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傅彪和儿子的一些往事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

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

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

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

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

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

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

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Ú

Ù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

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老爷子1977年患了大面积心梗,几次抢救最终度过了鬼门关,那以后便安心在家休养,每年都要因为心脏病住几回医院。彪子很孝顺,他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惹老爷子生气。

我自从嫁入傅家门,公公、婆婆便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婆婆很贤慧,对公公细致、耐心、周到,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从我们结婚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十年间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没有红过一次脸。

爷爷自然想早点儿抱上孙子,于是每次借着住院便向我们张口,操着依然浓重的山东口音:“妮们身么史候猜能嚷窝包上笋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

我怀孕了!老爷子像打了鸡血!

我吐得翻江倒海,每次餐前都要先吃两口当“引子”,然后直奔卫生间,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出去。全家人便放下筷子听我“哇哇”的餐前序曲。等我回到桌上,老爷子“嘿嘿”地笑着:“mi事mi事,土了再迟。(没事没事,吐了再吃。)”

我是愿意生个女儿的:乖,跟妈妈亲。于是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是女孩的式样,女孩的颜色。
我当然知道老爷子的心思,心里难免有些压力,于是试探地问:“爸,您是喜欢孙子呢还是孙女?”

老爷子很“狡猾”,笑眯眯地:“一样,一样!”

话是这么说,我完全能猜出他的下半句:“腰是笋子当然更蒿喽!(要是孙子当然更好喽!)”

还差一个月就要生的时候,老爷子先住了院。不是因为犯病,而是为了迎接孙子提前保养保养。

老爷子从病房打来电话,安排彪子带我去做B超,说是看孩子发育怎么样。
我倒没多想,便跟了彪子一起去。B超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格外照顾,告诉我们是个男孩。彪子乐得合不拢嘴,我却哭了一鼻子,委屈地说以后连陪我逛街的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同住干休所的一个叔叔,他笑眯眯地“警告”我:“芳芳啊,你可得给你公公生个孙子啊!”拖着老干部式的长音,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告诫彪子,先不许把B超的结果告诉老爷子。当然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万一B超弄错了呢,老爷子岂不白欢喜。

我们每天都去病房看老爷子,那天一进门,便看见老爷子在笑,绷不住的那种笑,和平常不太一样。彪子机灵,一下便猜到:“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党然喽,B超室都是窝的饼,糟就给窝打电话了!(当然喽,B超室都是我的兵,早就给我打电话了!)”于是爷儿俩便一起“嘎嘎”地拼命笑。

孙子降生了,医生给他打了满分10分,又干净又漂亮,这一切都成了爷爷吹嘘的资本。

爷爷绞尽脑汁给孙子起了个名儿:傅张军,彪子姓傅,我姓张,爷爷是军人。信息量倒不少,但遭到全票反对。

爷爷过去身体不好,上干休所三层小楼费劲着呢,中间总得歇口气儿,吃上一片消心痛。自从有了孙子

爷爷再没因为心脏问题住过医院。一手提个大西瓜,一手拎着菜篮子,“噔噔噔噔”爬上三楼不成问题。
人啊,精神的力量真不可小觑。

孙子过满月的时候,两家人聚在一起,姥姥、姥爷也是第一次见隔辈人,自然很亲。

老爷子把我妈妈叫到客厅,先是笑嘻嘻地冲我婆婆说:“妮看看妮,省了三个轨女,猜有了儿子。(你看看你,生了三个闺女,才有了儿子。)”又指指亲家母,“妮再看看妮,两个轨女,mi儿子。妮们侃侃窝们访访,一省就省个儿子!(你再看看你,两个闺女,没儿子。你们看看我们芳芳,一生就生个儿子!)”

老爷子只顾了自己得意忘形,根本不考虑婆婆和亲家母的表情。我只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爷爷疼孙子疼得没了边儿,想起什么好吃就往孙子嘴里塞,根本不顾是不是时候。保姆可是不乐意,她为聪聪制定了一整套食谱,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水果,安排得挺有条理。
于是,爷爷和保姆为了聪聪的事情没少闹别扭。我从拍摄外景地回来,往往是喊了老爷子和保姆一同到客厅解决“矛盾”。

爷爷委屈:“窝的笋子,窝给口尺滴都不星了!(我的孙子,我给口吃的都不行了!)”

保姆也委屈:“马上要吃饭了,爷爷非给他吃苹果……”

看看两人的委屈样,我能说什么呢,心里偷着乐呗!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

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

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liang千kuai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ming田窝就去mai辆摩托che,我去问问ren家幼儿园要不要sao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

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