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高校招生的一些内情

                                                                                                                                               雅克·斯坦伯格

招生成了复杂的事业

1999年秋,我已经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教育新闻记者。在花了四年时间走访了纽约市各所公立学校后,我就被晋升为全国教育记者了。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报道一下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即NA-CAC的年会情况。

半个世纪以来,年会的规模及其重要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高校招生程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精英大学的招生不再把继承特权作为一项主要的推荐资料后,SAT(一种智能测试,最初是哈佛仅为筛选奖学金得主而使用的)就被应征前来填补这项空白,由此给知识界的精英建设打下了基础,也使得每年有几百万的学子们争着抢着去刨他们的2B铅笔。

但是分析SAT成绩不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生的考试成绩比那些在学术以外方面出色的学生要好,这并不总是智商的原因。因此高校的招生工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业,促使各高校扩大其招生队伍,并修订入学标准。

为确保常春藤墙内各高校拥有充足的各类人才,他们都开始对某些申请人的课外活动和文化经历进行评估判断,就像对他们的学术成绩作出评估一样。

许多情况下,各高校都是依靠招生委员会做这类简历的筛选工作的,运用的是多数投票制原则。因此,分配到常春藤盟校及其他精英院校的珍贵的新生名额的过程就变得更加民主化了。

同时,入学典礼的召开也越来越早了。更多的高校也开始鼓励那些对其首选目标很确信的申请学子们,在高中快毕业的那个秋天,就早点向高校递交申请书。而对提前定志愿的日益强调,又开始进一步地蚕食学子们的高中生活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卫斯理在内的一些高校,在绝大多数学生开始申请前就已经把下一年新生名单的40%定下来了。

卫斯理敞开了门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招生官员们是怎样作出选择的。我接触了十几所大学,他们大部分都拒绝了这种请求,因为担心我的出现会危及招生过程的安全。虽然还有其他很多大学可供我选择,但有好几个指导老师警告我说,那些高校的招生主任只会给我看经过“清洁”处理的招生程序。

那就剩卫斯理可供选择了。很早以前该校就开始享有文科教育权威学校的巨大声誉。它希望公众对它的招生过程进行检验,由此揭开招生过程中的神秘面纱,另外也许会借此提高卫斯理自身形象。

1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8名招生委员围坐在那个长长的桃木桌旁,在考虑是否招收一个17岁、从加州北部一所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她成绩中A比B多,但她没有修那个学校开设的最难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

让人更关注的是这个学生看来是那种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但之后不久就又放弃的孩子。她曾和艾滋病人一起工作过,修过当地山路,还做过政府实习自愿者:每份工作都没超过一年。

但是这个女孩会唱歌。卫斯理的一名音乐教授对她随申请书一起寄来的音乐带进行了评估,定为九级,这是可能给出的最高成绩。“我的感觉是,”负责搜索那些专攻艺术的申请生的拉尔夫回答,“作为一名歌手,九级是相当少见的。”

在拉尔夫之前已经看过这个女孩申请资料的罗德·布加林并不同意,“这个候选人可能是个整天唱歌而不做其他事情的人。”

“就是唱歌?”房间里的另一个人问,好像当时是站在戏院里一样,“那不成问题。这种天赋能够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如在剧院、合唱团里。她能一直关注一个事物,这一点我喜欢。”
“好吧,”代理主任格雷格宣布,“该是对她进行裁决的时候了。”
格雷格清了清嗓子,向他的同事们提出了问题:“接收?”包括拉尔夫在内的四名招生委员举起了手。

“推迟?”格雷格问。另外三个人举起了手。

“拒收?”最后一个人举起手来。
同意进卫斯理需要有五票才行,这名候选人缺一票。这个女孩的情况将被搁置几个月。委员会将等等看那年向卫斯理申请的其他人选,以更好地判断这名候选人是否合格。

一周内,这个女孩会收到一封信,告知作为她首选的卫斯理既没接收也没拒收她,卫斯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考虑一下。在这期间,她当然可以随便申请其他大学。

356名早期申请卫斯理2004届入学资格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是需要委员会一起商议考虑的,这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于申请人来说,早决定意味着可以缩短毕业之前高校录取过程中焦虑的六个月。虽然即使被高校接收了,他们也不能不去上高中剩下的课(卫斯理仍会检查这些学生最后一年的成绩),但他们当然可以睡得好一些了。

由于进一所顶尖大学变得日益困难,每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寻求走这条早期路线。
有些人把目光放在了像卫斯理这样的学校身上,卫斯理和斯坦福、耶鲁及其他多数精英高校一样,会强制那些被早期招收的学生注册登记。虽然这所大学对临阵畏缩、企图撤走的学生不会采取法律措施,但它会通知许多竞争对手说这个学生已经被接收了。

数据背后的暗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卫斯理就一直给学生提供早期招收的选择权。那些进行早期申请的学生通常属于自我挑选族,比如他们的考试成绩通常要比普通学生高。21世纪初,在早期招收过程中,走进卫斯理或其他高校的机会,远比在主要招收期所得的机会要大得多。

新老招生委员们,都认为早期招生听证会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把它们作为每年一次的本校与其他学校进行优势比拼看谁会赢的机会。一个演唱方面的九级可以抵偿申请人微积分课上的不及格吗?一个该校毕业生的孩子,相当于什么价值?对于一个老师的推荐,应该给与多少份量的考虑?

听证会也是开始计分的一次机会。甚至在委员会还没作出投票之前,代理主任格雷格就已经在356名2004届早期申请学生中确定招收105个了。这些学生的申请资料至少已由另外两名招生委员审阅过,被确定招收的人考虑起来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以至于格雷格无需细想就可以批准,没有必要向委员会进行咨询。甚至在正常招收工作开始前近一个月,下一年新生中就有1/7的名额已经被预留出来了。

格雷格来参会时随身带着满满两页到目前为止的有关新生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招收的那些人中,85%是处于他们所在高中年级的前10%的排名。

由于在委员会召开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委员把每一份申请资料都看一遍,所以格雷格对每个学生开始讨论之前都作一概述。为了公平起见,记事表是首先按照各州的字母顺序排列的,然后再按照所在高中的字母顺序排列。之后再按申请学生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

在每个学生的名字下面都有四行或五行缩写词和数字,包含了表现一名高中毕业生状况的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很像一个警察对一名犯罪嫌疑人做的简单描述。

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数据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卫斯理认为一个申请人身上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重要暗示。

在这一考试成绩下面,注明了申请人的班级排名(如果资料可以获得)和其高中毕业班的规模大小,之后是民族或种族(如果这个学生填写了复选框)。记录中也注明了该生是否担任过一种体育运动竞赛代表队的队长,或报纸、文学杂志或年鉴的主编。这些被认为是具有明显领导才能的标志。

优待自己的“遗产”

在讨论申请人之前,格雷格希望各招生委员拥有的信息不能仅限于记录表中印出来的那些统计数据。当招生委员们浏览完记录表内容后,格雷格会向他们大声朗读由审阅该文件的两位招生委员在文件上所做的大量批注内容。

举个例子,对于申请学生在高中最初三年所上的每门主课,审阅人都要把其每年期末的成绩记录到批注记录中。这份记录很快会同整个委员会成员见面,并共同进行商议。收集的每条信息都要参与考虑中。只有在向委员会展示出全部相关资料后,讨论才正式开始。

对于招生委员们来说,最痛苦的挑战是他们要在仅有的几分钟之内,努力把这些数据资料综合起来,然后确定该生优势与劣势的最终平衡关系。

有时,委员会会以非常敏捷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工作。

这是一个公立高中毕业生的申请资料,除了有一个C外,这个学生的成绩一水儿都是B。该生在SAT考试中的数学成绩为600多分,此分数刚刚高于2004届新生SAT成绩的均值。但是他的作文成绩则低于均值。在格雷格读记事表时,这名申请人被早期招收的机会看起来就已经慢慢淡化了。

但是格雷格随后注意到这个学生的家长是从卫斯理毕业并在一所高校任职,他的一个兄弟也在卫斯理上学。“今年成绩都是B,没有C,”格雷格说,“很显然要接收这个学生了。”

是注定要得出这一结果的,各位委员甚至都没有举手就此表决一下。他们的偏好创纪录地达成一致。
委员们知道,人们认为卫斯理和其他高校一样,都对学校老毕业生的孩子(学校称这些人为自己的“遗产”)要更宽宏大量一些。对于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一点毕业生的兄弟们也是如此,而对于那些任职于显赫声望高校人的孩子们,也照此办理。这名申请学生属于所有这三类人。

在前一年的新生中,对于那些至少有一名“卫斯理亲属”的申请学生的招收比例为45%,而整个年级的招收比例却仅为27%。至少从统计上来说,一名“遗产”申请生可能被卫斯理招收的机会几乎是那些与学校没有前期关系的学生的两倍。实际上,在前一年的新生构成中,“卫斯理的亲属”占了11%。一所如卫斯理这样的高校,有时候把作出的这些决定看成是向以往对毕业生基金作过捐助的人的一种非正式回报,或看成吸引未来捐助人的一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