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彪那些谈恋爱的往事

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我们相爱了。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彪子生病了。彪子第一次做手术。彪子第二次做手术。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点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人生的开场戏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 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

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伙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象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

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他家在西北,我家在东南,每次都要穿过北京城跑一个大对角线。“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早上,彪子的妈妈5:30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彪子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炒米饭,再热乎乎地喝上一碗汤。出门了,外面再冷,身上也是暖和的。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我和彪子的关系被认可后,彪子开始把每月25元的生活津贴如数“上交”给我。起初我不肯,因为不会“理财”,再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花别人的钱的习惯。他却说,如果我不要就是不爱他。我拗不过,于是掌管起两个人的“财产”。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字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我“臭丫头儿”。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傻”女婿

有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好朋友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见爸爸的脸色有些异样。我连忙理直气壮地一一汇报: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爸爸却依然很严肃:“今天你们班有个男同学来找你了。”
我的心“砰砰”跳着。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同学”只能是彪子。

“谁呀?”我故意问道。

“一个胖胖的男生,单眼皮,小眼睛。”爸爸形容得还挺像。

“他跟您说什么了?”我假装若无其事。

“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 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