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眼中的毛阿敏问题实在很多

                                                                                                                                                            朱军

 

张勇,中国第一代摇滚吉他演奏家,音乐制作人,由其担纲领衔乐手的东方歌舞团“大地电声乐队”曾蜚声全国。1986年,年仅21岁的张勇与崔健共同演出《一无所有》,首开中国摇滚乐先河。张勇现为日本罗兰中国分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上世纪90年代初,歌星毛阿敏偷税风波平息后不久,一枚重磅“炸弹”又在一家媒体惊爆:时任其男友的张勇将其钱财“席卷一空”,然后出国!许多报刊纷纷转载,人们都同情毛阿敏的“不幸”而唾弃张勇的“无情”……

十年后,张勇回国,终于开口说话。张勇说:“我不后悔与毛阿敏分手,因为离开她,我才找到真正的幸福;本想为那段感情留住一丝苦涩的回忆,但现在看来已没有任何意义。”

音乐结缘,北漂“小鸭”落魄中找到爱巢

1987年深秋,时任东方歌舞团音乐编辑、已经被称为“吉他大师”的张勇,事业上正处于巅峰时期。而当时刚考入南京前线歌舞团的毛阿敏还是个无名新人。鉴于张勇在音乐圈的实力,当时贵州音像出版社委托张勇帮助组一个“拼盘”。朋友向张勇推荐了毛阿敏。毛阿敏录的一首是邓丽君的《酒醉的探戈》,她请张勇帮她找盒邓丽君的原版带给她。

毛阿敏当时住的是一个部队招待所。沿着楼梯上到二楼,黑乎乎的筒子楼里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儿。那是一间窗户朝南的宿舍,放着部队招待所统一的床和桌子。那张桌子旧得有点变形了,仅有的一张椅子也掉了漆,墙壁上已经斑斑驳驳地露出了泥沙,整个屋子简直就像贫民窟,连个镜子都没有。

张勇吃惊地问:“你就住这地方?”毛阿敏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北京么,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与破旧的房间相比,眼前的毛阿敏就鲜亮多了。她明显是刚刚化完妆,屋里面还有一种胭脂的味道。张勇的心里对毛阿敏隐约泛起了一股同情。

进录音棚后第二天的黄昏,轮到了毛阿敏。毛阿敏唱起了《酒醉的探戈》。这是一首有点伤感的歌,毛阿敏的注意力都在模仿邓丽君的声音上了,根本就没有放在歌曲音乐的情绪里。她还很得意自己模仿邓丽君的声音很像。张勇理解,她是怕自己一旦模仿不像,由此会失去很多机会。于是他冷静地批评她说:“你从头唱一遍,把邓丽君忘了,就当这歌是专门为你写的,好好想想歌有什么地方与你的身世相似,让自己融在歌里……”

毛阿敏很诧异,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这些,她立刻感到了一种震撼。她重唱了,一遍比一遍好。最后那一遍唱完,话筒里长时间没有声音:毛阿敏哽咽了。

张勇感到了她的聪明,她的灵性。那一刻她多么美、多么纯净。临收工的时候,张勇说,送送你吧。深秋的叶子在脚下瑟瑟地响。昏黄的路灯,把两个年轻的、相伴而行的影子拖得很长……

几周后的一天,毛阿敏打电话问张勇能不能“顺路”给她带来小样。张勇答应了。那天张勇在毛阿敏住处和她聊了一会后,随口问:“伙食怎么样?”毛阿敏摇摇头。张勇笑笑,问:“你平时喜欢吃点儿什么?”“我啊,我最爱喝鲫鱼汤。”“那还不容易,我请你。”

张勇开车带着毛阿敏直奔农贸市场,毛阿敏依在他身旁,修长苗条,面含羞涩地微笑。而张勇一米八几的身高和她走在一起,着实招来了不少艳羡的目光。买完菜,张勇开车带她回家。那时三室一厅并不多见,看到张勇家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热水洗澡,毛阿敏满脸羡慕地说:“真不错,就你自己住这儿啊?”张勇告诉她,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有在云南正在办理工作调动的三姐偶尔来住。她朝他投来温情的一瞥。

那天毛阿敏亲自做饭,俨然屋里的女主人。她炒了几个菜,做了浓浓的鲫鱼汤。吃完饭,他们相对而坐,闲聊着音乐圈子里的趣闻轶事。下午三、四点钟,毛阿敏突然说肚子疼,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张勇有点无措,说:“要不,你上床躺会儿?”她皱眉点点头。张勇找出热水袋灌了热水交给她,本想到客厅回避一下,而毛阿敏却说没关系,一双大眼睛含情脉脉望着张勇,喃喃低语:“你能帮我揉揉么?”

……

那一夜,毛阿敏没有离开。

第二天,张勇开车带着毛阿敏回她住的招待所,把她简单的行李搬了过来。张勇爱怜地抚摸着毛阿敏的头发,深情地说:“我一定要尽我所能,给你幸福。

总往“前”看,爱的甜蜜里隐藏着多少异味

同居开始的几个月里,张勇充分享受了“王子”的待遇:当他醒来,漱口杯已倒满水,牙刷上已挤了牙膏;从卫生间出来,餐桌上已摆好了早餐,家里也收拾得纤尘不染。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毛阿敏买菜,张勇出去录音,她一定等他回来吃饭。晚上睡觉前,浴缸里冒着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她戴着浴帽给他搓背……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话世界,张勇仿佛找到了一个没有母亲的男人的最大幸福。

毛阿敏的似水柔情,她在音乐中的悟性,都使张勇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毛阿敏怕冷,冬天只要脖子一冷,嗓子就唱不出声,她一直希望有一条狐狸皮的围脖儿,张勇带她来到当时王府井最著名的东华皮货店。那天毛阿敏挑定了一条灰色的银狐围脖,3000多元。但她没进门之前,一眼看上了橱窗里的一件样品,那是一件水獭皮长大衣,的确非常漂亮。

见毛阿敏羡慕的眼神里满是渴望,张勇就让店主把那件样品拿出来给毛阿敏试试,真合适,看了价签,将近2万元。过了几天当他们准备去天津演出时,张勇突然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那件獭皮大衣,毛阿敏惊讶地瞪大眼睛,尖叫着一把将大衣搂紧……

也就是在那一刻,从毛阿敏对昂贵的獭皮大衣贪恋的眼神里,张勇开始有种隐隐的不安。

有一天在饭桌上,毛阿敏突然说:“我知道你爸是……张公甫,解放前是上海的大资本家!对不对?”张勇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爸当年是工宣队队长,有很多当年工宣队的朋友帮我爸查的,说你们家落实政策时光退赔的钱就有XX万!”

她为什么要调查我的家?张勇心里一个激灵。

跟毛阿敏恋爱后,1988年春,张勇就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她的心愿:为她量身定做第一张专辑《疯狂歌女》。经过张勇的精心打造,专辑在全国迅速发行,毛阿敏因而频繁上镜,收入也迅速提高。
一次,毛阿敏跟张勇说:“每次他们跟我说演出的事,价格方面我都很不好说,这样会很容易影响我的形象。以后有这种事,你先帮我扛着,好吧?”

为了维护未婚妻的形象,张勇觉得责无旁贷。

跟毛阿敏同居不久,张勇惊讶地发现,毛阿敏居然不懂得乐理。那时张勇最在意的就是毛阿敏的音色问题。毛阿敏的声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金属声。这种声音是其他歌星所没有的,然而这也是毛阿敏当初最不自信的。而张勇却异常坚定地让她就突出这个“金属”声。

毛阿敏当时还不理解,其实如果她放弃了这个特点,那么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毛阿敏。

出名后的毛阿敏,一些“温柔”背后的本性也开始暴露。一次在做完饭后,一脸倦容的毛阿敏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其实最讨厌做饭!要是让我妈来,我就能好好练声了。”这是个滑稽的条件,但对于珍惜她音乐天赋的张勇来说又不可拒绝。于是,毛阿敏的母亲、父亲相继从上海来京,还带着毛阿敏哥哥家5岁的孩子。

这时张勇的三姐已经调回北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有暂住张勇这儿。

一次三姐把张勇叫到厨房,问,你们吃西瓜了吗?张勇说是。那你们吃炒西瓜皮了吗?张勇说没有。三姐指着碟子:“看,这是为我炒的你们吃过的西瓜皮。”

三姐突然流下泪来,却劝张勇说:“小弟,千万别为了我闹不和,单位宿舍马上建好,我快搬出去了,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一次毛阿敏跟张勇说,她少了一支口红,肯定是三姐拿去了。张勇压着火儿问,什么牌子的?“CD的,是我这里最贵的。”“等她回来我问问。”“你问她她能承认吗?心里知道就是了。”

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张勇从外面刚录音回来,毛阿敏的化妆盒打开着,张勇下意识地盯上了那支紫红色的口红,他追问:“这口红不是在你这里么?”

毛阿敏一时支支吾吾,几秒钟之后突然提高嗓门:“我说的不是这个!我丢的是另一支!”

张勇不屑地去了另一个房间……

不堪冤屈,“黑心郎”沉默十载终于开口

1989年是毛阿敏的“巅峰”,每天邀请她“走穴”演出的电话不断。谁料在赴哈尔滨的一次“走穴”演出后,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毛阿敏税务专案组”,随即,报纸上就登出了“毛阿敏五天六万”的“走穴”新闻。

这条消息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大的震动,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毛阿敏偷税丑闻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很快,毛阿敏的原单位就派人来“接”她回南京了,并正式隔离。一次毛阿敏借口买卫生巾溜出来,用街上电话对张勇说:“你把演出合同藏好……我现在总共报了演出收入27万。”

张勇知道她隐瞒了10万,就担心地劝她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没钱了我也养得起你。何苦呢?”但毛阿敏说实在舍不得。

几天后张勇带着巨额现金飞到南京,向毛阿敏单位所在地南京市税务局栖霞分局孝陵卫税务所,申报了毛阿敏两年多来“走穴”演出的收入税款连同偷税罚金,一共将近24万元……

毛阿敏出来后,直埋怨张勇:“关键时刻你一点也帮不上忙!你要是上头有人多好啊,我哪能有这么一劫?!”张勇无言以对。

张勇父辈的亲戚在澳洲的达尔文,他们很早就想帮张勇办留学。张勇希望毛阿敏一起去。而毛阿敏却说:“我英文一句不会说,实在没信心。我觉得还是你先出去,打好前站,把一切安排好了再接我出国!”

当时毛阿敏刚调到总政,单位分给了毛阿敏一间12平方米的筒子楼宿舍,张勇给她置办了一套浅色的家具,毛阿敏说:“反正你要出国了,把你公寓里所有的电器都给我吧。”

1990年大年初二,大雪纷飞。张勇叫来朋友一起将心爱的家电给毛阿敏拉过去,要搬洗衣机时三姐叫住他说:“弟弟,别的我都不要,只是冬天我不能洗衣服,水太凉了,把洗衣机给我留下吧!”

望着姐姐恳求的目光,张勇心里非常难受,他知道,毛阿敏如果能把她自己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就可以统统将家用电器置办齐全,而他之所以答应了毛阿敏,只是要显示一下他对她的爱情。但他的三姐,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要置办这样齐全的高档家电,可能要省吃俭用很久……最后,张勇留下了那台全自动洗衣机。

临出国前,毛阿敏又托他办件事,说:“这事只能你办。”原来,毛阿敏托张勇把她在偷税事件中隐瞒下来的10万元钱以毛阿敏父母的名义存在一家银行。办妥后,毛阿敏夸张勇说:“你真够义气!”

听到这陌生的话语,张勇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990年10月30日,张勇登上了北京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澳洲的达尔文靠近赤道,那会儿没有直达的班机,必须在新加坡转机。而毛阿敏已于一个星期前随总政歌舞团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演出。

当时张勇还以为可以在新加坡机场与毛阿敏告个别。然而在约定的时间内,直到再上飞机,张勇一直都没能联系上毛阿敏。十年之后张勇回国,不止一个人告诉他,那会儿毛阿敏正在某著名歌星的引领下,去见某位新加坡富商了。

张勇一到澳洲就开始给毛阿敏打电话,可总是没人接。一天,他再次给总政的总机打电话,终于听到了毛阿敏的声音。“阿毛,是我。”“哦……”毛阿敏敷衍了几句,突然说:“我要排练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是张勇最后一次与毛阿敏的通话。以后张勇多次给毛阿敏打电话,都是没有人接。给她写了几封信,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张勇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张勇哪里知道,此时的毛阿敏早已经从中国银行将张勇给她存入的10万元钱取出。“取钱就在我出国后的第3天。”张勇说,“没想到13年之后,我在这家银行又找到了当年的那位工作人员何先生。现在,他随时都准备为我出庭作证。

何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说:“那天早上上班没多久,走进来一个戴着墨镜的高个女人,急急地将两张存单塞进窗口。我接过存单一看,两张每张5万,算算才存了20来天。按照规定,提前支取必须要有存款人的身份证和取款人的身份证。她递过来三张身份证。其中的一张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毛阿敏吗?看到我诧异地望着她,毛阿敏不停地小声哀求着:‘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求你了!’当时我也只能按程序办理,只是小心地把那三张身份证和存款单复印了……

而在悉尼的张勇当时还蒙在鼓里。

1990年的一天,忽然有个小伙子找到张勇:“我刚从国内回来,王昆老师叫我给您带个话。”说着,他递给张勇一张名片。

张勇接过来一看,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东方歌舞团第一任团长、现顾问王昆老师的名片,背后写着:“张勇,你为什么默不作声?要站出来说话,我不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

原来,张勇刚出国,国内某大报记者的文章就发表了有关他卷款而去的文章,就是这一篇文章,将张勇“定性”为变卖并席卷了毛阿敏30万元家产逃往国外的“黑心郎”,国内舆论一时间对张勇骂声一片。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感觉是她在国内遇到了极大的麻烦,处境非常不好,出于多年的感情,我觉得最好的选择是先保持沉默。

后来,我看到毛阿敏接受《星岛日报》采访时曾说过我没有弃情卷财,我就一直原谅到现在。但我发现她一回内地就板起面孔,很少说真话。”

当笔者问到为什么毛阿敏要这样做时,张勇颇有感触地说:“因为当时若没有一个替罪羊,任何场面观众都不会接受毛阿敏。”

作为一个在国内音乐界名重一时的成功男士,面对这漫天流言,张勇的痛苦可想而知。就在这由爱而生的恨里,张勇对女人、对爱情都在心底打了个问号。他努力隐忍着这一切,把精力用于交融音乐的研究,终于在1996年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维多利亚皇家音乐学院爵士即兴作曲硕士学位。

而这期间,他邂逅了移居澳洲多年的英国女子安妮,安妮的爱给了情感破碎的张勇以珍贵的抚慰。当张勇把心底的隐痛告诉安妮的时候,安妮搂住他宽容地说:“就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相信你,你也不要灰心,因为那个人是我。”

张勇突然伏到她怀里,多少年的委屈随着泪水滚滚而出……

结婚一年之后,他们有了可爱的女儿海蓝,他们都非常珍惜这个孩子。如今女儿渐渐长大了,张勇意识到她需要另一种关爱,一种能让她无时无刻都为自己慈祥的父亲骄傲的关爱,他要让女儿在澳洲华人面前因为有一个对音乐如此执著的父亲而自豪得高高仰首,而不是因为“毛张事件”的阴影而羞愧……

2000年张勇学成回国,任日本罗兰中国分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并致力于交融音乐的推广。

[附录]

张勇所撰写《我理想搁浅的沙滩》节录

好像从开始我就无法控制这个局面,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上了“幸福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先结婚后恋爱”。

通话

时间:1987年深秋

地点:北京

北京的磁带业正在兴兴隆隆,连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车都每天被包出去录磁带。我就是有一次在央视的转播车里录音,遇到了贵州音像出版社的社长老邹,老邹说让我帮他“组”一盘“拼盘”。
我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的音乐编辑,大宝给我推荐了一个人。我记下了电话和陌生的名字毛阿敏:“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谷建芬声乐培训班新人”。
第二天,我找出大宝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一个女声传出话筒:“我是毛阿敏,您哪位?”
我告诉她我是张勇。那边“哦”了一声,随即就柔和了许多:“您好。”这对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想这家伙变得够快的。

分离

时间:1989年12月10日

地点:与毛阿敏在家中

中午一点左右,毛阿敏亲自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那薄薄的黄色信封,里面有澳洲大使馆签发的签证。我说:“批了。”毛阿敏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无声的哭泣。

我相信那一刻的毛阿敏挤出的绝不是鳄鱼眼泪,而是我们这几年所珍爱,相互付出的一种感慨,一种真情流露……她的泪水像止不住似的。许久,我说:“我不去了。因为这么痛苦值得么?”“不行,你得走,好不容易的机会。”她囔着鼻子说。一会儿她突然静静地冒出一句说:“你要走就别回来。”

我又一次感到了她内心的矛盾,仿佛又觉得出在她的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好像周围不怀好意的人的献计献策让她左右为难……

当时总政分给了她一间12平方米的筒子楼宿舍,房间号我还记得是409。后来陈大鹏说的就是这个房间里有她30万元的家产被我变卖了……

后来毛随总政歌舞团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演出。当时我还真的以为能像后来陈大鹏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可以在新加坡机场与毛告一个别。然而事实却是,毛就像个影子似地从此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