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聂荣臻很多事情对我们保密

                                                           

                                                                                                                                                        聂力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好,在中南海开会也好,只要江青在,父亲几乎就不说话。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

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父亲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向父亲敬个礼,带着父亲的重托走了。据说他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叶帅听了后,说:“你转告聂帅,请他放心,就说我也有同感,聂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我说:“我已经知道了。”父亲问:“知道什么了?”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我说:“给逮起来了呀!”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

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重新“挂帅”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父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巨大热情关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发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3月,终于隆重召开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此,父亲欣喜异常。虽然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说的:由于文革之乱,使他很久没管科技之事,“但对科技工作仍然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他又说:我们已闻到新春的气息,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

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军队里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着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部分教授联名给他写信,请他帮助解决迁回原校址办学问题,他立即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支持教授们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当前振兴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父亲在会上讲,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首先要办好农业院校,但现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发生“文革”中被挤占的农业院校要不回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正。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总参谋部。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