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对儿女非常冷淡

 

 

    老鬼的《母亲杨沫》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看到她的失败、矮小和世俗,记录了一个作家母亲的真实一生。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

    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

    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

    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

    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ú

  ù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

    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

    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

    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

    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

    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

    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

    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

    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极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

    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

    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  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

    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一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

    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