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谈影响了她的人和事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让世人折服的女政治家,在长达11年的首相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巩固了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通往权力之路》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展示了这位平民女孩如何在没有显赫门第的庇荫下,一步一步登上权力之巅的过程。我们选摘了书中的《童年岁月》一章,从中可以看出她日后成功的诸多端倪。

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

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13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一下子就驳得他哑口无言了。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方圆左右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

但是,当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些场合要用一种“布道的语调”时,他竟然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在安排卫理公会的事务或者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11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大约从12岁时起,我就为唱赞美诗的小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了。那时,我的父母通常还会去教堂做周日的晚礼拜。但是,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

令人兴奋的首次伦敦行

童年时代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也许是到伦敦旅行了。那年我12岁,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看下乘火车抵达了王十字车站。我们家的两个要好的朋友斯金纳牧师夫妇到车站来接我,之后我在伦敦的日子也是由他们来照料。

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王十字车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群拥挤的山洞,而城市的其他部分也令人眼花缭乱,不愧为一个商业和帝国的首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也是在伦敦,他们中有的还穿着印度和非洲传统的民族服装。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都让我兴奋不已。

伦敦的建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很多建筑都被烟熏黑了,所以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和庄严,这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所有主要的景点。我在特拉法加广场喂鸽子,我还坐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害怕的经历;我参观了动物园,在那里骑了大象,还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一点可能预示着我以后与舰队街的关系。

牛津街让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宽阔的城市大道要狭窄得多;我还到圣保罗教堂去朝圣,约翰·卫斯理皈依基督教的那天上午曾在这里作祷告;当然,议会和大本钟是肯定要去的,这些地方确实名不虚传。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哈罗德·威尔逊年轻时那样有预见性,并没有在唐宁街十号门前照相留念。

伦敦之行中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快乐,但最为高兴的还是第一次参观位于路易沙姆的卡特福德剧院。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龙伯格的著名音乐剧《沙漠之歌》。

在观看演出的三个小时中,我完全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被勇敢的红色幽灵带走了。

迷恋好莱坞浪漫电影

我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多的空闲时间,但我喜欢走远路,而且经常是独自一人。我喜欢乡村的美景,也喜欢静静地独处,任自己的思绪陶醉于周围的环境之中。有时我漫步走上霍尔山,学校在战争期间曾放假一周,我们就到山上去采集蔷薇果和黑莓。下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山上去滑雪橇。

后来,格兰瑟姆有了电影院,这的确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我当时对好莱坞的浪漫影片着了迷,毕竟那些年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只要花上9个便士,你就可以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找个舒舒服服的座位坐下,先看看新片预告,再看看配上俏皮逗乐的评论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益性的短片,如《犯罪是不值得的》等,最后才是正片。

电影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四根羽毛与鼓》这类帝国冒险片到世俗喜剧《女人》(几乎所有业内的女明星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再到令人伤心的悲剧,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特拉·达拉斯》,以及英格丽德·伯格曼主演的电影。ú

ù看电影时我也没有完全忘记从影片中学习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识。值得夸耀的是,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与英格丽德·伯格曼和受人欢迎的默尔·奥伯伦主演的《腥红色的繁笺花》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父亲一直强调坚持自己原则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前往华盛顿》一片中得到了体现。有些影片,如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小威廉·皮特,以及伟大的法国演员查尔斯·布瓦那在《玛丽·瓦莱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仑等都有助于我更容易地学习历史知识。格兰瑟姆虽然只是个小镇,但每次看电影时,我仿佛是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这也使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到现实的世界中去周游一番。

读书趣事

像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学生时代的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得五岁的时候,老师叫我读“W-R-A-P”这个词,当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虽然我读对了,但我当时认为“他们总是让我读那些最难的词”。

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体会到“谚语”的魅力。我那时已经有了点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按字面意思思考的习惯了(在这方面也许至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对“跳之前先看一看(即三思而后行)”

这样的比喻感到很困惑:我想,这句话还不如这么说呢:“过十字路口之前先四下看看。”

这样说还更务实一些,因为我上学途中要横穿一条很危险的马路。而且,与我之前和之后的孩子一样,我也曾得意扬扬地指出,这个谚语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谚语的意思是互相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吉卜林的作品。他于1936年1月逝世。但一接触到吉卜林的作品,我就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着了迷。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能够让儿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是带他们进入许多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工作、英国的历史以及动物王国。像我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吉卜林的作品也让我了解到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浪漫生活。

到这时,我的阅读所涉猎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有时也会显露出来。

我至今仍记得曾写过一篇关于吉卜林的文章,我在文中使用了“乡愁”这个词,于是便有人指责我是从哪本书上抄袭来的。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气得火冒三丈,其实那个词我用得很自然,并不是有意抄袭。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非常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直到现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

第一次涉足政治

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神话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热衷于支持绥靖政策的是右翼势力而不是左翼势力。我有这种感觉并不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倾向右翼势力的家庭,我还记得甚至当德国人已经进入捷克首都布拉格时,工党确实还在投票反对征兵,这一点我永远都无法忍受。

这个问题的影响面在1935年的大选中表现了出来。我当时才10岁,也正是在这一次大选中,我第一次涉足政治。

我当时年纪还小,还不能为我父亲竞选镇议员做宣传拉选票。但是,我也分到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鲜红的竞选小传单折起来:这些传单上印着称赞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话。传单掉色,把我潮乎乎的手指都染成了红色,于是有人便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

维克托爵士重新当选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丝毫的疑问。选举当天,我被分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不停地往返于保守党委员会的办公室和投票站(设在我们学校里)之间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谁投了票。尽管我们所得的多数票从16000张锐减到了6000张,但我们的候选人最后还是赢了。

我当时还不理解选举中有关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辩论,但那次竞选赢得异常艰苦,除了要面对那些“为和平投票”的狂热分子的反对以外,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一背景。

后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地争论鲍德温在竞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以及他是否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当时面临的危险。

我只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炸鱼片的小店,我常去那里买全家星期五的晚饭。买炸鱼片的队伍总是一个很好的辩论时事的场所。

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人说希特勒至少让德国人有了一些自尊,而且让德国的火车能正点行驶了。

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这让那些比我年长的人非常震惊,而且无疑是有些恼怒了。女店主也笑着说:“哦,瞧,她总是在不停地辩论。”

不管怎样,战争还是很快就降临到了我们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国给德国发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人在9月3日上午11点之前撤兵。

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守在收音机旁,急切地等待着新闻节目的播出,这是记忆中我在童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但是希特勒拒绝撤兵,而广播也现场播出了内维尔·张伯伦从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发表的关系国家命运的讲话,告诉我们英国宣战了。

影响我的几本书

到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为什么会最终发展到这一步。父亲每周都要从图书馆里借两本书,一本是“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读;另一本是小说,给我母亲看。结果,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了棗任何关于政治或者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迫近的夺权斗争》。

这本书在1932年第一次出版,主要内容是当时很新潮的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并且预言资本主义很快就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书是激动人心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无论是我的本性还是成长的家庭环境都决定了我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再多的左翼书籍,也不管听到多少左翼的评论,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

对我影响尤为重大的一本书是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伟大的时代》。这本书让我明白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对于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命运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在国家利益或者势力范围或者资源的获取或者任何其他强权政治中的冲突,尽管毫无疑问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战争年代其他许多女孩子一样,我也读过巴巴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作者在这本书中描述了她弟弟的一生。她弟弟是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下院保守党议员,一直都在反对绥靖主义,后来在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中阵亡了。

对于那些坚信进行这次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人,以及那些在短暂的一生中保持思想始终如一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份惊人的遗嘱。这也是我永远钦佩的。

另外,我还读过理查德·希拉里写的《最后的敌人》一书。除了讲述人们在这场战争中经受的恐惧和苦难之外(拿格兰瑟姆镇和我们家来说,战争造成的是物质方面的匮乏和剥夺)这本书还指出了隐藏在这些内容之后的、战争在道德方面带给人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