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摄这张照片之时发生的事情

吕相友

 

毛主席曾经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有百万之多,想想看,那是多么地壮观啊!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青年人招手,那只手具有怎样的号召力啊!就这样一挥手,数以亿计的人们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说是文化革命,又何尝不是在革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的命啊?但是这些感慨如今只是一种事后的无奈,处在漩涡之中的人们当时即使看出来也无法左右形势,更何况自身难保呢。

但是,摄影家们有意无意间就记录了历史,使我们现在有机会来回顾那段岁月了,这才是我们在浩劫之后能有的一点点欣慰。就这一点来讲,摄影家对社会历史的贡献真是大大的。现在让吕相友给我们讲述照片的故事。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8月18日,首都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群众。

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按要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到了!

原来那天毛主席就是到得早。此前的背景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成定论。人们开始抢购“毛著”,各地的红卫兵陆续到北京集中。

于是,毛主席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

预定在早晨7点半开始,红卫兵们凌晨一点就开始往天安门走,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办些。另一个也可能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思。

让记者吃惊的不仅是主席来得早,而且他老人家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这让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赶忙纷纷去换军装,要跟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啊。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城时穿过军装外第二次在和平时期穿了军装。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8月18日,凌晨一点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就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正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其他依次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师生。观礼台两侧是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与太阳同步,凌晨5点,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门,穿过金水桥和群众握手,然后回到城楼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一瞬间,整个广场在一片红旗的掩映下,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的海洋。

7点整,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告知将有红卫兵代表到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

7点16分,毛泽东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7点30分,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后来让毛泽东觉得“讨嫌”的“四个伟大”也是从这次林彪讲话开始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标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默认了。

我拍摄时,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标之后。

就在这次,毛问这个红卫兵小将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是宋彬彬。

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话,但从此宋彬彬真的改名为宋要武了。后来确实有一些人把名字改为“文革”、“要武”、“卫东”等等。

我经常跑中央新闻,知道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今天一看不对了:原来刘少奇排第二,现在是林彪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

我到了城楼的大厅里,主席在那里,过一会,江青来了,陈伯达也来了,正值夏天,他却穿着大衣,他怕冷。

毛主席是临时决定穿军装的,因为他很胖,身边的人根本没准备,还是临时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军服,也不太合适,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反常的,可我们那时根本不知。

检阅开始了。我只忙着拍照,当时能上城楼的就几家记者,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我带了莱卡M3,用广角,最近处离主席只有0.8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总理还关照着我们,让警卫提示我们注意安全。

当时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这样的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不能长时间站在那里。就听下面有递条子的、有大喊的,说:“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

那时候,红卫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见报,惹了麻烦。原来那天主席戴了顶帽子,帽子又小,结果主席激动时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里,我当时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红卫兵小将们看见了,说:“像一只脚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

这还得了!小将们马上找到《人民日报》社,那时我们在王府井办公,他们一二十个人手里拿着皮带聚在门口要找记者算账。结果我们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就出去跟他们解释,把原照片拿给他们看,说的确是印刷问题,我们大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

这样才过了关。

那个时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报纸对着太阳看,就怕出问题。但是这样很费事,每次要发稿时都快凌晨一点了,哪有工夫每张报纸都“透视”着看?因为有人就这样看,然后找到一些比如毛主席像或者语录是否和一些“反动”的东西叠在一起,根据这些东西来找你算账。

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主要是那个事影响大。后来印成宣传画影响就更大了。但那时也没稿费,也不署名,也不敢想。更没有什么好事挂钩。“文革”后有一阵子不用这张照片了,但后来发现这是历史,还得用。

这幅照片随即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上千万张宣传画发行全国。之后其他媒介上也大量使用,纪念章、书包、笔记本、邮票,甚至茶缸上也有。拍的是黑白片,印刷时上了色。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上色水平还是挺高的,许多早期照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照片都被上了色,像画一样的完美。这对人们崇拜领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张照片的传播非常广,这次毛的招手比起不久前的7月16日毛主席在横渡长江后向群众招手时更具号召力,更为神圣,后果也更不得了。后人称“红色恐怖”。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这说明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是支持的。他把年轻的红卫兵、学生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这8次的接见之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卷全国,同时开始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

中央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

这下,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串联的人数以亿计,停学停产,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这次接见还是“破四旧”、“打砸抢”的开始。红卫兵们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当然也就有恃无恐了。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

接着,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荣宝斋、全聚德统统改掉。加上宣传工具的指点,很快就蔓延到全国。

8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之后,以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在北京开始了。

短短4天之内,北京大兴县共打死了325人,其中22户被杀绝。后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但全国的打砸抢运动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红卫兵”一词才正式成为公开的名词,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加上全国的宣传工具的全力开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满天飞,林彪、江青等也乘机推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当然,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渐渐升温的过程。

新中国的建立到“文革”前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文革”之前就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大量发行,各个级别的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不断召开,这也是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

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第六次接见之后就开始对红卫兵们冷淡了。直到后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文革”尚未结束,红卫兵便已经消失。

倘若不是照片或其他记录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