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纽约市长在九一一那一刻

■朱利安尼

“不到两个小时的光景,纽约损失了数千条人命,包括几百名消防队员、警察弟兄和救难人员,还失去了傲视全球象征本市地位的高耸地标。纽约客已经不再认为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出门在外循规蹈矩,也能平安无事回到家里。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集体屠杀,凶手是恐怖分子:一撮丧心病狂的疯子竟然将无辜百姓当做牵扯其‘使命’的祭品。”

朱利安尼是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助理司法部长,两度当选纽约市长,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国领导者。因其在911中杰出的表现,被评为“最勇敢的市长”。本文详述911事件之后他的所见所思所感,以及所采取的分秒必争的行动与决策。

晴空万里,我看见世贸的烈焰

不论哪个日子,纽约这个地方总是这么特别,但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那才是真的特别。

我陪着两位好友在55街的半岛酒店用餐,三人在迎宾大厅道别时约为8点45分,就在此刻,随同前来的安全随从帕蒂接到行政副市长勒霍塔的电话:“你距离市长本人多远?”帕蒂说我离他不过五英尺,副市长接着说,一架飞机刚刚撞上世贸大厦,可能是双螺旋桨小飞机,但目前无法确定是蓄意或是意外。

步出酒店,我抬头眺望晴朗的天色,心中不禁揣测:“这么好的天气!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绝非意外。”

我在市长任内所坚持的一项政策:凡是发生紧急事件,我一定要赶到现场,直接就眼前的状况亲自评估。

车上的移动电话响个不停,每个人的手机也一样。我在后座弯下腰,正好看到世贸北塔的顶端,上面楼层有火苗蹿出。从那个距离看,情况很糟但并非不能控制,我请帕蒂转告警务处长、消防局长与紧急措施办公室主任,同时通知州长和白宫。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假设,应该是某个小飞机驾驶员发疯闯的祸!

以上班时间来说,这一路还算顺畅,加上呼啸的警笛,我们在9点整抵达格林威治村的圣文森特医院:最接近事故现场的医院之一。眼看大批医护人员在大街上忙得团团转,我开始警觉到事态严重。结果,实际状况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赶赴灾难现场

我乘车转入第七大道,在车后座弯下腰,正好看到世贸北塔的顶端,上面楼层有火苗蹿出。作为纽约市长,我立即宣布两项措施:首先是设置临时指挥中心;第二必须设法建立与市民的沟通渠道。我请通信主任松尼开始召集记者,我们打算分别在教堂街和公园广场进行户外简报。

在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的几分钟之内,我们决定先设立两座指挥所,分别负责指挥消防大队与警察部队。消防部队负责营救和疏散,警方负责守护市内的其他地区。

抵达消防指挥所,我看到消防局职位最高的官员皮特,正在和部属们商讨对策。

一想到人们跳楼自杀,我问皮特,能不能利用直升机以吊索营救?不可能!他回答:大厦冒出的浓烟加上高空强烈气旋,直升机根本无法靠近。“起火点以下楼层的人群,我们可以一个不漏全部救出来,队员目前大约爬到北塔大厦中部。”

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除非还有楼梯可以往上爬,否则上面的楼层凶多吉少。”

我追问他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他告诉我,第一幢大厦失火的地点约在第94层,其中约半数民众已经撤出;同时也在疏散第二幢大厦,每位队员扛着60磅的设备正沿着楼梯往上爬,数千位民众正沿着楼梯往下跑。

我接着问他:“我该对外宣布哪些事情?”

他说:“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协助他们脱险。只要关闭每一层的安全门,大厦楼梯间完全防烟防火,应该可以平安脱险。”

我在现场大约待了40分钟,我身边有三位副市长、卫生局长、刑事司法协调员等。

大约在9点50分,我们强制征用美林证券位于巴克利街的备用仓库。我们着手设置通信设备。

10点过几分,外面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怒吼。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

与总统紧急连线

在此同时,我的办公室主任托尼卡尔博内蒂打电话给白宫,找到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他表示已经确认这是恐怖攻击。当时以为有七架飞机遭到劫持,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表示希望和总统本人通话,卡德告诉托尼说可以让白宫战情室转接,说着把那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托尼一听到这是恐怖分子发动的攻击行动,立刻请警方将市政厅全部清空后封闭。

接着我对消防队员们说,希望消防局长汤姆冯埃森跟我一起讨论。当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汤姆就立刻赶往现场,一直待在大厅陪着队员弟兄,但我需要他告诉人们如何撤离。离开消防指挥所之前,我和伯尼分别与比尔、皮特、雷三人挥手道别,祝大家好运。

消防大队的神父正从一旁经过,我请他替我们向上天祈祷。他面露微笑看着我(彼此伸直臂膀才能握手)并说:“日复一日,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

比尔、皮特、雷、贾奇神父,都是我相识多年万分敬佩的好友,每一位都曾由我亲自颁发勋章。这片热爱完全出自内心。万万想不到这是最后一面。当天四人无一生还。

电话接到白宫,对方是总统的助理黑尼克。

我开口问他,这是我从未想到会提出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空中掩护?”

他说12分钟前已下令派遣多架战斗机紧急支援,随时会抵达市区上空。

我问他五角大楼是否也遭到攻击,当时这个消息让我吓了一跳,但愿是谁在情急之下听错了,黑尼克回答:“确认没错。”

能不能帮我把电话转给总统?

他说目前白宫人员正进行紧急撤退,副总统很快会通过这条专线和我联络。当时我并不知道总统其实人在佛罗里达州。门外挤满了通信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大批媒体记者,我希望通过媒体把副总统的指示转告给纽约市民。

没过两秒钟,线路居然断了。

我逃出地狱之门

10点过几分,外面传来一阵雷轰般的怒吼,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人认为可能另一架飞机又撞上大楼,从地面震抖的情况,我想大概没错。我手里还紧抓着话筒,希望线路快点恢复,一直等到埃斯波西托大喊:“塔倒了!全都死了!”

那些朝着南面窗户看见景象的人们,个个不是往地板上一趴,就是往桌子底下一钻。世贸中心二号大厦(南塔)整层楼面从上到下开始崩塌,掀起阵阵狂暴的刺鼻烟尘夹杂着破碎泥块正横扫整片区域。

当时我还待在里面的小房间设法接通线路,所以没趴在地上。听到“塔”和“倒”这两个字,我以为是世贸大厦楼顶上的电波接收塔倒掉了。我还拿着电话猛拨约一两分钟,急着快点和副总统通话。

随从约翰胡文忽然抓紧我的手臂:“快点逃出去!”

这可没那么简单,大门口被堵得死死的。包括破碎的泥块和扭曲的钢筋的一堆七零八碎的玩意儿朝着大楼正面冲来,南面的窗户全部粉碎,整个办公楼层布满碎石尘雾。层层崩垮的大厦激起海啸般的滔天骇浪,浮起的尘烟朝上空扩散,遮蔽几个小时之前记忆犹新的阳光。霎时间,天昏地暗。

全体人员沿着楼梯往地下室寻找逃生门。ú

ù总算找到一道安全门,一位警员设法推开。

锁住了!我们又回到了二楼,还是不成,第三道门也一样。我决定让大家先回到原处,试试看上层的后方逃生门,也锁上了!我从一楼朝窗外望去,想知道外面的情况:灰尘混着烟雾隐约构成一幅迷离幻境。

这时突然出现两个人,正好是大楼的维修人员,其中一位说地下室另外有一道出口通往教堂街100号大楼的地下室,离我们这间大楼不远,而市政府的法务部门正好位于那幢大楼,我对那里的环境还算熟悉我说这就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出来的时候方向朝北,正是甘奇建议的方位。

虽然大家都不认识这家伙,不过看他蛮有把握的样子,于是一路跟随他到地下室。我担心到时候也打不开,每一道大门都上锁,这道门凭什么与众不同?

沿着楼梯一排往下走,虽然表面上故作镇静,其实每个人心里七上八下,只想设法逃出去。乔邓恩几周前摔伤了脚踝:一位体格壮硕的警员,如今看他步履蹒跚的模样,我从中体会到局势的严峻与众人的勇敢。

终于找到那道大门,这家伙一语不发,登步上前把门锁轻松一转,喀嚓一声:开启一条生路!每个人心头的重担瞬间消散。好景不长,悲剧的前奏告一段落,一幕幕的人间炼狱即将登场。

我们通过地下室进入那幢楼的大厅,有如一脚踏入地狱门。这时伯尼的一位副手蒂博尔凯赖凯什(也是我的知心好友)血迹斑斑地走进来,浑身布满白灰。这会儿的他有点魂飞魄散,几乎走了样,带着惊恐的声调:“那里太恐怖了!”

眼看一个器宇轩昂的男子汉吓成这副样子,令人不胜唏嘘。

大家围成一团听着蒂博尔描述外面的情况,我领着他坐在大厅的台阶上,约翰胡文也从外面找来一个紧急救护包,有人去准备取水。

过了几分钟,我决定离开这幢大楼。万一继续守在这里而大楼突然崩塌,市政府官员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先去外面看看,随时找机会重组市政府系统。目前首要目标是必须召集媒体,向民众传达信息。

公开信息召开“边走边谈的新闻会”

一走出大楼就看见成群的记者急忙赶赴灾难现场。行进当中我抓着安德鲁柯茨曼(纽约第一新闻台的记者)的臂膀请他转告其他同行:“叫他们跟过来,我们边走边谈。”

市政府现在没有办公地点,市政厅本身可能是攻击目标:它距离世贸中心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而且整幢大楼被埋在灰尘底下,几乎失去踪影。

我们转移到市消防局。我把自己的任务拆成三个部分:第一,必须和民众沟通,尽我所能安抚人心,计划安全的撤退行动;第二,筹划如何照顾伤患者;第三,思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试着钻入恐怖分子的脑袋,设想他们接下来可能指向哪些目标:难道是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联合国总部?还是变换攻击方式使用迫击炮弹或挟持人质?

我当时的目标是重新整合市政府。我们快到默里街的时候,北塔开始崩塌。默里街位于世贸中心北面四个街区,当时是10点28分。

我们的移动电话全部不通。下曼哈顿地带成为一片废墟。这是一个蛮荒、震撼、超现实的世界。

那场“边走边谈”的记者会产生了多少传播效果,我深感怀疑。

离11点还剩下几分钟,我打算召开正式的记者会。我表示已经与州长和白宫通过电话,请市民放心,目前全市由军方负责防卫,也看到战斗机在空中巡逻。

面对外界频频追问,伤亡人数的统计似乎刻不容缓。媒体催促官方尽快估算,逼我公布一个确切的数字。几位幕僚甚至对我表示,若不给出一个答案,媒体一定会怪我们对实际情况缺乏掌握。我断然回绝,人命关天,岂能拿来当猜谜游戏?我坦白告诉各位:“无论最终确认的数字多少,都将远非我们所能忍受。”

在记者会上,我真想号啕大哭,但现场人山人海,我必须忍下来。

我的心思转到深爱的家人。一路上我请警方对我的家人加强保护措施。

我大约晚间11点回到警察学院,讨论明天的筹备进度,同时告诉大伙,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请大家赶快回家休息。我陪朱迪丝出去打算送她回家,但她坚持除非我一起回去,否则她也不走。

整个事件就像一场电影:一切都是假的!

不到两个小时的光景,纽约损失了数千条人命,包括几百名消防队员、警察弟兄和救难人员,还失去了傲视全球象征本市地位的高耸地标。

纽约客已经不再认为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出门在外循规蹈矩,也能平安无事回到家里。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集体屠杀,凶手是恐怖分子:一撮丧心病狂的疯子,竟然将无辜百姓当做牵扯其“使命”的祭品。

我约在4点半入睡,不到一小时就醒来,期待旭日东升:担心太阳从此一去不回。当第一道金光射入眼帘,我松了一口气。

让纽约重生

9月12日一早,我通过电视上的“今天”节目,向大家保证:纽约市还在这里。接着,我开始市长每天的例行工作:八点整,按时举行晨间会议。从副市长开始到各局处长,包括州长帕塔基和州政府的官员,轮流详细报告其单位目前所处的状况。

我听取各项报告,某些事情由我当场决定,某些提出质疑,指定调派人力处理。而后我亲自打电话给损失最惨重的几家公司老板。我先打给坎特·菲茨杰拉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卢特尼克,他们位于北塔高层的办公室损失了七百多名员工。接着又找证交所主席迪克·格拉索,我担心恐怖分子下一波的攻击目标会是证交所。然后我联络上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执行官菲尔·珀塞尔,他们公司失踪员工也有几百名。

自从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之后,摩根·斯坦利的安全主管理查德·雷斯科拉就精心筹备并演练了一套灾难来袭时的紧急撤退计划。“9.11”攻击行动发生时,他立即率领着安保小组成员到各间办公室用扩音器高喊,催促每位员工尽快乘坐电梯离开这幢大楼。摩根·斯坦利是世贸中心最大的承租户,里面拥有3700名员工。

多亏理查德和组员们的英勇和事先计划,公司数千名员工才得以死里逃生,但遗憾的是理查德本人却丧生了。我们联络全市的医院,确认医护人员、病房、支援人员,让血库准备就绪,以照料预期将会陆续救出的数千名伤患者。结果是空忙一场。

除周二救出了一些人,之后一个活人都没有。在这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难行动中,超过2.5万人得以成功撤出大楼。而在大楼崩塌之前未能及时逃出的人则无一生还。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2000年4月26日,西奈山医院的亚历山大·基尔申鲍姆医生打电话告诉我:“你的活组织检查结果呈阳性反应。”

刹那间我觉悟到得了前列腺癌。但我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为自己难过,这天我要面对使节团发表演说,还答应去参加一场戏剧预演。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能让疾病左右我的行程。每一种疗法各有其特定的副作用,我决定进行放射线治疗。

之所以倾向这种方式,是担心即使前列腺完全切除,也难保其他部位残留的癌细胞不会伺机而动。担任市长,忙碌的工作,反而有助于我战胜病魔。

在事件爆发八天之后的19日晨间会议上,预算局长巴斯基说明紧急救助的预算编列。在此之前,联邦应急管理局所核准的最大宗的援助款项,是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爆炸案,当时拨了40亿美元。即将拨给纽约市的金额必将远高于此数,当时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收款人究竟该属谁?

想当然的,这笔钱应该拨给市政府,但依法却只能拨给州政府。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不是一般市政府和州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这钱应该全拨给纽约市!”当务之急是估算出一个精确坦白的数字,否则别人会觉得我们贪得无厌。

葬礼不能缺席

雷蒙德·唐尼这个人,我可以称他为“纽约第一勇士”。他是纽约消防大队特勤救难队的队长,纽约市能够成为全美救灾和防灾的典范,唐尼功不可没。1993年世贸大厦爆炸案,他带领营救小组进行抢救。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联邦应急管理局请他到现场领导搜救,总共花了十六天。“9.11”中唐尼随同另外342位同事,葬身现场。由于他们的勇气、专业精神和领导能力,2.5万人得以生还。10月20日,麦迪逊广场花园巨星云集,以表彰灾难现场的营救人员,同时替罹难者家属筹募款项。

我站在台上,正打算演说,唐尼的儿子查克从观众席走到台前,抓住我的胳臂。他给我一条镶有S.O.C.三个字母(代表“特殊任务小组”)的手链,问我愿不愿意戴上。

何止愿意,这是我的荣幸!

在“9.11”之前,凡有市政府的员工在执勤时丧生,我一定会参加葬礼。在葬礼上亲自出现,不仅是对死者表示尊敬,也是基于对生还者之重要性的一种强调。这是父亲教我的,他总是在他人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去参加一些葬礼和追思仪式,我了解到他这样做,对伤心的亲人是多大的抚慰。我还记得他的格言:“婚礼是锦上添花,不一定要参加;葬礼是雪中送炭,非去不可。”

我从此秉持这项原则,或许偶尔让比较喜欢轻松场合的人们心里有点不快。我宁愿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留给这些生离死别的场合,而错过欢笑开心的聚会,因为前者比较需要我。欢乐的场合(婚礼、酒会、庆功宴)固然不可或缺,领导人必须借此机会慰劳员工。而曲终人散,破碎的家庭被死神阴影笼罩,这才是衡量一位领导人的关键时刻。我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教诲竟然在我的生命中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