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为无数位世界名人拍照

 

                                                                                                            〔美〕约翰?洛恩加德

 

美国《生活》杂志自1936年创刊以来,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了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至70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1990年初始,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进行电视采访。这是这些大师们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本刊摘选系列访谈中的第一篇,其主人公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曾被称为新闻摄影之父,当时已是93岁高龄。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以下简称艾森):我从没有想到拍摄会成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柏林,我11岁的时候。那是一台伊斯曼·柯达三号折合式相机,我拍摄一些喷泉、树叶、街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们拍的东西,自己冲洗。1916年被应征入伍时我不再拍了,我只是个孩子兵,直到战后的1925年,我买了一台蔡司·伊3相机,这时我才又开始拍照。1927年,我与父母亲去波希米亚度假,我拍摄了一幅一名女子在打网球的照片,时间是下午4时,她的倩影让我着迷,于是我拍了一幅照片。

有人说:“你应该把这幅照片给‘Der Welt Spiegel’杂志的什么人看看。”

那杂志的意思是“世界之镜”,有点像《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志版。编辑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照片。”

当这幅照片最后被刊出时,底下的说明是:“日西下,影渐长。”

我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拍各种文化事件,特别是音乐家方面的。我去了斯德哥尔摩,拍摄托马斯·曼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那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干,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在两腿之间我藏着一个小三脚架,上面装着小型相机。在Ermanox相机上,我装了一台大口径的镜头,最大光圈是F1-8,相机上装着依尔福玻璃感光板,我自己冲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测光表,就猜着曝光,我买了没有声音的快门装在相机上。

我出席大量的音乐会,首场歌剧演出,拍摄所有那些名人们:福特瓦格纳指挥,布鲁诺·沃尔特独奏,等等。

1929年拍了诺贝尔奖之后,我的第二项外拍任务是去罗马西部的西西里,拍摄保加利亚的鲍列斯王子与意大利国王的小女儿索菲亚的婚礼。

我到了那儿,看到墨索里尼与保加利亚的弗迪南特国王走在一起,弗迪南特国王有着一只全欧洲最长的鼻子,而墨索里尼趾高气扬地走着,我高兴极了,什么都拍。

当我回到柏林的办公室,他们问我:“新郎、新娘在哪儿?”我说:“什么新郎、新娘?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以为我疯了呢!

伦敦新闻协会的负责人说我被解雇了,但他们办不到,因为我只是自由摄影师。1933年,我从德国的费列特列克芬搭乘齐伯林公司飞艇去巴西的潘那布哥。在航行中,发动机的声音一直极响,当发动机一停,一切静极了,人们跑来跑去,我问:“出什么事啦?”有人说:“我们要修补机舱。”有人从一架梯子上爬出去到了飞艇的顶上。

我好不容易被允许有半分钟的时间拍他们修补。我只是从梯子上伸出头去,很快地拍了不到10秒钟。我拍了大约10张照片就爬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问我:“外面很危险吗?”其实那儿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们只是在漂流而已,也没有风,飞艇就像是一只气球,我拍到的是一幅极有空中感的照片。

第二年在瑞典拍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和他的家人时,我收到一封电报,叫我去威尼斯,因为在6月13日至14日,希特勒在那儿会见墨索里尼。我拍到了他们握手的照片。在两个月之前我在意大利为‘DieDame’杂志拍摄一些社交活动,我拍摄了各位部长之类的人物,因此他们认识我,我被准许在10英尺之外拍摄希特勒在机场与墨索里尼见面时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拍希特勒,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人们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他?”

我还在日内瓦拍了约瑟夫·戈培尔,他在六七名保镖的包围下走进会场。那些保镖看上去都是些很文雅的人,只有在衣领上,有着大号的德国万字徽章。

你几乎都看不到戈培尔,因为他很矮,而且是畸足。大约三、四个星期之后,我住处的门铃响了,我从门镜里看出去,只看到衣领上的那些大万字徽,我想:上帝啊,出什么事了,他们来抓我吗?但他们倒很友好,进来后,只是想取走他们自己的照片。

我是在1935年的11月底离开德国的,我有一年多没有收到新闻协会应付给我的钱,但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设法把这些钱都找了回来。我在美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通过利昂·丹尼尔,我到一家叫Pix的图片社工作了15年,直到1951年我成了《生活》杂志的专职摄影师才离开。

在《生活》杂志,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拍摄,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想拍什么就可以拍什么,一位著名的编辑威尔逊·希克斯曾教过我说:“你不要怕那些影后们,你是摄影专业中的国王。”

我一直忘不了他讲的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像国王,而是不要怕什么人,你越是不怕,你才能干得越好。

年轻人想在6个月之后就达到事业的顶峰,而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他们知道照相设备,但不知道怎样去看,你知道并不是相机在拍照,而是眼睛。你可以有最先进的相机,而看不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可以花几小时看雨滴,什么时候我都能看到照片。

1936年,我已经38岁,所有《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都比我年轻,他们对待我就像老朋友而不是一位年长的人。我发现摄影师们就像是陀螺,他们常常单个转,聚不到一起,我和他们都很友好,但并不是好朋友。

是否有什么摄影师,你从他们那儿学到过什么?

艾森:这一点是极困难的,因为谁都不想去模仿别人。当我开展览时,有人常问我,为什么你不拍彩色照片,我说黑白的要好得多,展览作品用彩色的往往不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照片更成功。人们总是问我摄影是不是艺术,我说:“我只是名摄影师,让人们去说这是艺术或不是艺术吧。”

你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征兵而且受了伤?

艾森:我被编在第55炮兵团当炮兵,1918年在弗兰特斯附近的伊普里斯受的伤,日子是4月9日。榴弹炮在我上空爆炸,从我腿的这儿穿过,我很幸运弹片穿出去了,不然医生会把我的腿锯掉。

你们那时共有10人操作一门炮?

艾森:是的,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地面炮,我在下午4点整受的伤,什么都麻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腿还在不在,我以为它已被打掉了,别人把我放平在地上,把我的裤子剪开说:“噢上帝,这太好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这是一发‘回家弹’。”然后大家都散开了,因为敌方的机枪开火了。我一直躺在地上,我想我会被打死的。两小时之后,红十字救护人员找到我,并把我放到一辆运货车上,送到法国里尔附近。三小时之后人们告诉我,在下午的战斗中,我团里的人都被打死了。我被送到赛丁,呆了两个月,走、跑都要用拐杖。 ú

ù你说过你最著名的照片是在二战胜利日,一名水手吻一个姑娘的照片。

艾森:我们四、五名摄影师,在那天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拍摄纽约城的庆祝,我被派到时代广场。当时已有几千人拥挤在那儿了,路两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互相拥抱,接吻。当时还有一名水手在路上跑,拥抱每一个人,你知道,接吻。我就跑在他前面,拿了一台徕卡机,挂在脖子上,把焦点对在10英尺的地方。你只有拍一张的时间,而且不必偷偷摸摸。我跑在他前面,不时回过头来看,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他抱住一位穿白衣的人,我站住了,他们接吻。我不停地拍了5张。一位文字记者本来跟我在一起,但我们走散了。我在当天晚上八点把胶卷交上去。第二天人们对我说:“多么了不起的照片!”我说:“哪一张照片?”我已经忘记了,我都不知道,这只是一幅快照,一个巧遇……

你认为它是一幅好作品吗?

艾森: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极为成功的一幅,是时代公司从没发表过的好照片。

你喜欢这幅照片?

艾森:作为一幅了不起的照片吗?不,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

艾森:我不知道,这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照片,他们会记住任何一个拍下这幅照片的人,这是一个标志。

如果你可以重拍一次,你会拍得不一样吗?

艾森:不会,构图中人物是完美的,她在上面,手臂这样,而男子拥抱着她,几乎不能再好了。这位妇人在1980年写信给我,她在《洛杉矶时报》上读到这幅照片的故事,她记得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信给《生活》看。他们做了调查,我与她第一次见了面。她想请我去一家著名的饭店吃午饭。我说:“我不想上著名的饭店,带我去麦当劳吧。”我们到了麦当劳,我喜欢那儿的东西。

你们吃了什么?

艾森:一只汉堡包,一杯奶油,我现在完全不会去吃这些,都是些不好的食品,今天我不会去的。

你一直不知道那位水手的姓名?

艾森:从不知道。当《生活》杂志出版了这个妇人的故事时,曾说过“真正的水手现在会出现吗?”我觉得有80个水手会出现。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起诉《生活》,但被法庭驳回。那个人仍然说他就是那个水手,与他结婚的女子就是照片中的女子。但这不是真的。

你是什么时候拍了那幅索菲亚半裸的照片?

艾森:是那幅作为《生活》封面的半裸照片?你知道吗?当这期《生活》刊出时我们收到了大约2500封信。很多母亲给《生活》杂志写信抱怨说,她们只有把封面撕掉,才能把杂志寄给在越南的儿子,因为照片太伤风败俗了。她们对在越南发生了什么真是一无所知。我们收回了大约800本杂志,而现在已有多么不同了!

有什么人你想拍却没能拍成吗?

艾森:我从没有拍过英迪拉·甘地,我想拍撒切尔夫人,但没有得到批准,我想拍毕加索也没能办成,但有人有机会与他呆在一起,我让他带上我的题词本,他在上面签了名(这是唯一的我没有拍到照片的签名人。我一共有9本签名题词册,这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我去过美国所有的州。我从没有去过俄国,从没有上过中国,我第一次去越南还是在几年前,也从没有去过匈牙利。

你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拍摄任务吗?

艾森:我从没有这样做,即使是一次坏差使,我还是去拍。你知道有时坏任务会拍出好照片,而好差使常常只能拍到一些不好的照片。

很多人认为你最好的摄影故事是关于那些著名的英国人的故事?

艾森:可能是吧。在1951年,我在伦敦为温斯顿·丘吉尔拍了一次政治运动。我与丘吉尔一起旅行,也拍了克莱门特·阿特李和工党的一些人。我在11天里共拍了28人,只有一人我想拍但他拒绝了。他就是作曲家瓦格纳·威廉姆斯。拍哲学家贝却特·罗素时,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脸上没有表情的人,他对我说:“鳄鱼的行动也是极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位生物学家,他发现了青霉素,我是在医院里拍的他。

对你的拍摄对象,你会说什么?你们讲些什么?

艾森:哦,那十分有意思,我只是记不得了。

你对玛丽莲·梦露说了什么?

艾森:我说得不多。你知道,我在1953年,拍一个叫“美国的午餐时间”的故事,我拍了约翰·福斯特·托勒斯(1953~1959美国国务卿。译注),拍了白宫的伙食,拍名人俱乐部。都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也上了巴弗列山拍工人建造大楼时坐在大梁上吃午餐。我后来问《生活》杂志在巴弗列山的负责人,他是不是认识玛丽莲·梦露,他说他认识。我说:“我想去拍她,你能给她打个电话吗?”玛丽莲·梦露在电话中说:“伙计,马上来吧。”真是极容易。那时候她已经很出色了。这是在她与乔·迪玛哥结婚以前。我拍过她坐在我腿上,还有我坐在她腿上的这一类照片,她说我把她的园子拍得像宫殿一样了。我拍过约翰·F.肯尼迪,这是个很好笑的故事。1960年,我去新汉普郡拍青蛙,有人告诉我在哈尼斯可以找到更好的青蛙,所以我又去了哈尼斯。那时候,民主党刚刚把约翰·F.肯尼迪选为他们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回到了哈尼斯港。在他的近侍中有一人叫唐·威尔森,是从《生活》出来的编辑。威尔森问我是不是想拍肯尼迪,他说:“如果你能从《生活》那儿拿到委派单,你就可以拍肯尼迪。”所以我用那儿的水池里有青蛙的理由,去拍了肯尼迪。肯尼迪极友好,我拍了他和他女儿卡罗琳。那时她才4岁吧。她把口香糖贴到肯尼迪的裤子上,桌子的脚上,他就对她说:“把你的嘴张开让我看看。”卡罗琳张开了嘴,他看看她的嘴里还有没有口香糖。我把这些都拍了下来。我拍肯尼迪一直到他当上总统,我拍了他的官方标准像,挂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还帮我把窗帘拉好,拍完后,我把我的题词本给他看,当他看到我拍过的那些人之后,他在我的本上写道:“致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他在新时代拍摄了我们。而在今后的4年中,他的底片上会显示出什么呢?”

你不喜欢被人家拍摄,那么为什么你有一些自己的照片?

艾森:我不喜欢,它们都拍得不好。我在好莱坞拍一部电影《华纳·布鲁斯的故事》。化妆师是华列·韦斯特蒙。我向《生活》杂志建议,我可以拍我自己,因为他可以把我变成任何人:萨蒙松、凡诺尼卡·莱克……

这就是那个说不让别人拍他的人。

艾森:是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次没有关系。

厄内斯特·海明威也是不喜欢让人拍摄的。

艾森:他是我拍过的人中最难拍的人。他只是用四个字讲话,开头、结尾四个字。他告诉我,我害他少活十年。

你为什么弄得他不高兴了?

艾森:他感到我对他有压力。你知道,他是个洒鬼,从早喝到晚。我第二次去拍他是在哈瓦那的一次深海钓鱼比赛。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拜访海明威,他对我说:“在200英尺之内,决不要靠近我,不然我就开枪。”这是深海钓鱼比赛。我们伴随着他的快艇,但保持着400英尺的距离。我看到他向我们发信号,让我们走开。下午皇家游艇俱乐部鸡尾酒会,他走了过来,因酒喝得太多,脸色发青。他对我说:“艾尔弗雷德,你离我的船太近了,我要对你开枪。”对海明威,你必须先想好再回答,因为他是个酒鬼。我忘记了在一年之前,我曾对他说过:“老爹,我不相信这一点。”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把手中的玻璃杯摔到地上,口角飞沫。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向船栏外掀过去,他差点杀了我,他想把我丢进水里去。他对我说:“决不要说你不相信老爹。”

30英尺之外是他的妻子玛丽。一小时之后玛丽对我笑着说:“艾尔弗雷德,我不知道你那么喜欢他。”

她以为我拉住海明威是想去吻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