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细说成为王子之前的事情

近日,田亮的首部写真集《最亮的十米》正式上市。在这本以自传而非写真照为主的书中,田亮深情讲述了他的童年、他的运动员生涯,他的父母、他的教练,还有“亮晶晶”的情感故事。成长历程中的点滴往事在他的回忆中清晰感人,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男孩真实的心理世界。

据介绍,由田亮主笔的写真文字部分已经于本月初完成。田亮本人一直想将写真设计成记录心路历程的自传体形式,所以亲自执笔完成了90%以上的文稿,其余的由摘录的新闻稿和对其身边人的一些采访构成。

《最亮的十米》是田亮敞开心扉的坦诚叙述,在书中田亮讲述了关于亲情、友情、师徒情的小故事,首次坦露了从一名调皮的重庆少年到一代跳台王子这个成长过程中的趣闻轶事和追逐的梦想:“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田亮,一个你们不了解的田亮。我希望能给自己留个纪念,也给那些关心我以及关心中国跳水事业的人一点启发”。

我是家里的“福星”

1979年8月27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其实,我来到这世上是因为姐姐。

姐姐田林是1974年11月22日出生的,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但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当时正值1978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一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600工分。

当时一级工资是5元,一年损失60元,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60元,对于我们这个居住面积不到12平方米的窘迫家庭而言,是一笔多大的损失。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我的野蛮行为

在童年时代,我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烦过父母。不过,我调皮的天性还是很快地显露出来。或许是天生对“自由落体”运动感兴趣,反正只要他们把我搁在沙发、凳子或床上,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向下跳的冲动。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闹的动静大了,当脑袋接触地面的一瞬间,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暗灰的颜色。我号啕大哭,唯恐大人不知道,希望吸引爸妈的注意力,可很多时候,繁忙的他们无暇顾及我。

只有姐姐,在听到我的哭声后,会飞快地奔过来,拼命摇着摇篮车,口齿不清地喊着:“弟弟没有(不要哭),弟弟没有(不要哭)。”

幼儿园毕业,家里张罗着我上学前班。因为之前有两次让我不开心的寄宿经历,我总是倔强地不去学校报到。父母看到我强烈反应后,做出了让步:可以不寄宿,跟姐姐一起上下学,走读。这是我“外交”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胜利。在家里,如果谁把我逼急了,我总是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耍赖撒泼坐在地上哭。学前班之前,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总有办法制服大人。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终于在上学前班时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

刚从幼儿园来到学前班,我很不适应,又拿出以前屡试不爽的耍赖功夫逃课,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身子拧成了麻花,就是不想上课。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老太太,严厉而威严地命令我:“起来!”

“不!”也许是见多了这种无赖式的反抗,她二话没说,就冲过来拎我。

在这么多小朋友面前,我怎么能丢脸呢。心想老太太应该比年轻教师更容易对付,或许用武力的方式来对付她更合适:咬她胳臂。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不过,我这个野蛮行动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 。别看老太太年纪大,但她行动非常灵活,硬是没让我咬着,我咬了几次都没能沾着她的边,反而被她三下五除二地给按住制服了。

神奇的一跳

1986年9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

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1米60。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

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

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充满神圣。

那一夜我失眠了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八九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

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ú

ù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当时的我精瘦精瘦,重庆多风,晚上的低温加上小风一吹,使得只要我的身体一接触水,五脏六腑就像全部被冻住了一样。我是如此渴望温暖,以致于自己每做完一个动作,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趴在水泥地上,感受夕阳洒下的最后一缕温暖。而在夏天白天,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必须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水泥板,皮肤被晒得发红,想在水里多泡会儿,没门!因为教练在看着你做下一个动作呢!想偷懒?嘿嘿,加倍处罚。

我的脚腕关节很硬,绷直后不能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呈现优美的弧线,被教练称之为“锄头脚”,这让我吃尽了苦头。为了能把脚尖绷得更直一点,我必须比别人多练一些,妈妈有时候来探望我时也会帮我压关节。不过,由于经常感觉累,我的动作越来越走样。往往这个时候,教练一句:不算,得重新再来!这让我有天旋地转的感觉,眼泪立刻就会掉下来。那感觉就好像是当你辛苦地爬到半山腰,马上就要登顶了,突然有人要你重新上山。又有些类似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发现自己找错了舞台!

我讨厌这种感觉。因为累,动作质量越来越差。而质量差,会被教练认为是你小子在和他对抗,罚的次数也更多。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当时,重庆市电力经常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5路电车也会停电,我就可以不去训练了。真希望5路车常停电,这样我就可以有正当的理由休息一天。当然,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

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1987年底至1989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一遍地为我收拾东西,“亮亮,妈这次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妈还要工作。一个星期后,妈妈会来看你。答应妈妈,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妈妈摸着我的头,心事重重地说。少不经事的我,是无法领会到这种情绪的,“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您记得早点来看我就成了!”

于是,我一个人,一只旧木箱,几件简单的衣服,就这样踏上了只身闯荡天涯的道路。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四川省跳水队,先到一个叫杜辉英的教练那里报到,领了一个碗和盘子,我去了宿舍。

我过上了集体生活。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全新的世界,周围的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舞者,因此,我将自己早早地投入到黑暗中。

离家的日子,好难熬啊!我离家的那天是礼拜天,但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感觉到自己难受极了。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的,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心里发狂,险些有些忍不住,叫嚷出来。我知道,自己是想妈妈,想家了。

但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情绪不能轻易表达出来,同龄人肯定会冷落甚至耻笑我。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才离开家就受不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无法容忍小伙伴们的轻视。

勉强支撑到第4天,礼拜四。白天在省队旁边的小学上课,下午训练,晚饭后,大家在宿舍里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哭了。小伙伴们都很奇怪,没人欺负你啊。我好面子,只好抽噎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难受,一会就好了。”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于是,室友们开始列举种种理由,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越是热情想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越难过。这时,一个小孩用尖尖的声音喊道:“他想妈妈了!”话音未落,我几天以来积攒起来的情绪,立刻土崩瓦解。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门去,哭了个天昏地暗。这是我记忆里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也不明白,自己以前也离开过家,何以这一次哭得如此肝肠寸断?

这一个周日,妈妈如约而来,终于被我盼来了。看着我憔悴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床上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妈妈明白了。她心里一酸,将头扭到一边。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一直是胸无大志的

我一直是胸无大志的,直到1992年8月,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8月4日,我和伙伴们早早来到张教练房间,准备观看奥运会10米跳台决赛。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一名叫孙淑伟的16岁少年。他纤细的眉眼下,不太协调地长着一张又厚又阔的大嘴。之前无数次在训练场上听过他蹩脚的普通话,但这次,我从他宽厚的大嘴中读出了福气,读出了气定神闲,读出了冠军气质。他晒得够黑!但那一刻,我认定:“是高手,就应该这么黑!”

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王者气质啊!前有数亿双目光的注视,后有熊倪等一干天才选手追赶,孙淑伟在第四跳奠定了胜局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次失误。何止没有出现失误,最后一跳,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4的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当他干净地完成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动作后,四名裁判不约而同地亮出了10分,他的得分是99.960分。我们在电视机前炸开了锅。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完美!我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渺小。本来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总觉得自己能徘徊在国内前12名,就已经很厉害了。但现在,我看到了自己的浅薄。那一夜,我失眠了。

国家队里快乐的小跑腿

1993年2月的某一天,张教练告诉我:“明天,我要带你去国家队。”

进入国家队,这是真的吗?这些年来,自己被四川省队退回,加入了陕西队后在全国比赛中屡战屡败,在北京集训遭遇白眼,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孙淑伟他们的挥洒仿佛还在昨天。如果这是梦想,请让我这个出身贫寒的丑小鸭,多一分王子的感觉。1993年全运会后我正式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为大家提供服务,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为孙淑伟买东西,充当“跑腿”的角色。我们住在二楼,小卖部在一楼。每天训练累了,人都不愿意动了,而我岁数小、精力旺盛,他会打发我去买小吃。我总是乐呵呵地去完成任务,因为每次帮他买东西,我都“有份”和他一起享用。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每到周末,作为奥运会冠军,他有很多活动,我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活动,正好负责为他买、煮方便面,然后顺便“享用”他的音响、电视和游戏机。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面“工程”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

宿舍那时候熄灯很早,我就在厕所,一边在电炉上煮面,一边看书、玩电子游戏。等晚上10点熄灯他回来时,热腾腾的方便面也大功告成。那时候,我的服务对象不止孙淑伟一个大腕,还有跳水女皇伏明霞。

伏明霞才大我两岁,但成名很早,像姐姐一样地照顾我。对于买东西这种事情,她最放心交给我。一是因为我的跑步速度神速,二是我的口风很紧,不会打小报告。在让我买冰棍、冰激凌等东西时,伏明霞总是特别大方,一出手就是50元,还与同宿舍的池斌、熊敏、郭晶晶共享。出发前,她会细心地叮嘱一句:“记得帮自己也买点啊。”

每次进伏明霞的房间,我都会记得将房门关好,因为我们不想让领导上看到。

但有一次,我刚拎着一袋子冰激凌进屋,敲门声遽然响起,大家全慌了神。池斌反应快,一把将冰激凌塞进被窝。开门一看,是于芬教练。不用说,她照例训了大家半天,我特紧张,像做了错事一样。

过了不久,我溜了回来,发现伏明霞她们四个人沮丧地靠在床上:冰激凌没吃着,早就被捂化了,床上只留下湿乎乎的一摊水。我很过意不去:“霞姐,都怪我把教练招来了,我以后一定小心。”

“没关系,碰巧而已。再给你50元去买!不过这次路上要注意,别让于教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