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上学的时候就争强好胜

吴琼,黄梅戏舞台上的艺术家,流行乐坛上的“新人”,一个行走在古典与时尚边缘的女人。本文讲述了她的求学经历。当年,吴琼与马兰、吴亚兰、杨俊、袁枚并称安徽黄梅戏剧团“五朵金花”。可是,用吴琼的话说,就因为自己长得太“惨不忍睹”,所以尽管她的声音最好,唱得最好,却永远排在了马兰的后面。 吴琼说,当年在学校,因为被同学嘲笑长得太胖,倔强的她就拼命练唱,最终吴琼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只能唱老旦,反而演起了刀马旦(如穆桂英),倒是马兰成绩平平,演老旦。命运的转变发生在从戏剧学校毕业分到剧团以后,“那时团里要排《女驸马》,要到香港演出。如果分到A组,就是唱主角,分到B组就只能唱小角色。我估计,就是因为我形象太惨不忍睹了,剧团人怕把香港人吓着,所以,尽管我唱得比马兰好,可是最后马兰被定到了A组。这一分,可以说就分开了永远无法逾越的差距。”

马兰因香港的演出一炮而红,从此成为黄梅戏的领军人,不仅在团里排戏时场场担当主角重任,还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当主角,红极一时。吴琼呢,却从此只能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不仅如此,每每遇到央视拍戏曲电影电视时,导演总是冲着吴琼唱得棒约其见面,却在见面后悄悄找人与吴琼商量“能不能给电影配唱”,或是只配个主题曲,当女主角是连门儿都没有。

吴琼坦言,对于这种命运的不公,最初她很是不服,也曾嫉妒过马兰,“可是马兰的表现确实也无可挑剔,我也只有感叹命运捉弄了。”

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像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棚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像风一般飞扬。

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

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十八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像,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

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

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

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

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愣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像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

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十四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工夫)汗流浃背地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地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像。

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地走到最后一排,轻轻地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

“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

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

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像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像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

这样的描述,我感觉像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像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

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像,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

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

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

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

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

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

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

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像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