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动情谈妻子和儿子及姑妈

 

                                                                                                                                                             刘心武

妻子晓歌

妻子晓歌是一所印刷厂的装订工人。她技术娴熟,掌握全套精装书的工艺流程,经她手装订出的书,我想已足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妻生下我们唯一的爱子不到一年,便去参加当时“深挖洞”的“战备劳动”,结果身体受损,至今仍显瘦弱。

但妻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少失眠,我因系“爬格子的动物”,又属“夜猫子”型,所以妻入睡后,我常仍在灯下伏案疾书,这时妻平稳的鼻息便成为我心灵中的一种无形伴奏。我很羡慕妻的不受失眠折磨,她说:“我一天为书累,为你和孩子累,上床的时候心里坦坦然,为什么要失眠?”我想这世上无数平凡的“上班族”,无数的普通劳动者,都同她一样,诚实劳动,默默奉献,他们带着一颗无愧的心上床,上帝也确实不该罚他们失眠。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失眠者便都是为上帝所罚,即如我,因选择了作家这一职业,又养成了昼夜不分随兴而动的习惯,所以夜间失眠是常有的事,但我自知并非做了什么亏心事,清夜扪心,于失眠中还是很坦然的。

在诚实劳动、竭诚奉献的前提下,自自然然地享受单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这启示,还是来自于妻的。

妻爱逛商店,穗港人称之为“行公司”。我原来最惧怕的,便是妻要我陪她“行公司”,我常常惊异于她的兴致何以那么浓厚:比如对我们家根本不需要的货物,或以我们的消费水平根本不能问津的货物,她也能细细检阅、观览一番,似乎当中有许多的乐趣。倘若她决定购买某种物品,那么,好,售货员是必得接受《服务公约》上那“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的考验了,我就常在柜台外为售货员鸣不平,催她快下决心。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略能领会她那认真挑选中的乐趣(那是一种于女性特别有诱惑力的琐屑的人生乐趣。是的,琐屑,然而绝对无害甚至有益的人生乐趣)我现在懂得,妻那样认真地用纤纤十指装订了无数的书,奉献于社会,那么,她用纤纤十指细心地在社会设置的商品交换场所里挑选洗面奶或羊毛衫,并以为快乐,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妻喜欢弄菜。在饭馆吃过某种菜,觉得味道不错,妻就常回家凭着印象试验起来,倒并不依仗《菜谱》。

妻一方面常对我毫不留余地地倾泻她的牢骚:“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你哪里知道从采购原料到洗涮碗盘这当中有多少辛苦!”这时候我觉得她就是“三闾大夫屈原”。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一个人在那里琢磨:“这个星期天该弄点什么来吃呢?”我和儿子出自真心地向她表态:“简单点,能填饱肚皮就行!”而她却常常令我们惊异地弄出一些似乎只有在饭馆里才能见到的汤菜来:除了中式的,也有西餐菜。当我和儿子咂嘴舐舌地赞好时她得意地笑着,这时我又觉得她就是刚填完一阕好词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当然太频密是受不了的,但隔两三个月请一些友人来我家由她精心设计出一桌“中西合璧”的饭菜,享受平凡人的吃喝之乐,亦是她及我们全家的生活乐趣之一。我出差在外,人问我想不想家,我总坦率承认当然是想的,倘再问最想念的是什么?我总答曰:“家中开饭前,厨房里油锅热了,菜叶子猛倒进锅里所发出的那一片响声!”

婚前,是母亲使然,婚后,便是妻的“拿手好音”。这当然更属琐屑到极点的人生乐趣,然而,如今我不但珍惜,并能比以往更深切地享受。

妻喜欢弹钢琴。她虽是个平凡到极点的装订工,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亦绝不例外。美的极致,有人认为一即音乐,一即高等数学。高等数学之美,少有人能领略,音乐之美,却相当普及。妻上小学时,家境不好,而邻居家里,就有钢琴,叮咚琴声,引她遐想,特别是一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她在少女时代的梦,就频有自己竟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旋律的幻境。因此当我们手头有了买下一架钢琴的钱币时,她一议及,我便呼应,两人兴冲冲地去买了一架钢琴。钢琴抬进家门时我俩都已年近四十,然而妻竟在工余饭后,只凭着邻居中一位并不精于琴艺的老合唱队队员的指点,练起了钢琴来,并且不待弹完整本“拜厄”,便尝试起《牧童短笛》。

也许是精诚所至吧,一阕连专业钢琴手也认为是难以驾驭的《牧童短笛》,经过一年的努力,硬被她“啃”了下来,后来又练会了《致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曲目。自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乐趣,又大有增添。在妻的鼓励下,我以笨拙的双手,也练会了半阕《致爱丽丝》。

当春风透入窗隙,或夏阳铺上键盘,或秋光泻入室中,或窗外雪片纷飞,我和妻抚琴自娱时,真如驾着自在之舟,驶入忘忧之境。

感谢生活,给了我们一架钢琴。感谢妻子,使我能更细腻地品味生活。

看儿子慢慢长大

我爱我的儿子。儿子从小戴着眼镜,初次到我家做客的人见了总不免要问:“近视眼吗?多少度?”总作出如下的回答:“不是近视,是远视,很难矫正哩!”

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左眼有内斜的毛病,因内斜而远视,由于久经矫正而收效甚微,现在已成弱视。一直说实在矫正不过来就去同仁医院动手术,但那只有美容的意义,左眼可不再略显偏斜,却无法改变弱视,甚至还会导致近盲效应,所以,至今也就还没有去动手术。

儿子的左眼为何斜?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若说先天的,他两岁以前,我们只觉得他一对黝黑的瞳仁葡萄珠般美丽,从未感到左眼略向内偏。若说后天的,可回忆出两岁多刚会唤人时,被邻居中一位鲁莽的小伙子(他当时尚未成婚,却极喜欢小娃娃)抱到他家去玩耍,后忽然听到儿子大哭,随即他抱着儿子来我家连连道歉:在他没抱稳的情况下,儿子一下子摔向了他家饭桌,正好磕着了眉骨,且幸没有伤着眼珠,当时心中大为不快。但人家绝非故意,而看去也确乎只是左眉棱起,红肿一块,眼珠依然黑白分明,只觉得是“不幸中之万幸”,便敷上一些药膏,渐渐也就平复。但后来又过了不知多久忽觉儿子左眼球内斜起来!那绝无恶意的邻居莽小伙儿,怕就是导致儿子左眼出现问题的祸首吧?不过后来医院里医生细细检查之后,却又说很难断定是后天摔碰所致,有的先天缺陷,是要到孩子渐大以后,才由隐而显的。

于是,后来我就对妻说:“你也这样想好了,都是我那精子里潜伏的遗传密码,导致了这一后果。”她颇不以为然,我却从这一自我定性中,获得了很大的心理满足。我满足于:儿子毕竟是我这一个体生命的延续,我愿我生命中的种种优势遗传给他,我也承认我必有显性或隐性的弱点乃至劣势,延续到了他的个体生命之中,我坦然地承担我对他先天素质的全部责任。同时,我相信就如同我从不怨责我的父母给我遗传着某些弊病似的,儿子将来也不会怨责我没有把他生成得更完美,更具有在这人世上的生存竞争优势。我从没觉得儿子如何超常地可爱,超群地聪明,然而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我的亲子。

因为我有浓酽的父爱,我常常把他抱在怀中,除了亲吻他那结实的脸蛋,又总不住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的胳膊和小手,双腿和脚丫,脊背和肚皮……十几年以后,儿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当年邻居中他的一位同龄人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那小伙子有一天到我家新住处来玩时,对我这样说:“刘叔叔,我真羡慕他。”

他说着指着儿子:“您从小就总抚摸着他,我小时候可没人抚摸过我,稍大点以后,我渐渐懂事了,看见您把他揽在怀里,轻轻抚摸,心里就痒痒。到后来,再看见这种情形我就浑身的皮肤全都麻躁起来!”

啊,他所说的,即“皮肤饥渴症”,他生母早逝,生父娶了后妻之后,两人都对他非常不好,尤其是后母又生下个弟弟后,他简直就成了“多余的角色”。当然还没有发展到打骂或不管温饱的虐待程度,但从未给予他轻抚柔摩的父爱和母爱,令他成人后回忆起来,再加对比时,铭心刻骨地感到哀痛的!

小说家钟阿城在一篇纪念其父钟惦的文章中所忆说,他18岁那年,父亲坐到他对面,郑重地对他说:“阿城,我们从此是朋友了!”我不记得我父亲是从哪一天里哪一句话开始把我当作平辈朋友的,但“成年父子如兄弟”的人生感受,在我也如钟阿城一般浓酽。记得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里,父亲所任教的那所军事院校武斗炽烈,他只好带着母亲弃家逃到我姐姐姐夫家暂住。我那时尚未成家,只是不时地从单位里跑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只有我和父亲独处时,父亲就同我谈起了他朦胧的初恋,那种绵绵倾吐和絮絮交谈,完全是成人式的,如兄弟,更似朋友。几十年前,父亲还是个翩翩少年郎时,上学放学总要从湖畔走过,临湖的一座房屋有着一扇矮窗。白天,罩在窗外的遮板向上撑起,晚上,遮板放下,密密掩住全窗。经过得多了,便发现白天那扇玻璃不能推移的窗内,有一娟秀的少女,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朝外张望。父亲自同她对过一次眼后,便总感觉她是在忧郁地朝他投去渴慕的目光,后来父亲每次走过那扇窗前时,便放慢脚步,而窗内的少女,也便几乎把脸贴到玻璃之上。渐渐的,父亲发现,那少女每看到他时,脸上便现出一个淡淡的,然而蜜酿般的微笑。有一回更把一件刺绣出的东西,向父亲得意地展示……父亲呢,每当再走近那扇矮窗时,也不禁嗓子发涩、心跳急促起来……后来呢?父亲没有再详细向我讲述,只交代:后来听说那家的那位少女患有“女儿痨”,并且不久后便去世了。那扇临湖的窗呢?据父亲的印象,是永远罩上了木遮板,连白天也不再撑起。

我怀疑那是父亲心灵上的一种回避,而非真实。也许,父亲从此便不再从那窗前走过,而改换了别的行路取向……对父亲朦胧的初恋,我做儿子的怎能加以评说!然而我很感念父亲,在那“文攻武卫”闹得乱麻麻的世道中,觅一个小小的空隙,向我倾吐这隐秘的情愫,以平衡他那受创后偏斜的灵魂!
也许,就从那天起,我同父亲成了挚友。如今父亲已仙逝多年,我自己的儿子也已成人,当我同儿子对坐时,我和他都感到我们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再需求我的物理性爱抚,我也不再需求他的童稚气嬉闹,我们开始娓娓谈心……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生享受。

留洋姑妈

在1991年4月份的《团结报》头版上看见了一张专发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的姑妈刘天素,文字说明中提及她早年追随何香凝先生,解放后一直在民革山东省委会工作。见到这张照片我既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姑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难过的是报社发表这张照片时,并不知道我姑妈已于1990年底在济南去世,享年82岁。

天素姑妈留洋,去的是法国,学的是教育学,时间约在1929年夏。她是公费留学,拿的是国民党的钱。乍一听,似乎很不光彩,其实,却是很值得自豪的。

天素姑妈1908年出生在四川,一小就随我祖父来到了北京。1925年后,祖父放弃北京政府蒙藏院佥事的职务,到广州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1926年天素妈姑才18岁,她也同女友张邦珍、罗稀等结伴去往革命圣地广州。

天素姑妈去后即考取由何香凝先生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由于她活泼热情,积极肯干,兼以伶牙俐齿,敢于冒尖,很快就成为何香凝先生的爱徒。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锐进,妇女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经过短训后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或到工厂街巷演讲募捐,或到野战医院救护伤员。1926年深秋武汉光复,天素姑妈赶到武汉向先期抵达的何先生报到,何先生握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许许多多年之后,天素姑妈讲起那一情景,似乎仍感受到何先生慈蔼的目光与不退的手温。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个大转折。

天素姑妈当时才19岁,事后她承认,她那时并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及还会发生什么事。她被拘禁在宿舍中数天,有人出面要她写一纸“悔过启事”,说登了报即可放她一条生路。她当时只牢记住何先生关于坚持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教诲,觉得何先生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学生违背这基本信条的,因而拒不写所谓的“悔过启事”。数十个小时里有人被拉出去带走,很快听说被处决;有人出于怯懦勉强按照指定格式写了“悔过启事”,因而也果然被释放。天素姑妈以19岁的活泼生命,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正当命如危卵之时,何先生派人来救出了她,那人把她一直带到上海,一径送到了何先生面前。何先生便把她留在了身边。

国共合作破裂后何先生对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基本路线,非常气愤,异常痛心。她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不屑与蒋、汪等为伍。毕竟何先生是孙中山一辈的元老,论革命资历,连廖仲恺的加入同盟会,还是她当的介绍人呢,所以蒋介石等对她还是不得不尊重几分。1928年夏,蒋介石托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出面请何先生到南京小住。何先生去了,带了两个随员,一个是罗衡,一个便是我姑妈刘天素。据天素姑妈回忆,当时住在南京牛皮巷国民党军委招待所里。这是一所很敞亮的中西合璧式住房,中间是客厅,一侧何先生自住,一侧是姑妈与罗衡合住。姑妈她们住的屋门旁还由招待所的人郑重其事地挂上了书写着“随员”的牌子。

那时候何先生已年近50岁,姑妈才刚刚20岁,罗衡比姑妈略大一点,师生间的年龄差距,是相当悬殊的。但据天素姑妈回忆,何先生同她们玩笑起来,不像是年长的前辈,倒像是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很随和,也很诙谐。姑妈早于1926年在广州时,就同青梅竹马的伙伴曾庆集订了婚,当时何先生和刘清扬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订婚茶会。

当时罗衡已显露出爱作男装的倾向,总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旗袍不要腰身向大褂靠拢,何先生便提醒她说:“总是自自然然才真正像个样儿,强拗不好。”但总的来说那时候何先生还是心事重重、面色严肃,乃至忧虑的时候为多。

天素姑妈回忆起宋美龄和蒋介石来拜望何先生的情况,总引发出我丰富的想象与许多的感慨。这对夫妇没有一起来,先是宋美龄来到牛皮巷,姑妈回忆说,是她把宋引到客厅中的。那天宋美龄打扮得很仔细,确实光艳照人,还提了一盒非常精致的点心算是礼品,完全是世交晚辈对长辈进行非政治性的家常看望的姿态。姑妈进到何先生住室通报后,传何先生话请宋美龄进去坐,宋美龄笑吟吟地款步走了进去。
姑妈倒茶时她们二人似乎颇为融洽,宋美龄问候何先生身体,何先生也同她拉几句家常。但姑妈退出房间没多久,就听见里面何先生一声比一声高地质问、训斥起宋美龄来,宋美龄却一点声息也没有。又没多久宋美龄也就退出来了,脸上红红的,但并没有失却其固有的光度,当着天素姑妈,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边叮嘱天素姑妈要“好好照顾何先生,一早好好烧皮蛋瘦肉粥劝她喝”,一边从容地走了出去。隔了几天蒋介石才来,是一身戎装。

那一年的蒋介石刚刚40岁,容光焕发,步履矫健。但他进入何先生居室后遭际大不如宋美龄。天素姑妈和罗衡两人在客厅里不仅听见何先生不客气地用广东官话大声地训斥蒋介石,还因激动而砰砰地拍起了桌子。蒋介石还有些辩解和劝说的声音,后来也不再开腔。蒋介石告辞出来后何先生追出屋来继续训斥他,天素姑妈和罗衡站起来目睹着那场景,只觉得气氛紧张。蒋介石却一转身,两只靴子跟一碰,腰板挺得笔直,中规中矩地甩起胳膊并起五指,给何先生来了个举手礼,一脸逆来顺受、尊敬前贤的表情,倒让何先生身后的两位年轻随员忍不住抿嘴发笑。而何先生却仍在气头上,蒋介石已经走远,她还站在门槛里数落了他好一串话。

何先生对蒋氏夫妇彻底失望后对天素姑妈和罗衡说:“国民党现在被搞得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出洋留学的好,等以后再回国发挥作用。”

这样何先生就亲自为天素姑妈要了一个国民党官派留学的名额,并且对天素姑妈说:“你去打前站,我过些时候也要离开这些污七八糟的名堂,到国外去生活一段。”

天素姑妈1929年夏天去法国后,当年深秋果然迎来了何先生。姑妈的遗物中有当时何先生题赠她的画册,上面写道:“民国十九年以国事紊乱寄迹巴黎,晤故人天素于法京车站,异地相逢,悲喜交集,天素留学于法,赠此以留纪念。”

从1930年至1931年,天素姑妈一直同何先生住在一起。何先生抵达巴黎后,先去了一趟德国,在德京柏林会晤了宋庆龄,并设法营救当时因参加反帝同盟会而被德国拘禁于汉堡监狱的爱子廖承志。回巴黎前,她来信给天素姑妈嘱代租房,当时我祖父的义女李洁民正自费留学巴黎攻读生物化学专业,何先生早知其人并觉可靠,天素姑妈便同李洁民姑妈租下了桑特·米切尔大街公寓楼中的一个小单元。这里除厨房卫生间外只有三间屋子,何先生来后住一间,我的两位“留洋姑妈”住一间,当中一间作饭厅,饭后便将餐桌收拾干净,变为何先生的画案。何先生的一系列绘画名作,如《红梅菊花》、《红叶雪景》、《月虎》、《雪虎》,便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时有去那里探望何先生的,当时罗衡和张邦珍也在巴黎留学,自然更常出现。罗衡不仅完全男装,而且自我感觉也全盘男性化了,张邦珍是全盘西化的巴黎小姐时装打扮,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香水气味,留学生中都传播着她俩同性热恋的绯闻。这两个人1949年都飞往台湾,据说均已作古。天素姑妈回忆起那时侨寓巴黎的生活和后来的人事变迁,总不免百感交集。

后来曾庆集来巴黎与天素姑妈商议婚事,廖承志也终于出狱到了巴黎,李洁民则转往里昂就学,姑妈他们就迁往巴黎郊区红山威尔乃街一处公寓四楼居住。那套公寓房共四间,何先生住东头一间,曾庆集住西头一间,廖承志住北面一间,中间一间则天素姑妈住,他们母子、师生四人构成了一个有趣而和谐的家庭。他们自制四川泡菜和广东卤菜,保持中国式的饮食习惯,何先生分工煮饭,廖承志分工切菜,天素姑妈分工炒菜,而曾庆集即后来我的姑爹则负责餐后洗涮碗盘。他们自己洗衣服、搞卫生,生活简朴而快乐。

岁月悠悠,何先生和廖承志后来有着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天素姑妈和曾庆集在巴黎结婚后,因姑爹曾庆集后来在美国学军事取得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姑妈也就回到中国,断断续续地搞了些教育工作,其间生育了四女二子。解放战争时,姑爹在成都起义,作为起义有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后来以山东省政协委员身份病逝于济南。1949年后姑妈几次到北京拜见昔日情同母女的何先生,何先生总是嘱咐她要好好发挥一技之长,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文革”中天素姑妈去何先生家,发现前面廖承志居住的房间门都上了锁,隔窗可望见里面一些坐椅都倒放到了桌子上,显然廖承志已不知被移到了何处。但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廖承志一边切牛肉一边将刀子敲击肉块发出砰砰的节拍,并辅之以谐谑的口哨声那一类的情景,也就觉得以廖承志乐观的天性和旷达的胸怀,兼以早经风雨浪涛的历练,眼下的处境不管多么诡谲,总能突破化解的。

那一回何先生见到天素姑妈格外激动,坐在轮椅里,双手拍了几次膝盖,连连地说:“天素来了!天素你来了!好啊!”她们坐在一处回忆起侨寓巴黎时的一些生活场景,天素姑妈有意没提廖承志,何先生也没提起,就仿佛她儿子还住在前院一样。

在北京时,廖承志几次询问姑妈的情况,嘱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写成材料,好给予解决。当时姑妈生活上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晚辈都劝她趁这难得的机会递上材料,顺理成章地获得迅速解决。她却认为我们晚辈太不懂事,她告诉廖承志自己一切都好,无所要求。

天素姑妈多少年来从不向外人道及曾与何香凝先生有过一段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

我发表《留洋姑妈》一文,她颇有微辞,不过文中并未提及她的名字,也并非专门写她,涉及到她的事比这篇文章还少,所以她总算没生我的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