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觉得父亲陈毅是伟人

说实话,在他生前,我并不感觉到他是个伟人。而如今活跃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的父亲陈毅的形象是那样高大、眩目和令人崇敬,以至让我感到有几分陌生了。父亲留给我的全部记忆,或许只是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或许只限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幼稚肤浅的观察,但它充满真情。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愈见强烈,丰富着我对人生的认识。细细回味这一切,温暖着我激励着我的,仍是那亲切平凡的父子之情。

我排行老三。小时候仗着父母的宠爱,我非常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着幼儿园把我“开除”。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限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着:“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从此我再也没让父亲为我生过这么大的气。父亲并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倒是我母亲的性子很急,常为我学习不用功而发火,父亲却经常从旁劝解。有一年寒假,我跟着父母去广东潮汕地区。

母亲让我写一篇谈参观感想的作文,可我却犯了牛劲儿死活不肯写。母亲忍不住发起脾气来。父亲劝她说:“慢慢讲,不要着急,他还是个孩子嘛。”母亲的气一下转到父亲身上:“都是你,平时宠他,现在一句话也不听了!”听了这话,父亲也不高兴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了!真是莫名其妙!”父母的争执是因我而起,也使我猛醒,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夜我逼着自己通宵未眠,把作文赶写了出来。也许是发愤之作总有些可观之处,父母看了相视而笑,昨日的芥蒂在笑声中融化。

平时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我也从来不敢向父母提什么分外的要求。这么多年我只求父亲为我办过一件事:我上初二时,老师要我请父亲为校运动会题词。我想了多时,真不敢向父亲开口,在他的门口几次欲进又退。最后还是父亲看见了,叫我进门问清缘由。他像是看穿了我踌躇的心理,格外和蔼地说:“儿子的要求一定要办到。”第二天,他亲自把题词交给我,还说:“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重写!”当时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啊!

父亲常爱用诗词来教育我。他给我讲解毛主席的咏雪词《沁园春》时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要牢记这一点哟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他还用唐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说明革命成功之不易,告诫我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和地位上,要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这是父亲对我刻骨铭心的嘱咐,也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遗产。父亲酷爱作诗,每有佳作也常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吟出一句“宇宙无限大,万国共一球”,颇为得意,说“等有了时间要把下面的句子续出来”。后来他用这句作开头写了“示儿女”诗给我们。在他的熏陶下我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兴趣。

上高中以后家里开始给些零花钱,每月两、三块,我全用来买书,父亲发现了我的小书库常来翻翻。逢有他中意的书,拿走前还要打个招呼:“这本不错,我先看看。”父亲爱看我买的书,我是十分引以为荣的。

下围棋是同父亲相处最快乐的时刻。在棋盘旁一坐父亲就收起了长辈的尊严,我也感到十分轻松。两人平起平坐,杀得难解难分。父亲爱悔棋,当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悔起棋来也是当仁不让。结果是他悔两步,我悔三步,经常互相拉锯。一次母亲看我们下棋,见父亲悔棋,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和儿子下棋还耍赖皮!”父亲装着没听见母亲的揶揄还是照悔不误。母亲看不下去了伸手搅乱了棋局。棋下不成了,父亲开怀大笑:“老了,不行了,下不过儿子啰!”

父亲和他的同辈人

父亲曾对我讲过,在他小的时候爷爷曾让父亲兄弟几人谈谈长大以后的志向。叔叔伯伯们有的要当县令,有的要做府尹。爷爷听了很高兴,让奶奶给他们一人煎一个荷包蛋。轮到父亲,他回答说:“我不想当官。”爷爷一听脸沉了下来,说父亲没有出息。父亲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爷爷拍案叫好,让奶奶煎两个荷包蛋以资奖励。

父亲投身革命后,身经百战,历经坎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是很为自己的奋斗生涯而自豪的。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曾说过:“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全局,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比起他们我差得远。我有过动摇,当然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总的方面我是能够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他爽朗易处,谦虚自抑。因此在同辈人中人缘很好。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探望邓妈妈,正好总理从外面回来,看见我们,就说:“刚才还同主席谈到陈总在国外的访问呢!主席关心陈总的身体,我报告说陈总身体好,胃口好。主席却说:‘不见得吧?陈总胃口好就糟了,张茜同志听了一定不高兴。可别告诉张茜哟!’”

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些家庭琐事,主席、总理居然都知道啦!是呀,胃口好又怕发胖,是父亲最头痛的事。在饭桌上母亲总是管着父亲:这个不能吃,那个要少吃。管得多了,父亲就会抱怨说:“不要干涉内政嘛!”

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拿了个榴莲果到我家来,父亲叫母亲和我一起来吃。我们闻不惯那种味道谁也不动手,只是陪他们坐着。廖公劝我们说:“这是最好吃的东西,华侨吃了都不想回国,留连忘返么!”父亲说:“不要管他们,我们可以多吃些。”说罢两人食指大动,不一会儿一个大榴莲就吃光了。他们意犹未足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莲汁蘸着往嘴里抹。母亲一下子跳起来冲他们喊:“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就像小孩儿一样,脏死了!儿子在跟前坐着,你还真好意思吮手指头!”可他俩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加快速度蘸呀抹呀。一会儿工夫桌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对刘少奇伯伯是十分称赞的。记得1958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伯伯担任了国家主席,父亲问我们有什么想法。大哥回答:“感到有点儿突然。”父亲说:“这有什么突然呢?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七大’以来就是党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他集中精力做理论工作,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后来父亲还说过:“少奇同志党性很强,在他那个位置上,能主动做自我批评很不容易。”

对林彪,父亲似乎是有过微辞的。1964年12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叫我去看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毛主席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诗,勉励林彪养好身体。那时全国都在学“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林彪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他把主席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政治局诸成员。父亲对母亲漏了一句话:“只有他(指林彪)可以这样做,别人要是这样就是吹嘘自己。”显然他对当时不正常的党内生活是反感的。

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满满地摆了一客厅。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什么有水纹等,确实像博学之士。吃饭时父亲、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动郭老写“翻案文章”。

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1959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

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朝真暮伪何人辨”,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

在动乱中ú

ù“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

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不告诉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1967年1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

听着父亲的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指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

1967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

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

离别

1968年初春,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甚嚣尘上。江青曾召见了我的一个同学,指使他同我接近,向我散布“联动”言论(即反中央文革的言论)。江青露骨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指我),揪出联动的总后台。”并要求我的同学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北京卫戍区汇报。那位同学不齿于这种特务手段,不但没有向卫戍区汇报什么情况,反而偷偷向我暗示:有人要整我的黑材料,要我警惕。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和我“划清了界限”,相约互不连累。然而在那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年月,谁都在劫难逃啊!1968年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我照例回家。第二天晚饭后,我正准备返回学校,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要见我。父亲一边送我出门,一边问:“你在外面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知道父亲在担心,就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干,爸爸,你放心。总理也许是要找我谈谈中学的运动,军训和复课闹革命。”

父亲无言地、令人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我的心沉了下去,意识到一定有什么非常的事情。到总理家时,总理正在会客厅等着,我叫了声:“周伯伯好!”总理严肃地端详了我一阵,突然问我:“你参加联动没有?”我摇摇头说:“没有!” “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指反中央文革)?”总理问。“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总理严肃的面庞竟露出了一些笑容。他称赞说:“你很坦率,很好!”

谈话的气氛缓和了。总理问到社会上关于我的一些谣言,我有些冲动地回答:“这些全是谣言中央可以调查。”

总理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时间了。”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父亲处境很困难,社会上对你的传言又这么多,不论是真是假,总之对你和你父亲都很不利。坏人可能利用你搞你的父亲,你们父子会互相连累,懂吗?”

我分辩说:“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我干的事是好是坏同他没关系。”总理深沉地望着我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他又换了个话题说:“你在父母身边长大,生活很优裕,没有吃过苦,不懂得工人、农民,应该到下面锻炼一下。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经风雨见世面,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你的父母都是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这点值得你学习。”接着,他告诉我:他已经同陈锡联同志联系好了,安排我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场里去劳动锻炼。“这样把你和社会隔离起来,和坏人隔离起来,这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得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你看怎么样?”

我对总理是十分敬仰的,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真理和命令。我简短地回答道:“去就去,没意见。”总理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说:“你很干脆,坚强。在那里好好干吧!你会有前途的。明天早上由杨德中同志送你去京西宾馆陈司令员那里。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你的情况组织上会通知你父母的。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了的。”总理最后对我说:“我相信你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后来,邓妈妈也勉励了我一番。

回到家里,已是十点半钟了。父母和妹妹仍在等我。我简单地叙述了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都哭了。父亲抑制着感情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安排的。”大家都有好多话,但又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到很晚很晚……第二天一早,杨德中叔叔来了,在与父母告别之际,母亲拿了些钱给我,我拒绝了。她难过极了,流着眼泪责备我:“你还想不想活了?”父亲缓缓地摇了摇手说:“算了,算了!他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自己去闯吧!”

他又转过脸凝视着我说:“你妈妈是十六岁参加新四军的,我是十八岁到法国勤工俭学。你现在也走这条路,这很好。你要有最坏的打算,准备永远不回家,永远见不到我们。今后全靠你自己了!”

永别

到部队以后那几年,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一星半点消息。可是,“九大”以后,父亲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见报。直到1971年5月2日,父亲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参加“五一”焰火晚会的领导人名单中。这使我惊喜异常,感到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取出五好战士的喜报,心想,父母也许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们了。

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五月下旬,军区通知我,要我立即探家。一路上我又是喜,又是怕,那心情恰如唐诗所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走进阔别三年的家,庭院还是老样子,父母相携而出,母亲搂着我大哭起来,父亲和我都流下了眼泪。我拿出三张五好战士喜报,父亲仔细地看着,一字一字地读着,高兴得连声说:“好!好!”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入了党,我们简单地叙述了这三年的经历。

回京一周后,周总理和邓妈妈又找我谈了话。总理一见我就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有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呀!部队的同志对你的反映很好。知道吗?他们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说你表现很好,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真是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 一股热流从我心头涌起。这几年,总理一直在关心着我呵。

假期是短暂的,再次告别的时候到了。父亲深情地对我说:“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头,爸爸妈妈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现在有点儿改善了,将来情况会更好的,你也可以放心。不要认为环境改善了就骄傲起来,还是要像从前那样干。”返回部队不久,我在抗洪抢险战斗中荣立了三等功。我用立功喜报再次回答了父亲的嘱托。正当我憧憬着未来的团聚之时,死神却一步步逼近了父亲。他的病复发了,身体很快垮了下去。1972年1月4日,当我再回到北京时,父亲已经难以开口了。母亲俯在他的耳边呼唤着:“小羊回来了,来看你了!”连呼几遍,父亲才有了反应。他的头微微地转动,用眼睛找寻着。终于,我们父子四目交汇了。刹那间,他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奇异的光彩,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1月6日,父亲去世了。11日,召开了追悼大会。短短的五天,围绕父亲逝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震动了中国。人民的悲恸之中饱含着对“四人帮”诬陷忠良的愤慨。五年来,“四人帮”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父亲,却使父亲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父亲死了,“四人帮”先是要在悼词上写有功有过,后来又尽可能地压低追悼会的规格。悲极痛极的时刻,我情不能已,写下了一首小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1986年1月6日,在父亲逝世14周年的忌日,我受中国围棋队的委托,亲手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棋谱,放在父亲的骨灰盒前。父亲的遗愿正在迅速地变为现实。当夜幕降临,父亲神游大地之际,他会畅怀大笑。愿爱他的人们分享他的欢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