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戴望舒这样度过贫困一生

                                                                                                                                                                                    戴咏素(戴望舒长女)

父亲是1905年农历九月初七生, 离今年已是有一百年了。离开人世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世界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有了许多变化,我也由一个孩子成为被孩子称为奶奶和外婆的老人了。在寂寞空闲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翻着父亲留下的相册。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不能再沉默了,两个妹妹也希望我代表她们,向关心父亲的人,向读者介绍一些他生前的事。

新妈妈是个美人

8月日寇投降。1946年3月父亲离开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妻女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我是他和第一任夫人生的孩子,这时候的父亲已经再次结婚。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父亲朋友见到她无不称赞,父亲也颇为得意。

她的名字中有个“丽”字,我母亲的名字中也有个“丽”字,他们在香港生的第一个女儿,父亲也称她为“朵朵”,直到1946年回沪,在众人面前才将她改为“二朵朵”。叫我“大朵朵”,小的叫昂朵。父亲回沪后除了看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外,还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周黎庵(周劭)。

那天我正好在母家,父亲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这次拜访,母亲之后一直还讲:我们是朋友。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在港时从事抗日文化工作情况的,我以为不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也于1946年2月写出了自辩书。

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

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艰难。而我已被送到一间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

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但却不长久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

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货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地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父亲有许多好朋友,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

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和客厅外,其他的门是纸拉门,二楼有壁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什么也没有,除了沙发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我们夏天就在这环境中生活。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地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

1938年在香港簿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几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地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

军统特务找上我家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太平日子。国民政府专制腐败, 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ú

ù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

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

1948年秋,一对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地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予的舒适生活,但这次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

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哪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亲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文人没有钱, 妻子也会离开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慢慢爸爸会找到房子的,我们又会生活在一起,但事情发展出乎我所料,杨阿姨要和父亲离婚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争吵,争执,而且前不久父亲还将过去留香港的东西变卖了,给我们四个人,一人买一条项链,杨阿姨那条是赤金的也最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些迹象的。杨阿姨的母亲对父亲很不满意,讲他不能负担起家人的生活。杨阿姨也讲过,父亲答应她,等大妹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同意离婚,他们平静地分手了。我感觉杨阿姨对父亲是有感情的。

他对妻子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1938年到香港时,大批内地的文化人来香港只能住在学士台简陋的房子里,他却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山上的洋楼,让我母亲有个好住处。跳舞,游泳他都会,但他要读书,就请朋友代劳,朋友都是君子,他们也遵守古言“朋友妻不可欺”。杨阿姨在香港和上海也都有条件很好的住处,她在家无聊,想学声乐,父亲马上就向音专借了钢琴帮她联系学校去上学。但父亲毕竟是文人,没有大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

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备受折磨,却也给了他许多灵感,事情总还有另一面。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很多年后,杨阿姨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曾对一位记者讲,我那时年纪太轻,不理解望舒。有了这句话,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既然两人分手了,我和大妹自然不能再住下去,便随父亲住进了叶伯伯(灵凤)家,他们家的房子虽也在山上,但房子却不多,他儿子平时也只能在客厅里搭张帆布床。我们父女三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铺一张薄薄的被子,香港不冷,我们睡在上面挺宽敞,挺好。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常拿一个喷雾器对着嘴喷,大口贪婪地吸着喷出来的药水,有时这也起不了作用,他会用麻黄素给自己打针,这是饮鸩止渴,喘不过气来的痛苦使他顾不了这么多了。这样的身体还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北上,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不会不知道这有多艰难,但他还是决定北上。他说:不想在香港住下去,决定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北京的朋友以为戴望舒早死了

1949年3月我们离开叶家,叶伯伯送我们,我们四人坐在一辆货车的后排位子上,父亲对叶讲:我还有一千块没拿,算了,没时间了。

晚上,朋友们来旅馆送别,杨阿姨也带着小妹来了。吃完饭杨阿姨没走,他们和我们一起睡在旅馆集体房间里,陪大妹度过了最后一晚。此时我非常羡慕大妹,我离开上海时可没这个福分。

我们乘的一艘欧洲货轮,船上有许多外国船员,一起走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从不言笑,大家打牌、聊天他也不参加,只是站在一边,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去中南海礼堂看戏,在走廊上见到了他,我走上前去说:我认识你,我们一起从香港来北京的。

他矢口否认,一副严肃的样子,让我再也问不下去了,但我不会记错,因为他那时候很特别,又和我们相处了一周之长,相信他是中共派来接我们的。

到了北京安排我们住在翠明庄,我们住的一套房子是最好的,与同来的卞之琳叔叔相邻,后来马思聪也住在我们旁边。自从踏上北京,到哪里父亲就把我们姐妹带到哪里。他先访问朋友茅盾、沈宝基等。沈是在法国与父亲相识的,我们去看沈伯伯,那天是晚上,父亲借着月光熟门熟路的往前走,走到一个门洞,他忽然呼叫走来的人“宝基”!那人一愣:望舒?你不是死了吗?父自入日寇地牢受尽酷刑,朋友都知道,传言他死了也自然。父亲笑着说:“没有。”

他引我们走进了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正房,养了一屋子的猫,屋里较凌乱,但我们经常去。那时的文人,生活就像沈伯伯那样,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才得以提升。父亲还带我们到一处像庙的地方看花,花已没了,被废弃的庙住进了人,父遗憾地说:“本来是有好看的牡丹的”。

晚上有时还会去东安市场,刚刚解放的东安市场是很有京味的,父亲很高兴地带着我们看北京的别有风味的东西,市场里也有旧书报摊,他也去浏览。父亲带我们去得最多的是琉璃厂的旧书店,那里不仅有古旧书籍,还有古旧的字画、砚台、珐琅制品。来翠明庄最多的是艾青,他们见了面有那么多话讲,他让我父亲写诗,父亲写了四句,给艾青看过后,就随便放在茶几上,记得其中有一句似乎是:红旗高高的挂在山上。

我们在那里住了很久,从冬天到夏天,北京刚解放,百业待兴,文化工作还不可能就绪。父亲将我和妹妹送进了法国人办的孔德中学和托儿所,送进好学校,他才放心,他重视我们的教育。

招待所来人催我们搬家,我们确实是住得太久了,一起进去的人陆续地都走了,后来我们搬到了南池子的一个独门独院的中式院子里,将屋里的窗户打开便是护城河,那时的北京是那么的幽静,柳树、河水,还有飘进屋的清香,有了这一切眼前的简陋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

晚上,我和妹妹各睡一层壁柜,半夜她一个翻身掉了下去,掉到了爸爸的身上,爸爸哈哈地笑着,从此,她不再住到柜里。

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文代会

第一届文代会召开了。父亲带着我们两个一起住进了前门的留兰香饭店, 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开文代会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很同情他,对我们也十分好,我们也十分乖,文代会期间父亲的情绪昂扬,参加文代会就是对他的信任对他的肯定,住在一起的代表又都是老朋友,再次见面有多少事要叙。

白天他去参加会议,我们在饭店里玩,代表们开完会回来休息时,我和妹妹拿着小本子,请代表为我们写纪念册。画家就给我们画画留念,我记得有李可染、陆其庠,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这么有意义的一本纪念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撕了,后来我真是后悔不已,妹妹的那本她还保存至今。

吃完晚饭代表们就去看文艺节目,每天都有节目。歌剧、话剧、舞蹈足足看了近一个月,会议最后还给各代表发了有大妹那么高的一摞书,爸爸捆好寄给好朋友施伯伯,他说施伯伯也来北京。

文代会的高潮是毛主席在天坛接见代表,正好那天北京下雨,我们在门口等爸爸回来,天渐渐黑了,他一身湿透地下了车,兴奋的神色还保留在脸上,他不断地对人说:太好了,太好了,见到了毛主席。吃晚饭时他告诉朋友:今天太高兴了,你看我淋了雨也没犯病,真是太好了。

父亲的气喘病发起来也很吓人的,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吸声如拉风箱,似乎随时会停下来,记得去世前就是这样,他去世后一星期里,他的呼吸声久久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这次他没病,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