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时上海市委乱了套

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

1976年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徐、王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虽然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并随时向中央报告。

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12日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我们感觉,当时的气氛的确是有点紧张。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同志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接着,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四人帮”党羽扬言罢工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

第二天吃早饭,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他们先找留在上海的三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常委会到下午四点钟才开。

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

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

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是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北京玉泉山苏振华住处开会。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

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工人、红卫兵共计三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ú

ù叶帅否决调军上海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

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郑重地告诉他: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

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当时有人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

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

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

大概是第二天,林乎加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

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回北京,彭冲回南京。

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欢迎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上访、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

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苏振华讲话打开局面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

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强调,要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

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

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

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

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三个字:“丑死了”。

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

10月28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

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

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

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附录]著名的《文汇报》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出的抗议函电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

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3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