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当年北戴河.

                                                                                                                                                罗点点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的一个小渔村,位于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

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在这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

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荣桓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子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

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位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的。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让人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用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属下的别墅区里,毛泽东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里,因为他既怕风又怕听到和看到海。

我们家孩子多,住两所房子,两个哥哥同住的房子离毛主席的很近,记得妈妈总是嘱咐他们不许吵闹,以免打扰主席。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人的家几乎住在海边上。我真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就看见大海。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可以随时去游泳。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要到中午前后才会出现。

毛泽东则出现得更晚,他总是下午三、四点钟才来。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圣的。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皙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

另一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素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

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忧郁和孤独,赢得了许多人的满意和同情,后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出现,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黎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

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厢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厢里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面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迭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

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灭苍蝇比赛总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大,但是稠得像糨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险,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惟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大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大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自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
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上开会。

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紧密相关,并代表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两件事: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后来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扩大。196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据正式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的总人口比上年明显减少。而实际上,加上以后两年的持续饥荒,有专家估计,全国被饿死的人会更多。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如河南信阳等地,有整村人饿死的事发生。现在四、五十岁的人提起那次全国性的大饥馑,仍然谈虎色变。

说到彭德怀元帅,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确实与众不同。比如说,他好像从不到北戴河来,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

我们能记起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栋楼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过哪一栋。彭元帅不苟言笑,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总是严肃有加,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们夫妇。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受到更加惨烈的迫害,没能活到党给他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被重新允许到北戴河度假,军委的招待所里大兴土木,以接待浦安修、林月琴、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薛明和我妈妈的名义先后翻盖起五幢别墅。浦安修只来住过一次,那时她已经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

[附录]罗点点回忆父亲的忙碌

1977年,像全国各方面的情况一样,军队的工作受到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亟待整顿。他接触到的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使他感到自己肩上拨乱反正的责任十分重大。

此外,父亲对自己七十有一的年龄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总期望趁着自己的头脑还清楚,精力还旺盛,多争取一点时间工作。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里读啊,写啊,一副老花眼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

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

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早已唇干舌燥,未曾吃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

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10回有9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

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

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白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水浒》里有个石秀,又叫拼命三郎。我已经70多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

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

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也离开了孩子们,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着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了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起茫然的孩子们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