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写出《活着》之前干过什么?

 

当过牙医

朱威廉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我的第一份工作》,我马上想起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几年前朱威廉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创办了一个中美合资的广告公司,这个长着一脸中国相说着一口中国话的美国人,腿脚勤快地在上海的写字楼里上蹿下跳,甜言蜜语地招睐他的广告客户,那些客户一听说是什么中美合资的广告公司,立刻将朱威廉驱逐出门,心想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偏要假冒美国人。

那阵子朱威廉四面楚歌心灰意冷,差一点“美国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被逼无奈的朱威廉心生一计,穿上透明的白衬衣,将他的美国护照插在胸前的口袋里,让人一目了然,表示他不是假冒美国人而是假冒中国人,然后硬着头皮继续他的皮条工作,不料从此以后朱威廉绝处逢生左右逢源,才有了今天的“榕树下”。

现在应该说说我自己的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拔牙,我是19783月获得这份工作。那个时候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那个时候叫国家分配。我中学毕业时刚好遇上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可是我不思进取没有考上大学,那一届的大学名额基本上被陈村这样的人给掠夺了,这些人上山下乡吃足了苦头,知道考大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万万不能错过。

而我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头栽进卫生院。国家把我分配到了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让我当起了牙医。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睐顾客。我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我们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医。

我们的顾客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都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卫生院确实像是一家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老师主任之类的称呼。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卫生院发挥余热。现在我写下沈师傅三个字时,又在怀疑是不是孙师傅,在我们海盐话的发音“沈”和“孙”没有区别,还是叫沈师傅吧。那时候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牙齿。那一天是我们卫生院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腭或者下腭,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

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次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当时我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

在等待麻醉的时候,我实在是手足无措,这中间的空闲在当时让我非常难受,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支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

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就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我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一排大小和形状都不同的钳子时,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把?

于是我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他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不堪一击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后来遇上的,也就是牙根断在里面。刚开始牙根断了以后,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由他来处理那些枯枝败叶。

挖牙根可是比拔牙麻烦多了,每一次沈师傅都是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也就正式开始了。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工业托拉斯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这也是沈师傅教的。等烟抽完了,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得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情,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手艺的不断提高,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我们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和沈师傅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他给我说了很多旧社会拔牙的事。

沈师傅一个人住在海盐时常觉得孤单,所以他时常要回上海去,他每次从上海回来时,都会送给我一盒凤凰牌香烟。那时候凤凰牌香烟可是侈奢品,我记得当时的人偶尔有一支这样的香烟,都要拿到电影院去抽,在看电影时只要有人抽起凤凰牌香烟,整个电影院都香成一片,所有的观众都会扭过头去看那个抽烟的人。沈师傅送给我的就是这种香烟,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塞给我,不让卫生院的同事看到。

沈师傅让我为他做过两件事,可是我都没有做好。

第一件事是让我洗印照片,那时候我的业余爱好还不是写作,而是洗印照片,经常在一个同学家里,拿红色的玻璃纸包住灯泡后,开始洗印,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拿着镊子,夹住照片在药水里拂动,然后看着照片上自己的脸和同学的脸在药水里渐渐浮现。沈师傅知道我经常干这些事,有一次他从上海回来后,交给我一张底片,让我在洗印照片时给他放大几张。

那张底片是印在一块玻璃上的,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玻璃底片,是沈师傅的正面像。沈师傅当时一再叮嘱我要小心,别弄坏了底片,他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底片,准备以后用来放大做遗像的。我当时听他说到遗像,心里吃了一惊,当时我很不习惯听到这样的话。后来我在同学家放大时,那位同学不小心将这张底片掉到地上碎了,我一个晚上都在破口大骂那位同学。到了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告诉沈师傅,说底片碎了,然后将已经放大的几张照片交给他。现在想起来当时沈师傅肯定很后悔,后悔将自己钟爱的底片交给我这种靠不住的人。不过当时他表现得很豁达,他说没关系,只要有照片就行,可以拿着照片去翻拍,这样就又有底片了。

沈师傅让我做的第二件事,是他离开海盐前对我说的,他说他快七十了,一个人住在海盐很累,他不想再工作了,要回家了。然后他说上海家里的窗户上没有栅栏,不安全,问我能不能为他弄一些钢条,我说没问题。

沈师傅离开后没几天,我就让一位同学在他们工厂拿了几十根手指一样粗的钢条出来,当时我们卫生院的一位同事刚好要去上海,我就将钢条交给她,请她带到上海交给沈师傅。

沈师傅走后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又回来了,可能是在上海呆着太清闲,他又想念工作了,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卫生院,我们两个人还是在一个门诊科室。他回来时像往常一样,悄悄塞给我一盒凤凰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负责拔牙,一个负责写病历开处方,空闲的时候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钢条,我就问他能不能用上,他说他没有收到钢条,然后才知道我们那位同事将钢条忘在她的床下了,忘了差不多有一年。这是沈师傅最后一次来我们卫生院工作,时间也很短,没多久他又回上海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和沈师傅一别就是二十年,我没有再见到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写作,直到现在还在乐此不疲。我奇怪地感到自己青春的记忆就是牙医生涯的记忆,当我二十三岁开始写作以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是青春的记忆了。

这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的发现,更换一份工作会更换掉一种记忆,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二十三岁以后的经历,试图寻找到一些青春的气息,可是我没有成功,我觉得二十三岁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而牙医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绝然不同。十八年来,我一直为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无尽乐趣而沾沾自喜,今天我才知道这样的乐趣牺牲了我的青春年华,连有关的记忆都没有了。

我的安慰是,我还有很多牙医的记忆,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父子之战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

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

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嚎啕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开始担心他会出事,于是我只能立刻终止自己的惩罚,开门请他回来。

当我儿子接近四岁的时候,他知道反抗了,有几次我刚把他抱到门外,放下他之后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回了屋内,并且关上了门。他把我关到了屋外。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而我对他的惩罚黔驴技穷以后,只能起动最原始的程序,动手揍他了。

就在昨天,当他意识到我可能要惩罚他时,他像一个小无赖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爸爸,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

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

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那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

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

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有一次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 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疼。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

我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沫倒进了我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

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