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在学校设的灵堂为他老人家守灵。同学来通知我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震棚里哭泣,我记得母亲反复说,毛主席不在了,天就要塌了。“孩子,你去吧,这是再荣幸不过的事了。”母亲在我书包里塞上了两个馒头、两块炸鱼,走到门口,母亲指着她那辆“永久”自行车对我说,“骑车去吧,别晚了。”

母亲和我全都忘了,一晃快十年了,我早不会骑自行车了。人哪,就是这样,你意识上以为自己会骑车,你真的就会了。我骑上母亲的车,只觉得车座太矮了。17岁的我已经168了,我一路上晃来晃去,几次要摔倒,那段路还都是上下坡,真难为我了,只觉得过路的人都回头看我。我心里装着毛主席逝世这件悲伤的大事,两条腿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好像我天天都在骑这辆车。

为了能让同学们看见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三十九中门前那么陡的斜坡我愣是骑上去的。那一天,我光荣地为毛主席守了灵,却也惹了祸,我把母亲的自行车丢了,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忘锁车了。母亲哭得很伤心,不仅仅是因为毛主席逝世,更因为我把家里最重要的大件丢失了,而且是母亲让我骑的,这等于是她自己丢的,母亲的眼睛更红肿了。从那天开始,母亲早上五点半就要走着上班,从我们家到她单位整整七公里。

事后,我听见母亲跟邻居说,孩子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哭毛主席哭得把自行车都丢了。我真的哭得很伤心,其中也心疼母亲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我已经长大了。

又是几年我没有自行车骑了,我知道,这段没有自行车的日子里,其实心里一直都在骑着它,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渴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直到去济南上学后,我们家经济状况好起来了,母亲又买了一辆凤凰车。那年暑假我回青岛,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去永安戏院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青岛演出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

那年夏天,年轻而瘦长的我带着清秀的母亲,像一对轻盈的海鸥从我家沿着海边飞一样地冲向了大海。青岛的下坡路自行车是不用蹬的,我更加来劲了,我加快了速度,只是想让母亲更凉爽、更神气。

后来据目击者说,我母亲是从我的头顶上飞出去的,我和自行车分别摔到了两个方向。

那天晚上,我们当然没看成《枫叶红了的时候》。医生在给我们包扎伤口的时候,我听母亲跟大夫说:“本来我跟我女儿是要去看《红叶枫了的时候》。”

我一动不能动地躺在那儿哈哈大笑。“红叶枫了”,我和母亲都笑疯了。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都有些怕自行车了,却认识了一个酷爱自行车的人。王文澜对自行车的爱已经融入灵魂了。在他眼里,自行车仿佛有表情,像我们一样喜怒哀乐,每辆车都诉说着各自的感受。自行车仿佛也有灵魂,像我们一样衣食住行,每辆车都是活生生的。

我们刚约会那个春天,见面的地点常常是后海的那些小胡同。有时,我进了胡同不用找人,就先能找到他的自行车。好几次,我在自行车那儿都站了一个钟头了,他才背着照相机从四合院里钻出来。

冬天我们就推着自行车在筒子河那一带转悠,就那么在寒风里、雪地上走着,自行车就在我们中间。其实我知道,自行车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就像我永远背着一个书包,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就是习惯了。对我们来说,自行车是记忆的链条,是缘分的见证。

日后我们开上了汽车,文澜还常常把他的折叠自行车放在后备箱里,真可笑,有了四个轮子还不放弃两个轮子。文澜自有他的道理,许多胡同四个轮子进不去,他就用两个轮子;许多离得远的地方,他就用四个轮子。于是,他照片里就有了狭窄的胡同,也有了宏伟的长城。

我因为文澜喜欢自行车,也跟着爱屋及乌地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文澜逗我说:“你不会飞了吧?”

无意之中,后来竟然真的没有再骑过。文澜说,没骑过的自行车就不能算是你的,骑过它,你才算是主人。于是我至今也没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我的儿子才五岁,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自行车,骑车的那个模样简直就是他父亲克隆出来的。他现在周围的诱惑太多,不像我们那会儿的梦想就是一辆自行车。

我丈夫拍摄自行车后来出书了,这本书的名字是儿子写的,稚拙的字体与生活的厚重形成巨大的反差。其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在那些难忘的艰苦岁月里,我们自行自立,心中始终满怀希望,总觉得日子有盼头,总在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附录]王文澜文字:两个轮子的世界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自行车。如果你想让人们惊讶一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自己不会骑自行车,好像你刚从19世纪走出来似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骑着两个轮子在紫禁城内兜风时所引起的神奇涟漪,早已湮没在自行车王国的巨大漩涡中了。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一辆自行车,突然间又学会了骑,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骑车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难忘的经历,跟头摔得越来越少,你也就驯服了这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尽管许多小孩子骑在车座上脚还够不到蹬子,但在摇摇晃晃之中使梦想变成了现实,像是在完成进入社会的洗礼,一下子就长大成人了。

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有的家庭几乎每人一辆,全中国可能有近五亿辆自行车,平均约每两三人一辆。很难想象中国人没有自行车会怎样。目前,每个家庭里的“小皇帝”,几乎都是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绑着的加座上长大的。自行车就像一个个细胞,渗透到社会肌体里的每一个角落。

 20世纪80年代以前,尽管各地不停地生产自行车,仍是供不应求,对于“飞鸽”、“永久”、“凤凰”等名牌车,还需凭票才能买到。现在大变样了:赛车、山地车、电动车,集团的、合资的、进口的,品种繁多,五花八门,要买哪种真让你拿不定主意。当前世界能源日益紧张,环境保护迫在眉睫,自行车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两个轮子,像两个半球,不停地旋转出一个活生生的大世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像是在两个轮子上的国家。每当上下班的交通高峰,千百条小胡同里涌出无数辆自行车,大马路上的洪流又通过众多的立交桥汇成一条条气势宏大的长龙阵,这流动的长城,算得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吧!当你置身其中,会感到这像是在血脉中运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蕴藏着不尽的潜能,仿佛自行车也有灵魂、有脉搏、有呼吸一样。

 这么多的自行车,存放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恐怕每个骑车人都有丢车的经历,心里像被挖空了似的,过日子真的离不开自行车。一个人一辈子要丢上几辆自行车,丢了很难找回来,只有在记忆中找回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了。自行车跟人一样,也会生病,形形色色的自行车医院应运而生,星罗棋布。从事修车的人不会担心失业,手中的活总是忙不过来,红红火火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出行的选择越来越多,公交车、出租车、地铁、轻轨。骑车人的数量逐年下降,更多的人开上了汽车,自行车的功能由代步工具逐步转向休闲健身的时尚。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两个轮子快要被四个轮子湮没了。

骑自行车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当汽车因交通堵塞排成长龙时,我可以穿梭自如,走街串巷,采访拍摄得心应手。骑车同时,我也拍摄自行车:自行车上的爱情、家庭,喜怒哀乐……

自行车也经常骑我,每天回到家,我要一直把它扛到楼上的家中。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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