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广州迁京后一直住四合院

(1)引子

老友春芳在圣诞节的问候中,对我说:“现在北京的老胡同、老四合院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四合院是怎样的感受,真应该写一写。”我说:“那你为何不写?” “我又没住过四合院!” 一句话,电话线这头的我没词儿了。因缘际会,我这个广州出生的娃娃,从迁京到离国,一口气在四合院住了小三十年从未挪窝儿。当我带着两个美国出生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十岁上下的孩子,极不情愿地跟着我在故宫走来走去,他们不明白我苦苦地在看什么,紧紧地在空气里抓什么,只是皱着眉:“皇帝要这么多破房子干什么?”
 

如今他们的脚步忙碌地穿梭在华尔街职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用理性的、探索的眼光,追寻母国的文化,脚步奔走在有丰厚文化底蕴的胡同里。
 

(2)四合安居
 

1951年的春末夏初,我们一家从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父亲被派到刚组建不久的交通部工作,於是就拖儿带女、大包小包迁来了。遥想当时的场景一定很土,可更土的不是我们,而是兜头盖脸的黄沙,一直到今天还在呈凶的沙尘暴狠狠地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母亲在火车站就做了决定,最多呆一年,马上回广州。殊不知此后我们一头扎进北京,悠悠三十载再也没回去。
 

刚到北京我们就住进东城月芽胡同的一所院落。月芽胡同南北走向,连结五条和六条,胡同很短,地图都不标。这是一所中型四合院,建於三十年代,地基特意填高,分外、中、里三层院落,外院中院质地马虎,但是里院正房高大明朗,挺唬人。大门开在院子西南角,暗红厚重的大门,油漆斑剥。一进门的门洞有一间房大小,房顶彩绘图案,出门洞就是外院,一溜儿西房五间,是仆人住的,顶头西北角盖有车房。穿过道,为中院,一溜儿南房五间,花砖漫地,据说是原主人的花房或书房。
 

在中院和里院之间隔一道花墙,正中为垂花门,两侧各嵌一漏花窗,隔着漏花窗,隐约看得到里院的气派,而这道花墙,和里院的东西厢房南端连结封口。进了垂花门,就是里院,也是这所宅院的灵魂。正房五间,三明两暗,两暗是指东西两个套间,在山墙开门,和正房相连。东西厢房各三间,在东西厢房和北房套间相连处,各有一间耳房,单独开门。整个院子都有游廊连结。
 

奇的是,这不是一幢标准的老式四合院,在北房五间的后面,还都对应的盖有五间倒厦,一式的开着朝北的南窗,面对着院子最北边的围墙,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北房进深如许,暗藏玄机。原来,北房后的倒厦是房主人别出心裁的设计,他们安置了一个大卫生间,内有搪瓷澡盆、抽水马桶、洗脸池,在主人卧房,也设计了一个小卫生间,仅少一浴缸而已。按现代人眼光也够标准。其余几间倒厦,分别为卧室、储藏室。我家刚搬进来的头两年住东厢房,后来调整搬进北房,连倒厦共占七间,厨浴俱全,大门一关,比一个大单元楼房还舒服。
 

高大的北房,南北通透,磁砖铺地。站在高台阶上端详,四四方方的院子也很宽敞。西南、东南角,植两株杏树,西北、东北角,植两棵海棠,中央为下水道,整个院子砌满大方砖,又干净又安静。
 

(3)老邻居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搬到这所院落。原来的房主人姓刘,解放初期诺大房产收归国有,仅留下北房靠西两间,一明一暗,一家居住。刘家夫妇均受过高等教育,尤其女主人,学音乐出身,弹得一手好钢琴,气质高贵。
 

他们的几个儿子,个个通晓音律,不是大提琴,就是小提琴,一有闲暇便凑在一起排练,还常有人以琴会友,活像开室内音乐会,煞是热闹。在我少小的记忆中,这里人少房子多。比我们更早住进来的是人称“王大姨”的烟台人,居中院南房。她也是最早印证我们一家南蛮子形象的人,像祥林嫂一样,都隔了几十年,还唠叨:“你们搬进来时,这么儿点儿,光着脚丫,问你们吃了吗?也听不懂,光会笑。”
 

王大姨手脚勤快,洗涮不停,极爱干净,棉活儿做得特好。可有一条,嘴不停唠叨,如果哪一天听不到她唠叨、喝斥孩子,那就是生病了,这时母亲就会敲敲门进去问:“又哪里不舒服?”
 

不知过了多久,政府陆续按排人住进我们的四合院。搬进西厢三间是常爷爷一家,家里的摆设突显老北京特点,迎面堂屋置一长条几案,上面摆老座钟,大瓷瓶,接下来是八仙桌,太师椅。常爷爷做了一辈子钳工,退休了还爱敲敲打打,修个盆,种种花。常奶奶则每天早上,必先沏壶酽茶,抽袋烟,然后坐到院子里摘菜。
常奶奶还很喜欢给我和妹妹扎小辨。常家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三是工人,老二是京剧演员,常家二叔若不演出,早晨醒来,就会站在西南角的杏树下,咿咿啊啊吊嗓子,还哼戏文,每逢这时,我们就隔着玻璃窗偷看。
搬到南房花厅,和我们北屋遥遥相对的,是山东人崔大妈。崔大爷是工人,老实木纳,崔大妈是小脚女人,据说在家乡还参加过妇救会呢,虽无文化,但为人公正,看问题分明,理所当然的荣任大院的组长和治保主任。
我们这几家是四合院的基本户,除我家后来搬走,他们都没有动,一直到去世。他们是睦邻,是长辈,是我从孩提到成年生活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不必合眼,她们的样子便呼之欲出,真真溶入血脉,这就是四合院生活给人难以言说的那份感情。
 

(4)小小月芽
 

如果说我们的院子地势高、院落大,是胡同里的头号大户,那就错了。小小月芽胡同长不过百米,门牌号也就十个,可藏龙卧虎,人文景观很丰富。单是地理位置,就很特殊。它北头连着六条,行政划分我们胡同也归属六条。六条是出名的好房子区,路北家家磨砖对缝,黄松木架,金柱大门,达官显贵府第一家连一家。解放以后,很多名人、要人、艺术家都住在六条,光是汽车房就有六七间。
 

月芽胡同的南头则通向五条,五条是升斗小民聚居谋生之所,房屋低矮颓破,街道泥泞不整,胡同曲曲折折有如迷宫。可是这一片地方也很热闹,打油买醋,购粮贩米,浆洗缝补,日常所需俱全,我们天天都少不了进五条。夹在两种生活层次间,小小月芽像一条扁担,挑起不同色彩的两个箩筐,任我们拣选。
住在胡同北头,是二号钟家,典型的老北京。钟先生成天长衫布鞋、圆眼镜,钟太太则一身布旗袍,出门必拎一个布手袋,夫妇二人极谦和有礼,无子女,静寂地住着独门小院。窄窄的小黑门,直接装在院墙上,进门先下台阶,迎面是水管子,院落小巧,北房三四间,糊纸窗,窗下数盆月季,南墙根栽玉簪,靠厨房一株枣树。进得小院,一颗浮燥的心便沉潜下来。
 

紧靠我们院落南边的,也是一所漂亮又典型的四合院。兼有车库,南北两个院落,维修得很整齐,主人则是萨空了先生,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首脑。萨夫人是新华社摄影记者,每天都提着沉重的提包上班,一副干练洒脱的职业女性型象,让人过目难忘。犹记得五八年一天,我上下午课,(学校分二部制),胡同里忽然不同凡响地排列了几辆汽车,顺延到我们院门口,大家都跑出去看,只见萨夫人满脸哀戚,臂缠黑纱,她的两个女儿,我的玩伴,哀哀哭泣,由人搀着送进汽车。这是怎么了?
 

中午,父亲回家吃饭,我报告见闻,父亲用沉重的口气说:“中国派往苏联参加作家会议的一架飞机失事了,失事的人里有著名人士,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他就是萨夫人的父亲。今天国家开追悼会。”啊,原来是这样。刹时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了不幸的事,街坊邻居商议,纵是高官,我们也要表表心意,於是相约买了两盒点心送进萨府。和萨府对门路西的一家,是小小的文芳旅社。说它小,是因为院子实在小,进门倒下台阶,沿街一溜东房,约五六间,均辟成单间,摆上一床一柜一暖壶,院角有一锅炉,供旅客自己打热水。来往旅客多为自费进京,住不起正规旅店,就寻个私人小店落脚。常见内蒙和新疆人自带干粮来住,在我印象中,文芳旅社只有老板娘和她的几个孩子,大概为生计,将房产拿来开店谋生。
 

最后要提的,也就是我们这条胡同最出名的大户:空军招待所。它的前身原是煤场,面积很大,到处堆满黑煤块。小时候我偷着钻进去嬉戏、奔跑,膝盖磕在煤块上,好大的伤口,至今有疤。空军招待所在这块场地上一南一北盖了两栋三层大楼,钢筋水泥,苏式标准,中间操场则用来出操、停汽车、放露天电影。从此,胡同里汽车明显增多,知名度大增,就连哄动一时、驾机从台湾起义归来的徐廷泽,都曾偕新婚妻子在这里住过。後来,南楼专辟给因病休养的老干部做家属楼,只留北楼接待。
 

逢夏日,招待所放电影,四邻闻风而至,胡同里挤满小脑袋。终於,大门洞开,一律请进,军民一家亲嘛!

多少个炎炎夏日,也是期末考试的时段,从招待所的围墙里,争先恐后地探出怒放的芙蓉花,像一片片烧红的云霞,正对我们大门口。这时,父亲就给要上考场的儿女打气:“好好考,开门红。”
 

(5)四合悠悠
 

我们慢慢开始习惯北京的生活了,那恼人的黄沙天气,好像也渐渐淡化了。好比刚开始骑车,经常掉链,待自己会装链子,车轮就转得很自在。
 

父亲的机关在东四炒面胡同,骑车上班。母亲的医院在北新桥,乘车往返,姐姐、哥哥白天上学,四合院成了我和妹妹的乐土。这时候,特有的、带着奇怪调门儿的各种吆喝声便此一声彼一声飘荡起来。
最常听见的是磨刀吆喝声,只见一位老汉,肩扛一张四脚长凳,长凳一头固定着很大一块磨刀石,左手甩着一串铁片,一进胡同就喊:“磨剪子哩,跄菜刀” 倘若我们这时正睡午觉,顿觉大赦一般,忙不迭推推外婆:“磨刀来了。”於是各家不约而同涌出,手拿菜刀、剪刀,还有劈柴的斧头,那老汉一边接活儿,一边快活的唠家常。

 

还记得有一种挑担子的货郎,常到胡同里转,他的挑子里盛着乡下新鲜鸡蛋、小米、绿豆等等。混熟了,下次便径直走到我家门口,把担子撂在走廊,把我们要的食品直接送上,临走,外婆还会送些旧衣旧鞋,货郎千恩万谢,不忘再约。日子平静地流逝,院子人口渐多,东南角的杏树死了,可是西南的那棵,在常爷爷的精心伺候下,繁花累累,不久青绿小杏就缀满枝头。而此时归属西厢房的院落,姹紫嫣红,常爷搭起楼梯型花架,大小花盆排列有序,四大盆石榴火红火红地垂着,老人警告小毛孩:“不许偷。”

 

他说的是石榴,也指的是就要成熟的杏子。可是,金澄澄的杏子,把孩子们的魂儿都引走了。好不容易等到一天,两三个大人爬上树干,拼命地摇,我们欢乐地端来脸盆,叫着、跳着,在地上捡。哇!满满三大盆,数数全院,大小十户,一家一碗,都由小孩儿送去,这时是全院最齐心合谐的时候,有感谢、有温柔、有欢笑。

 

隔壁钟先生家,大枣儿甜极了,可他家日日柴门紧闭,就算敲开也不好意思去打枣呀,怎么办?
我家的后院围墙,紧接钟家厨房,他们院落地势低,我们只要爬半层房就行了。拣了钟太午睡时间,哥哥大胆爬到人家厨房屋顶上,刚站定,还没摘几个枣子,就听钟太在北屋喊:“我那屋顶都踩漏啦!”
印象中,我们院子还举行过两届春节联欢会。这是由我姐姐组织的,她那时已是三道杠了。会场就设在大门洞,悬一盏大瓦数灯泡,觭角摆上煤球炉,坐水取暖。
 

常爷爷操琴,他的儿子唱戏,我和几个女孩唱儿歌,姐姐跳会动脖子的蒙古舞,节目一个接一个,就连水壶也不甘寂寞地叫,哄笑声引得爸妈也出来观看,街坊见了,就更高兴,直客气让座。最后,父亲拿出事先买好的二踢脚、老头放花,请大家来到里院,空地上随着一声炮响,灿烂礼花呼啸着窜上夜空映出张张笑脸,年龄小的孩子点上各式纸灯笼,满院跑。过年!
 

(6)经风雨
 

时光忽悠,政局多变,平静的四合院也要天天跟着报纸走了。打麻雀,兴奋;炼钢铁,刺激;大字报,新鲜;终於有一天,我们被通知,街道征用我们里院西北角耳房办食堂了。窄小的厨房,约十平米,一个大灶便去掉二分之一,再配上大笼屉蒸饭,云雾腾腾,热得炊事员梁大娘周身汗。每顿一个菜,或焖茄子,或炒青菜,倘有肉丝便多加贰分。
 

我们按人口交粮票,领回一个个瓦罐,每个瓦罐蒸四两米饭,全家围桌而坐一起吃,往往意犹未尽饭就光了。再后来就更吃不饱了,食堂散了,三年灾难来了。
 

那是一段共体时艰的岁月。大人浮肿,面呈菜色,孩子机伶瘦,就盼发点心票。我们用配给的白薯面蒸死面饼、熬菜粥时尽量多滴几滴油,家里来往的亲友多,以前总爱留饭,现在则犯了难:粮食不够吃呀!记得刚考上初中,最高兴的事是我每月多增一两油票了。
 

有一天,当中学音乐老师的舅婆送来四只小绒鸡,她说这是名种 “澳洲黑”,个儿大,会下蛋。果不其然,在困难年代,“澳洲黑”为我们立下汗马功劳。这几只小黑鸡很能吃,一大碗玉米面拌菜叶帮子,风卷残云,一天喂三次。我每天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切鸡菜。暑假里,我们从乡下人手里买田鸡吃,肠肠肚肚全煮进鸡食,那小鸡一天一个疯长,一年过去,四只小鸡个个重四五斤,人人称奇。更高兴的是母鸡开始轮流下蛋,大大的个子、淡淡的褐色,每拣一个妹妹都标上数字:11…21…31,只要听到“又一个蛋”的呼声,全家兴奋好一阵。於是父亲郑重决定给功臣母鸡盖房,地点在北房走廊台阶下面,面积如书桌般大小,用竹子搭一个四四方方鸡窝,下垫沙土开活动门,上盖旧竹帘既遮阳又挡风,鸡窝旁种着葡萄藤,夏日的葡叶遮去骄阳,“澳洲黑”在土里懒洋洋打滚,邻家小孩把这里当成动物园,有事没事就蹲着看。有一天,我忘了给鸡放水碗,生把一只“澳洲黑”渴死,为此,我和妹妹伤心地哭了。
 

六三、六四年来了,国家从灾难中缓过气来,我们也渐渐长大了。姐姐和哥哥考上清华,我和妹妹考上女二中,父母亲身体显见丰满结实,一家人生活得挺有劲儿。这年清明节,父亲率先声明,他请了一位行家来给葡萄剪枝,今年的葡萄架搭新的,大竹杆他已买好了。雀跃中我们七手八脚把葡萄藤挖出来,谁知行家说要多施底肥,到哪儿去找底肥呢?有了,父亲找来一个空铁罐,穿进三根铁丝,用一根木棍挑着,让我到公厕去捞大粪。
 

天哪!我硬着头皮捞回几桶,街坊老邻看着直笑,父亲则夸什么:“手是脏的,思想是干净的”。
入夏,我们可劲儿浇水,墨绿色葡叶尽情地伸展在高大的藤架上,碎银似的阳光则在棚架下闪耀,双方在角力比赛。老街坊们喜欢端个小板凳,凑在葡架下聊天,顺手做活儿,或是摘韭菜什么的。晚饭后,母亲会催促我们出来乘凉,於是,便一人搬一张凳,坐在架下。有时我们搭一张行军床,躺在繁星下,听着温馨粤语,朦胧睡意悄悄袭来,这时母亲便说:“回房睡。”
 

转眼,一嘟噜一嘟噜的翡翠变成紫水晶了。晨曦中,粒粒染霜,犹如沾上一层白糖粉。好新鲜的葡萄呀!八月中剪葡萄,像当年分杏一样,父亲把串串果实均分十份,让我们挨家挨户送上。大妈大婶知道这是我们的辛苦,客气不收,但父亲坚送,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做人。”
 

(7)邻里风情
 

这是一张经典画面,重复一年又一年的街道学习。多数在里院南侧,靠垂花门位置,坐着十来个家庭妇女,也有老头儿。有做活儿的、有摇扇的,在听房子的老主人刘太读报。她理当然的文化最高,大伙儿听懂多少就难说了,发言。“明天开始卖大白菜,节约闹革命。”“学校快考试了,我呆会儿就熬绿豆粥。” 我家阿婆凭一口广东话走天下,她大声发言,鸡同鸭讲,可老北京们还不住的附和点头。其实阿婆在说,今天早晨蜂窝煤炉快灭了,她加了一块草煤,救回来了。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精彩。
 

邻里相处几十年,南人食米,北人吃面,各人都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且家家有绝活。每当王大姨的炸酱起锅,香味儿就会窜进里院,逢这时,母亲便说:“王大姨会做饭。”常奶奶煮饭,米汤必要滤净再蒸,我们便接过来,或浆被单、或浆衣服,后来索性在西厢走廊置一小桶,冒热汽儿我们便拎回来,彼此默契。
经年不断地,家里总有广东亲友来往。我们把南方香蕉、广柑,分送一点给常奶奶、崔大妈,她们也决不白受,亲朋离去时肯定回赠点心,嘴里还随着我们称呼:“云姑,过两年再来呀。”那厚道、热情,随时随地印证着老北京的人情味儿。
 

文革开始了,万幸四合院没有受到冲击。在抄家最凶的八月份,母亲被派去平谷巡迴医疗队。两个月後,她带着周身的类风湿回家休假,王大姨眼睛湿润了:“我这就给你做身棉袄棉裤。”三天后,母亲就带着一套外表朴朴素素、里面软软融融的新棉装回去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老邻居们在潜意识里,滋生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感情。
 

那缕缕情意,事事相联,同悲同欢,孩子下乡,家家相送,人去屋空,代为看守,因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人都说大杂院最头痛的就是水电费纷争,我们亦然。五个基本户,再有不断搬出搬进的小家,人口密集到五十余人,水电分摊煞费脑筋。
 

初时,水费来了,先扣除十吨水钱我家出,余款按人头计,平均每人三分,后来摊到五分,於是有人不乐意了。崔大妈召集开会,仍是吱唔,於是父亲做了明快决定,以后每月水费,每人出二分钱,余款我家承包。这个方法延续多年,直到文革后期我们装上分水表才罢。
 

(8)惜哉四合
 

是什么时候开始,四合院魅力不在?是什么原因,四合院迅速衰败?我苦苦回忆,思绪集中到文革时代。
 

建国二十年了,人口膨胀失控,而新增的居住面积杯水车薪,寻一间房难於上青天。老邻居们三代同堂,却只能挤在二十年前的面积里,而自文革始,一家搬出,三家迁入,厢房变成了号子房,在生存的本能下,不向荒山要粮,不向院子要房,又能如何呢?
 

於是,小厨房就像蘑菇一样从地皮上冒起,越演越烈。一家比一家盖得大,什么角落里的树、阶前的花、一概浮夸,可怜我们推车进院,犹如走进欧洲内陆,到处是边界。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是超手游廊不见了,包进了各家内室,四合精髓全无,斜梁颓柱失修,七六年唐山狠狠一震,大门倾裂,整个院子险象环生。不是不修,国家拿不出钱来修。我儿时的乐土垮了,沦为了大杂院。
 

在高大明亮的楼房面前,在暖气煤气的优势面前,曾经风韵无限的四合院,就像衣衫褴褛的老妇,无法招架青春少女的挑战。美丽的四合院,离开了经济实力的依托和行政权力的护维,是很难单独存在於北京的大环境中了。终於,在难舍的邻里情份下,我们撤离了四合院。此后,我每次从美国回京,都要绕一绕月芽胡同,看望我的邻里长辈,搜寻儿时痕迹,眼看她满目苍荑,日甚一日,心中五味杂陈。走遍了千山万水,看尽了欧美风情,阅华宅无数,但在我心里,那空中传来幽幽笛子声的、春风拂着嫩柳丝的、遊廊下坐着大妈摘韭菜的,让我像小兔子一样窜回来的安祥的四合院,却是无可取代的。
 

四合院,你是我心中的一块净土。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