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一帮人企图创办一份周刊

 

一本由文化机构创办的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是怎样炼成的?在此且听国内新闻人陈西林对您讲述他当年的故事。

在《三联生活周刊》,我最早接触的“三联人”应该是董秀玉了,尽管她当时是三联书店总经理,但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个大姐姐。董秀玉总是在鼓励我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以至后来我开办自己的漫画公司后,她仍旧在帮助我,她帮助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书籍,尽管与她想象相去甚远,但她还是出版了。

为了改变我的漫画风格,董秀玉曾带我去见王蒙,那天下午在王蒙家中小院里,两位长者帮我分析了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后来董秀玉让王蒙在他全集中选一本适合作漫画脚本的文集,让我带走,但我最终任流而去,以致现在没有多大长进,回想起来多少有点愧对大姐。

我当时在《中华工商时报》,报纸编辑相对图书编辑应该算是粗人了,这让我很难体会董秀玉对《三联生活周刊》那种细腻的感情。我当时被委派的工作是《三联生活周刊》艺术总监,现在想一想,我根本无法胜任这个位子。但董秀玉却始终认为我能做好。我们交流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言辞中的多重含义,比如当她在审定我的一个设计时,看后会笑着对我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德国书展去看一看的。”

我瞬间明白了她话中的另外含义:首先她告诉我这个设计不行;其二她告诉我需要把眼界再放开些;其三她在说你能做得更好。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性交流的人,那样只能搞坏心情。我喜欢和董秀玉这种暗示性交流,它让相处变得平滑圆润,多少有些禅味。

董秀玉是一个苦行的旅人,可以说《三联生活周刊》早年创刊所有的苦都让她一个人吃遍了:上司的看法,下属的抱怨,同事的争吵,朋友的反目,还有投资人的坚持、合作者的离去。但她在这种情境下描述起《三联生活周刊》时依旧几如梦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聊《三联生活周刊》形式定位,她说着说着突然找不出词儿了,对着窗外枝枝蔓蔓看了半天然后笑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长久地在笑。片刻,我似乎感觉到了她想像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帮她完成设计。

我加盟《三联生活周刊》时是“钱钢时代”。

我对钱钢有种辈差的困惑,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和我父亲是同事,都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记得有一年钱钢去上海出差,我父亲托付他去看我妹妹陈燕妮,燕妮那时正在上海读大学。不久,燕妮从上海打回电话说,见到钱钢啦,一起在锦江饭店吃的饭。父亲说,什么钱钢钱钢的,为什么不叫钱叔叔!燕妮说,他太年轻了,我叫不出口。父亲骂了起来,没大没小,再年轻你也得叫叔叔!

燕妮在电话那头被骂哭了,我在隔壁房间窃笑。

这回轮到我了。说实在的,我一直没能找到对钱钢合适的称谓,于是除了偶尔随大家叫两声“钱钢”外,更多时候都是在用“你好”、“来啦”等语言作为起始句,好在钱钢对此并不在意。我和钱钢的合作早于《三联生活周刊》,是在他走马《地震报》时,那时他手笔很大地将《地震报》改成《减灾报》,我加盟了他的改版阵容,钱钢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在《三联生活周刊》几乎不用磨合,我便适应他的工作方法:全景式操作。《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批编辑是我们一起挑选的,门外候着等待面试的应聘人,钱钢一个个叫着名字,每过一个人,钱钢都会同大家交换意见。看着一张张毫无世故充满理想的脸,我想,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凭直觉的好感。然而看到这些当年的新人今天很多人都成了新闻业界的腕级人物时,多少有些欣慰。

钱钢办刊有一种军队作风,因为当时正在等待资金到位。于是钱钢开始了他对编辑的培训计划,虽不出刊,但一切程序都按周刊出版运转,什么时间编前会,什么时间采访,什么时间交稿,什么时间结稿,一切按部就班。同事杨迎明戏称这是“水军旱地操练”。我觉得这更像是“新兵连生活”,钱钢试图按自己的理想打造一支“钱家军”。

钱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很难想像这个皮肤白皙举止规矩的书生竟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能量,这不仅因为他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唐山大地震》,也不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军队师级干部,而是他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离近了就会被吸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先行的老师与愉快的合作者。

钱钢的眼神有些哀怨,笑起来略带害羞,但他的视线永远瞄向的是硬朗朗问题。

陶泰忠是和钱钢结伴而来的,此前他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当时是《三联生活周刊》行政总管,他有张含蓄的笑脸,看不出是大高兴还是小高兴,但这张脸你一看便有一种安全感。

“水军旱地操练”期间,钱钢要求《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要加入“操练”,陶泰忠踱步到我跟前,小声问需要什么?我说,喷笔。多少钱?四千多!

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支票。ú

ù当天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开工了,不料喷笔的马达声惹恼了我太太,太太属于那种天下都是亲人惟独老公例外的女人,连我咳嗽一声她都怕惊扰了邻居,宁可用手把我活活捂死在床上。社会学家说这种女人的概率是二十五亿分之一,我中了头彩。

后经协商,为了防止马达过响,必须用棉被包裹,为了减少马达与地面的共震,必须有人抱着。因为我要设计,这些事全由太太承担,那一夜我工作了七个小时,也见到了世界上最难看的睡觉的样子,有人居然能抱着一台隆隆作响的马达站着睡着了。

封面设计稿出来了,第二天的编前会如同联欢会,众人品头论足。很多人都自称是艺术鉴赏家,但从来就不给个明确指示:“再雅点就好了”,“再市场点就好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做了近三十个方案,以至每次编前会后看看封面方案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身边抱马达的那个人面色青灰,几如清东陵吞金灌银的宫女一般时,才想起应该学会爱惜“私有财产”。好在是“水军旱地操练”,谁也没计较。

陶泰忠可能因好久没看到新封面了,总觉缺点什么,有一天他又踱到我跟前问,还需要点什么?我当即一身冷汗。现在喷笔还在我家,我想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产,找机会还得给抱回去。

“钱钢时代”有一种非常的欢乐,当时媒体各路名角的登场让这个舞台变得华丽无比。

胡舒立永远处于极地状态,和她工作一天所聆听的“教诲”要超过一个儿童十年的教育期,在她面前我庆幸自己天生口吃,听就是了。她的观点和语言犀利得足以断头,她永远要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她的几本新著都是我给做的封面,设计前她要求我必须先阅读书稿校样,所以对她的“教诲”我总比别人早半月,差一点成了她的“入室弟子”。后来听说她被一家外刊评为“亚洲最狠毒的女人”时万分惊讶,不是为胡舒立而是为编辑的好眼力。然而,另一个胡舒立却是很少有人见到,一件顺心的事或者一碗好吃的面都能让她的笑容里充满了童趣。

杨浪极具亲和力,同时唱得一口好歌,每每卡拉OK我总喜欢尾随其后,在他的专业级歌声下哼哼唧唧一阵,然后共同迎接雷雨般的掌声。天长日久杨浪看出了我这种狐假虎威的乐趣,只要他上台准要招呼上我,有人说我在台上比杨浪投入多得多,以至后来竟让我有了错觉,一次独自冲上台去,开口刚两句就被满场唏嘘哄了下来,让我郁闷的是这首歌我和杨浪合作过几百遍,每次都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几回返场,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实施进军歌坛的计划了。

毕熙东是一位体育评论家,八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为我开辟的漫画专栏,连推带搡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们又一起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一次编前会后,他送给我一条小黑狗,从此我便有了繁重的家务事,我经常牵着这只小串秧在街头寒风中瑟瑟,我给小狗取名叫“查理”,因为小狗东家说它的出身是英国贵族。后来没想到“查理”竟成了我和王朔《狗眼看世界》书中的主角。说来也奇怪,毕熙东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竟都成了我人生的历史拐弯处。

杨迎明是个有才气的写家,每天都会在编前会上抖出各种包袱,鸡零狗碎的事一过他的嘴,立马变成亦哭亦笑的黑色幽默。他说话前先憨憨一笑,然后一脸诚恳地将天下大事弄成一地鸡毛。后来,当我听说他曾在大庭广众下把一个不大正经的领导大回环似地摔了个360度大背胯之后,再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憨厚的眉眼,果真有股刚烈的豪气。

最终我还是被世俗大潮给卷跑了。

我的离职的谈话是在钱钢家进行的,事先我找了一千条理由,钱钢一直静静地在听,其实他早已明白。现在重看一遍回放,发现我的离去极不合时宜,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矛盾已显现,钱钢处于矛盾中心,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人帮助固守核心地带,有时多一滴润滑剂你便可以滚动起一个世界。

后来矛盾激化了,钱钢终于没能等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式出版。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钢是在华侨大厦一次派对上,派对内容忘记了,只记得唐师曾在我身边说了很多军事话题。那时钱钢已不再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了,只是听说他要去南方工作,派对中他对我只字不提《三联生活周刊》。派对结束后,我和钱钢一起下楼,屋外有点细雨,快分手时我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版了。他说:“是吗?”边说边四处张望。

当我还要说话时,他便大声地向我告别,然后朝车站走去。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并不是这个,这仅仅是我“辈差困惑”的起始句。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有些后悔。后来发现应该极其后悔,那次告别后我们再也没见面,想一想也有十年了。

人生下来就是花眼,许多的事情离近了往往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