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正好在驻苏联使馆工作

                                                                   李国成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

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相当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

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

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

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

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

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

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

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3)冲击大使馆风波再起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我国因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大使到任前,大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

经交涉,苏方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大使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4)抓捕苏间谍,我方遭报复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后,对方向我国表示了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1974年1月两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方进行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当月19日,我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大使馆主要官员都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刘大使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5)突发事件让宴会一波三折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午8时,大使馆的车队出发,每位外交官的心都悬在空中,心想:这不是去吃饭,这是上战场。梅谢林诺是中国外交官非常熟悉的地方。这是苏联外交部的一座别墅,中世纪建筑,地处远郊,四周除了树林,别无他物。

中国外交官进入别墅的大门,以贾丕才为首的苏方外交官排成一行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欢迎,大家见面之际握手寒暄,好像久别重逢的好朋友一样,尽管内心紧张,但显得落落大方。大家落座后,贾丕才拉着刘大使的手说:“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光临,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高兴。大家可以散步、赏景、聊天,在大使馆内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都很疲劳,乘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先请大家看部电影,然后共进午餐。希望大家在这里过得愉快。”

说完,大家到花园散步。中国官员和苏方官员因经常会见,彼此都很熟悉,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漫步在花园曲径小道,大家边走边谈,不时发出朗朗笑声,欣欣然有喜气出现,此时此地使人感觉到,一个人既会紧张,又会轻松才最幸福。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在交谈,突然,贾丕才跑了过来,向刘大使说:“糟了,今天看不成电影了。”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他要提北京发生的事,如果他不识事务此时此地向我们提这个问题,那真的就糟了,再好的美味佳肴也会索然无味。

中国外交官早在大使馆就作好了准备,要与对方进行舌战。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正当大家胡乱猜测时,贾丕才不无遗憾地向大家说:“取来的电影片子是宽银幕的,别墅的机器不能放,派人去取又来不及,只能抱歉了。”

大家一听这话,才松了一口气。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散步回来,这时餐厅里各种菜肴已经摆放就绪,招待员侍立两旁,等候就餐者落座,当刘大使步入餐厅时突然大使馆打来电话,礼宾官以急促的声音告诉刘大使:“我们的信使在大使馆门口被警察绑架。”

大家一下愣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有位信使和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几个客人到大使馆对面的湖旁照相,这里风景优美,信使和几位客人被这优雅的景色陶醉,他们边游览边拍照,快到12点了才返回使馆,其他几个人先走了,信使落在后面,他认为在大使馆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

未料,当他走到大使馆门口警察亭时被警察拦住了,比划着向他要护照,他听不懂,但懂得意思,指着使馆的大楼说,我的护照在大使馆里。警察见他没有护照,上来两个人架着他就往车里推,他急了,大声吼道:“我是中国信使,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我,这是土匪行为”

两个警察听不懂他说啥,硬是把他推上警车拉走了,大使馆值班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当即给刘大使打来电话。

刘大使一听十分气愤,立即把此事告诉贾丕才,要求苏方立即放人。贾丕才一听,显得十分恐慌,他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事件,但安慰刘大使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请放心。我马上给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打电话,让他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放人。”

他说着进屋里打电话去了。刘大使把几个参赞叫来说:“他们不立即放人,我们就不吃这顿饭。”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使馆打来电话说:“信使已被警方送回使馆。”

这时,刘大使才同意进餐厅。席间苏方官员为缓和紧张气氛主动与我官员碰杯,酒杯虽碰得叮当响,但总消除不了大家怏怏不乐的表情。好容易上完最后一道菜才散席,使大家松了一口气。

这顿饭吃得太“艰苦”了,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所不同的是刘邦当时与项羽不辞而别,而我们临行时,向苏方挥手告别。

[附录]发生在中苏使馆之间的一些史实

1949年10月2日,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

1956年,中国驻苏联使馆开始建造。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告诉记者,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使馆建成什么样、馆内建筑的保密性等没太多经验,加上中国对苏联非常信任,所以使馆基本上都由苏联人建造,只有几名中方人员参与了设计。早期,中国使馆内有苏联司机、花匠,还有一位苏联秘书和采购员。

苏联方面则不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从国内派来。据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同志讲,从1962年服务局成立起到现在,他们还从没向俄使馆派遣过中方工作人员。至今,俄罗斯使馆仍没有中方雇员。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友好,双方使馆经常举办活动:从正式宴请、酒会到非正式的网球比赛、郊游等,气氛十分融洽。在北京东直门北中街居住的居民,那时常常可以看到中方车辆经过这条小街去使馆参加活动。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非常繁忙。中苏双方除外交上往来密切外,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大量专家。据有关统计,1952年来华的苏联专家不到300人,到1956年,在华专家已达3000人。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也有300来人。

中苏关系破裂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使馆在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受到很大影响。苏联驻华使馆成了“红卫兵”冲击的对象,通向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改名为“反修路”。中国驻苏联使馆同样没能幸免。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位于莫斯科的中国使馆遭到攻击,“很多玻璃窗被砸碎,大门口一片狼藉,”李凤林大使回忆说。

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当时,中国驻苏使馆只剩下20多人;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塔斯社的几名记者。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继苏方向中国派出大使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抵达莫斯科,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的局面。友好局面刚要打开,1974年初的间谍事件又令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我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因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苏联5名外交官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苏联很快采取了报复行动,中国驻苏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限期离境。

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候,1976年4月,一名男子试图带炸药闯入苏联驻华使馆,负责警卫的一名中国战士为保卫使馆当场牺牲。得知事件真相后,苏联外交官们从使馆内走出来,对着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说:“感谢你保卫了我们的安全,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很敬佩。”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演讲中放出“试探气球”,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派出高级官员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这使苏联使馆官员大吃一惊,也成为驻北京外交官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国际舆论称中国此举非同一般,表明他们已不再把苏联当敌人。

俄罗斯问题专家闻一先生说,两国使馆工作真正恢复正常是在改革开放后。1989年,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来华,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访问中国做准备。邓小平曾对他说,中苏关系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此后,苏联大使馆开始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做准备。很快,苏方的先遣小组一个接一个到达,先是对签订文本进行加工的小组,然后是礼宾司人员,紧跟着是联络组,后来又来了医疗队。大使馆还被告知,使馆区的别墅要当备用官邸,3小时内必须腾空……这次访问让苏联驻华使馆着实忙碌了一阵子。此后,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苏联驻华使馆又繁忙起来。

就在中苏关系逐渐走上正轨时,1991年12月,莫斯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苏联突然解体。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中国很快承认了俄罗斯,双方都抓紧时机调整外交关系。俄罗斯接管了原苏联的驻外使馆,并将它们改为俄使馆,然后邀请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在其使馆派驻代表。最初,俄驻华使馆内还有乌克兰等国在里面临时办公,后来独联体国家陆续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使馆。

目前,只有格鲁吉亚因在中国没设大使馆,而由俄使馆代办中国公民赴格的因私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