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小时候就内心丰富敏感

冬天的早晨

不知是梦中还是人间的声音,告诉我,天亮了。我睁开眼睛,冷气立刻包围了我,透过冰冻的窗子望出去,大地一片银白。我踩着洁白的、没有脚印的雪,慢慢地走着:小杨树在冰块中摇摆;紫丁香也像乱发一样蓬松着;小孩们奔跑着、笑着,多么自由!还要大一些的却要背着空空的书包上学去。在课堂里,生着一个炉子。但它的热不知跑到哪去了。整个屋子像是冰窟。脚先麻木了,冷气和剧痛在骨髓中蔓延。老师吐着水气,激昂地讲着。学生只好弯着僵硬的手指,写下一个个难看的字。

马路上,雪被压得很光滑,像浸了一层搪瓷。毛驴耷拉着耳朵,艰难地走着,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人们把浑身都包裹起来,只剩两只眼睛在发光,匆匆地走着。多少事情催着他们的脚步。如果你走上古老的城墙,寒风会立刻灌满你的衣袖。惨白的雪上立着一两根细细的枯草。这里也许发生过战斗和呐喊,但现在什么也没留下,只有西北风寂寞的呜咽。雪上也许会出现一个个黑色的窟窿,包围的雪融化了,升起一丝丝热气。它是黄鼬或獾的家。环绕着,印着一些花朵一样的脚印。

微微起伏的小丘上面,雪被风吹散了,露出石灰、碎砖的混和物。它们中间有一个圆形的东西,我俯身拾起,原来是一枚方孔钱,长满了绿色和褐色的铜锈,分辨不出上边的字迹。它也许在富商的钱罐、在破烂的衣袋中滚动过,在完成了它自己也不知道的使命后,被遗失在岁月的后面。高耸的箭楼已成了乌鸦的老家,它们成排地站在楼栏上,拍着翅膀,不知在欢呼什么。大门和铁栓早已锈烂了,倒塌了,里边阴森森的,从一个个破损的裂隙中,射进一线线光亮。一走进这里,风在耳边的吼叫便消失了,空气沉静了。

远处又开始模糊起来,碎雪旋绕着降下,只有微小的嘈杂、淡薄的烟才证明人的存在。火车慢慢地爬动了,突然鸣叫一声,在冻结的世界里,引起金属的回音,轰隆隆,骄傲地驰过城楼跟前。像丘陵一样的城市,没有一丝热闹的生气。太阳像月亮般地出现了,几声干哑的鸡啼,证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早晨。

1968年冬

北京,少年时代的阳光

一九六九年冬天。风很冷,一辆军用卡车在山东北部的碱滩上歪来歪去,终于,驶进了一个粘土筑成的村落。我们全家下车来,开始在白白的薄雪上和人们的目光中,搬动那些草绳捆绑的家具。我从未想到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生存需要温度。我的使命是在毫无遮拦的荒滩上寻找柴草。北方的土地是巨大的,天空也惊人的宏伟。这种伟大的压力常常迫使我呆立很久,去想一些古怪的诗句。我常常默念着,飞快地跑回家,好像怕什么珍贵的种子被风吹走。那时,我最大的愉快就是在擦亮的油灯下,记下心中的世界。冬后,春天来了。雪水流出了村子。成排的大雁开始鸣叫。紫色和绿色的小草生长着,开出了更加细小的花朵。我涂着小诗的纸片也装满了一个放标本的木盒。

夏天,又一个夏天。一九七一的夏天,充满了白热的阳光。我和父亲赶着猪走进了河湾。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躲避太阳的地方。连绵几里的大沙洲上,闪动着几百个宝石一样的小湖,有的墨蓝,有的透绿,有的淡黄……我被浸湿,又被迅速烤干。在我倒下时,那热风中移动的流沙,便埋住了我的手臂。真烫!在蓝天中飘浮的燕鸥,没有一点声息。渐渐地,我好像脱离了自己,和这颤动的世界溶成了一体?我缓缓站起,在靠近水波的沙地上,写下了我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生命幻想曲》。这个夏天,我在阳光下收获了许多小诗。当阳光变得稀疏的时候,我便把它们集成了一束,编写了一本诗集《无名的小花》。

《无名的小花》是那么幼稚可笑,却是真诚的。偶尔,有一两个“过路人”发现了它,批判也往往多于怜悯。后来,我回到城里,一切都远了,我被一些繁琐的事务和观念所捕获,诗也就被放到了一边。

一年又一年。一九七九年来了。也是化雪时节,北京灰色的小巷里,吹出了一阵清凉的风:西城区文化馆创办了一个叫《蒲公英》的文艺小报,我是他们业余诗歌组的成员。因为当时空气极度新鲜我便想入非非了,有次交作品时竟把那本《无名的小花》交了上去,碰碰运气吧!谁知当时的诗歌组组长李明旭同志竟十分欣赏:“美啊!”他决定在《蒲公英》上分期选载。

《蒲公英》第三期出来了,几万份一售而空。我买了一百份,看着头版上的《生命幻想曲》,高兴地跑完了一条街。这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心交给世界呵!我带着自己的小诗,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么多长者和青年诗友,都向我伸出手来。我参加了一九八零年《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

夏季。北戴河。那巨大的沙滩,使我又想起那片已经模糊的阳光。在同河北诗人聚会时,我第一次用那种声音朗诵了《生命幻想曲》。中央台的同志录了音,后来正式播放了两次。《生命幻想曲》的回声至今不绝。它使我确信了我的使命,我应走的道路:我要用我的生命、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

1980年秋

希望的小树

童年的心,是一片净土,没有枯枝,没有落叶,没有垃圾。只要一阵淡淡的春风吹过,就会有无数希望的种子睁开眼睛,张开绿色的指掌。它们并没有想到花朵和果实,只是生命的本能在催促它们生长,向上,向着无限深远的天空……

我怀念我的童年,那里有我曾经生长着的希望的小树……那还属于“横扫”的年代吧。一天,我偶然得到了一本书,一本被“扫”出来的法布尔的《昆虫记》。多么奇异的世界呵!蜣螂在神圣地滚动着它的圆球,好像是清道夫在解释星体运行;蝉在地下的黑牢里,一年又一年地谱写夏日交响曲;蟋蟀在圆窗口,在草影中拉琴,遥远而浩大的银河并不让它气馁!我沉醉了,我笑着,在我的心里一棵希望的小树开始萌生。后来,我煞费周折又找着一些书:《昆虫世界漫游记》、《趣味昆虫学》……渐渐地,爱飞的蝶、蛾、蜻蜓,爱唱歌的蝉、螽斯、纺织娘,做着种种奇异事情的金腰蜂、被管虫都进到了我的梦里。我为会有人不喜欢昆虫惊奇,昆虫是多么伟大的民族呵,它们的种类比包裹着地球的植物的种类多出三倍以上,光是小小的瓢虫,它们身上的图案就有一千多种。我拿着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狂热地朝思暮想,忘记了人类,可惜他们并没忘记我。这棵刚萌生的希望小树毕竟不是飘浮在空气中的呀。

五年级时,我的兴趣集中到了昆虫分类学上。我为了查找昆虫纲的三十四个目,竟把四千多页的《辞海》逐篇儿滤了一遍。“目”都找到了,但是我更不满意了,下边还有更多的“科”、“属”呵,有将近一百万个“种”呢,书上说比所有其它动植物加起来的种类总和还要多。我只有去书店。那时只有王府井的书店还在奇怪地摆着一些没人过问的科学书,我就经常花一两个小时走到那里。每次我们全家去王府井,我也一个人钻进那里幸福地抄记,连同我不认识的拉丁文……有时围上几个人来,他们啧啧几声,显然是觉得奇怪:这小孩在干嘛呢?这时我便不好意思,同时也隐隐地感到点骄傲,多么可爱的虚荣呵,但谁想到它也会变得非常可怜呢。

我有一个同学,姓梁,出于友谊帮我捉虫子。有回我们走过书店,我要进去,他却有点惶恐:书店?这难道是小学生该进的地方吗?怎么不该!我拉他进去了,轻轻地打开一本《动物地理学》,真高兴,又发现了一个“科”,我拿出了本和笔……突然,一只骨节粗大的手,一把抽走了书;我抬头一看,一个威严的老头(售货员?)正盯着我呢!我莫名其妙。他说话了,那么横:“国家的书,是你好拿的吗?”

“我看...…”

“你到这来干嘛?”我的声音他根本没有听见,还那么横,“快‘复课闹革命’去吧呵!”他以为我偷书!以为我是贼……我的同学脸红了,真的“心虚”了。他拉着我:“走吧,走吧。”

我们走了,用鞋底蹭着地,走了,没再说话。我不去书店了;大自然才是公正的。我们走着,走得很远,每天都走得脚疼。在那些绕着坟地的小树林边,在那些清澈的小水洼里,在那些巨大的木垛中间,在那些草和花自由生长的地方:有长尾巴的姬蜂在飞,有带红斑的跳蛱在爬,有银亮的龙虱在游泳,有步行虫和螳螂在窥探着吓人的蛾……我们走着,有时太阳很大,有时月亮很大。每当我们走不动时,我就拿出瓶子和纸筒,陶醉地看着、听着……感受着收获和幸福。

可是有一天,正当我们三个人,我、姓梁的同学和他的弟弟,一起在一块豆蔓地里搜索,天很热,我们弄得身上很痒,远远的,就有一伙人逼近了,他们是一帮捉蛐蛐的小孩,拿着铜丝罩和铁钎;在我们还什么都不明白之际,就被他们包围了。

包围圈越缩越小,我的心越变越凉:逃,已经不可能;打么?力量是三比九。为首的站在我们面前,很高(英雄人物都是高大的,在小孩的眼里也不例外),盯着我们,似乎比书店老头还威严。他给我们定了什么罪,我忘了,大体不外乎“你们干嘛到这来?”“你干嘛看我?”之类。接着,喽们便开始洗劫了,他们要从我们的手里捉到蛐蛐!可惜拿走我们所有的纸筒和瓶子,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些他们命为“棺材板”、“油葫芦”、“大扁”之流的东西。

真可气!他们的首领睨着我们,必是痛恨我们简直愚不可及,“土鳖”到家了。ú

ù跟着他们就一拥而上,将我们的“收获”通通踩死,还给了我的同学当胸一拳,给了他的弟弟一个绊儿,将他摔到包围圈外。最后,只剩我了。我被逼到粗藤的篱笆边,没有慌乱,没有愤怒,只觉得围着我的是一群放大的捕食性昆虫……意外的那首领一挥手说:“这孩子还挺老实的。”居然将我宽大了。

我们又被赶走了。走着,渐渐感到了太阳的热力。我的同学哭了,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耻辱。他含糊地骂着,恐吓着,发誓要报仇。我却想着那些虫子,捉到的和还没捉到的。我觉得我的一部分心,也被踏进了滚热的灰土。也许,我真的该听那老头的话,复课闹革命去。但那是什么课、什么革命呀?搬城砖、捆白菜、背语录、站马路牙子上抓骑车带人的人,吃忆苦饭还得交粮票!教室快塌了,是危险房,没有一块整玻璃,凳子也难找四条腿全的……嗯!总之,我不想学校的时候学校却想起我来。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在做标本,那是一只水螳螂,我小心极了,生怕碰坏一根须须。

门被敲响了,我应了一声,一个女同学隔着门就大声说:“老师说啦,你老不上学,让你去参加无政府主义学习班!”(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改造学习班”,小孩儿不想咬那么多字,叫成“无政府学习班”的最多)天哪,我望着银白色变幻的云彩,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一会儿又觉得严重得该自杀。怎么办?一会儿我又想入非非,要能派一大群胡蜂,把学校占领了,就谁都不上学了该多好……

法布尔的昆虫学救不了我,胡蜂也根本不会听我的,我只有提高觉悟,去复课闹革命了。

第二天,我踏着露水去上学。老师刚进办公室我就把一份检讨放在她的面前。老师和老头、小孩王大不一样,但同样很威严,据说,刚“纳新”……老师展开检讨看:最高指示,要复课闹革命。我望着一块文昌鱼一样的云朵,心里非常惭愧……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老师奇怪了:什么文昌鱼?

我很害怕,哆哆嗦嗦地说:“嗯,是一种,一种脊索动物,生活在海底。”

老师眨眨眼,不动声色地继续看下去。我想:应该望着毛主席像吧?

不知为什么,最后我又得到了赦免。当然是在保证缴纳学费和上学的前提下。我希望的小树,你能长大吗?在梦里,我听见那青青的枯叶在飘落……

1980年

[附录]德国写手栗子采访生前的顾城

栗子:听说前几年你到了欧洲,后来又去了新西兰,新西兰使每个人感觉都非常遥远,你怎么会选择了那儿,又是怎么进行创作和生活的呢?

顾城:我的生活整个来说比较复杂,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学校、工作或者说是在社会中;一部分是在荒凉的地方,也就是在自然中间。我觉得后一部分对于我是重要的。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做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像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像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像看电影。可是当我走上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于是我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开始在那养鸡种地伐木,过我的日子,差不多也是五年。现在到德国来只是一个短期的创作活动。对我的写诗和创作比较有意义的是我在自然中的那部分生活。我并不是在自然中间吸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图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栗子:就是说作为文化人对你的创作会起阻碍作用?

顾城:有时候是的。1983年以后可以说这种矛盾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像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河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在岛上打一块石头,把它一点点打碎,用钢钎。黄昏,我非常疲倦地走下山,这时候我才开始醒来,从梦中醒来。岛上没有春天和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明显季节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只有白天和黑夜;我只是睁眼和闭眼,时间就过去了。当然这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间,我要做许多原始的劳动,有蚊子、跳蚤和老鼠的围攻,但是这些东西侵犯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思想,在我获得了这个宁静之后,我忽然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次我来欧洲,在柏林走来走去,就不那么烦恼了。

栗子:这样说来自然环境对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年你从大陆到欧洲又到了新西兰的小岛上,不断地在改换着你的生活环境,你似乎依旧在进行你的创作。这每天都在变化的窗外的声音、表情、语言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顾城:对于我来说创作并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不是因为外界有什么触动了我,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描摹,好像一种反射。对于我来说创作是从我自身不断涌出泉水和眼泪,是一种微笑,这微笑的来源是我,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境界。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所有的花都是从梦里来的”,接着又说:“我所有的梦都是从水里来的”,在这个水的倒影上,我看见晴空的火焰,看见了这个世界和我的秘密。这时候我继续写道:“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创造了我,又通过我创造了我的诗。这是一种气息,它是看不见的,就像春天创造了花朵一样,春天是看不见的,但是她的气息创造了万物。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空空的走廊,风吹过来,在走廊尽头,就出现了花朵。我喜欢这种神秘又富于喜悦的心境。因此,创作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得艺术品,而是那个灵性的瞬间,它使我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正如李白所说:别有天地非人间。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其实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嵇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个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栗子:你在自然中间生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顾城:我刚到那个小岛的头两年,可以说陷入到一种生活的挣扎中间。自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以度假者的眼光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话,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在我的体验里自然就是一些嘴巴,不是你吃我,就是你吃他,中间几乎没有别的道路。比如,在我那,老鼠一夜之间可以搬走许多我的粮食,老鼠带来的跳蚤差不多每分钟都可以叮我一口;当我到果树上摘果子的时候,大团的蚊子在那里等着我,这种情况下我差不多红得比果子还快。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起码要用五个小时准备木柴。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暇顾及别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到了自然中就自由了。同时,自由的涵义也不仅仅是选择自由,自由的选择还包括放弃自由,包括对苦难和死亡的选择,包括不选择。

栗子: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比在那里的生活舒适些,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顾城: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则在天上;那个岛对于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屋子里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我没有后悔,但是我失望过。在我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安宁了。一切都是必须的。没有落花流水,哪有天上人间。

栗子:你想不想家。今后,你是否想过还是要回到中国去?

顾城: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我最近在写一组诗叫“城”。“城”是我的名字也是北京。我想回家,但是我也知道,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它们生长过又飘落了,新的叶子正在出现。因此,即使我回到北京,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我童年的梦。当然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父母家人,我很想回去。

栗子:出国以后你写得多吗?

顾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也在断断续续地丢掉;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我没有地方放它们。我以为写的过程是重要的。保留,则只能是尽力而为了。小时候我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想不到除了火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读者。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相似,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找到的和留了下来的。今年工作结束回岛上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完成五本书,有理论、散文、诗和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