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翔难忘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

                                                                                   黄健翔

迄今为止,我曾经做过的职业有三个:短暂的导游、短暂的记者,然后是漫长的体育解说。在我看来,我对不同职业的谋求、变换有些类似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猎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随畜牧而转移”,其优秀的猎手成为部落的雄鹰,依靠速度与反应生存,凭借与生俱来的捕猎技能,付出艰辛来维系生存,创造文明。

多年以来,我的经历正是这样变幻莫测又顺理成章。无论是做导游、当记者还是体育解说,我自信自己干得还不错。

我敬业了、尽力了,也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我感谢足球,感谢生活,更要感谢那些支持、关心、爱护我的球迷,是他们让我信心十足地面对生活的选择,是他们让我真切体会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现在,生活又幸运地再一次给了我选择的机会。我将满怀信心地面对新的挑战。或者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应该做另一个自己。孙悟空不当大圣,居然做了西天取经路上唐僧的保镖,施瓦辛格不演“终结者”,成了州长。将来我还会做什么,我不知道,大概只有天知道。我相信那句老话:何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它也可以成为我的2006年的注脚。

我的2006年,总算过去了。不知应该如释重负,还是应该依依不舍;不知应该庆幸自己浴火重生,还是感叹自己命运多舛。一个人的一生,总应该有这样的一年。像被塞进了火箭推进装置一样的一年,像处于核爆中心点一样的一年,像8级地震震中一样的一年,像被卷进了龙卷风的一年;一个人的一生,也许承担不了第二次这样的一年,因为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这都是一种超极限运动。你几乎随时可以崩溃,可以迷失,可以绝望。

我的2006,其变化看似偏险奇诡,其本质却又平静简单……

2006年初,我的半自传体新书《像男人那样去战斗》付梓。4月份的第一周,在出版方的安排下,《战斗》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首发。原先我希望是一个小型的聚会,把我工作上的同事,以及梦舟足球队的朋友召集在一起,算是对我这几年工作和生活的一个总结与交待。同事和朋友们都给我面子,纷纷到场祝贺,我感激他们。

更让我激动的是,当天涌进了几千名读者和球迷,队伍从六楼一直排到地下二层,甚至排到了书店门外,签名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

要知道,我最初猜想只要有一、二百人来凑凑热闹就知足了。因为近几年中国足球低迷不振,市场滑坡,而我的工作和知名度始终是跟足球紧密相关的,所以出版社、书店和我本人,都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盛况。我与这些球迷素不相识,他们前来捧场,对我的情感冲击难以言表。若要说我与他们有什么相通,那该就是足球的语言、体育的语言。所以,我很感激他们,也感激我所从事的行业:体育解说。

4月初至5月下旬,我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的签售会。青岛、上海、长春、大连、南京、杭州、深圳……有些城市我甚至是第一次去,比如长春。飞机到长春机场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天色已晚。高速公路显得很冷清。我注意到车窗外的天空中留着一天之中最后一丝光亮。它平静优雅,从容不迫,最后缓缓隐身在苍茫的黑夜之中。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人间美景,需要有与它同样心情的人才能懂得欣赏。我庆幸自己时常能被这样的情景所触动。为了配合书店的销售,一个城市的签售活动有时候是两场或更多。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让我受宠若惊,北方朋友的热情更为外露直接。

长春签售时来的女读者很多,当地电视台现场采访,我隐约听到一位女生面对镜头回答:“没有原因,我就是喜欢黄健翔……”

众人哄然大笑,我当然也笑得开心。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因此,你要更加坚强与心存感激,才能面对这些关注和支持你的人。

签名的时候,要求合影握手的读者很多。当天下午,一个很高大强壮的汉子要求与我合影。说了一通激情鼓励的话后,他要求握手。我当然笑眯眯地把手伸给他。谁知道,这位老兄:也许他根本没有故意使劲,只是天生神力,轻轻一捏,疼得我几乎大叫起来。好歹总算忍住,然后整个下午签字的右手都不大利索,看到读者伸出手来就心惊胆战。

天津的签售,居然在排队等候的人群当中有两位韩国女孩,看上去20岁左右,学生模样,中文说得一般,每人买了一本书。排在她们俩后面的一位中国小伙子告诉我:“这俩是韩国人!”让我大感意外。

我认真地给她们签了名,并好奇地问她们:“能阅读中文书么?”可她们好像没有太听懂,腼腆地笑了。在十几场签名售书之后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朋友来捧场,真是让人难忘。

特别让我感激的是,几乎每次签售活动都有读者球迷专门给我的女儿送来礼物,玩具、图书、糖果、衣服,花样齐全,各种写满祝福的卡片也收了很多。有些读者还特意带着2000年我出的第一本书《歪批足球》来,上面有当时的签名。在这样的时刻,我会觉得,这一辈子知足了,这一行没白干。

校园之行是我应TOM体育与各地大学邀请,到高校与学子们现场交流的一项活动。这是纯粹的公益活动。过去一年多内,我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疆农大、西南财大、浙江大学等十所院校,今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清华。每一次的校园讲座都反响极好,现场爆满,气氛热烈。在与大学生的交流中,我“愚公移山”、“堂·吉诃德”似的推行我对体育的理解,呼唤对体育的重视,同时也要解答他们千奇百怪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早已不是当年我们上学时的样子了。我明显感觉到,体育在他们的生活里扮演着更加次要的角色。这使我在端坐高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忧虑和尴尬。上半年签售途中我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发现校运会的800米和1500米纪录,居然还是高我两届的师兄所保持,而100米和200米的纪录,还是我的同学在20年前创下的。或许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成绩太好,或许是现在中学生的运动水平太差。在演讲的时候我说,目前的教育环境中,体育与体育精神都有缺失。

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对音乐、美术和体育的取舍。同学们在下面齐声哀叹:“我们没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功课太多!”“老师和家长不让我们踢球!”我以往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与我的搭档鼓吹体育精神,体育精神首先是公平竞争、骑士风度、团队精神、尊重规则等等。具体而言,每个人只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就是最好的收获。不一定非要跟世界冠军,或者是跟跑得最快的人比。比如踢球,不一定超越小罗,只要自己踢上一脚,比昨天踢得好,就会很快乐。体育运动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发展的健身游戏和娱乐形式,近代升华为竞技体育和教育的一部分,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更是社会活动中人与人沟通的一种语言。对我来说,体育之于生命,不是胜负,不是看客似的冷眼旁观,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2006年10月18日,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一位学生主持人未卜先知似地问我:“如果有一天您不做解说这个行业了,您打算做点什么?”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请回头看大屏幕,右边这个是穆里尼奥,他由一个翻译变成了最优秀的教练员。”他是不是问我今后也想当足球教练呢?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种事在中国不太可能。因为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不太容易接纳外人。而且我也不太愿意跟他们着这个急,说球就够着急的了,当教练岂不更着急。穆里尼奥是所有人就业遇到挫折时候的榜样:一个翻译可以成为世界上年薪最高的足球教练。所以学什么专业和将来干什么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是,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本事才是最重要的。”

学生们当即掌声雷动。

关于德国世界杯,关于意大利,关于那三分钟的“疯狂解说”,原本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不但我说了,报纸、电视、网络......全中国,乃至中国之外也都说了。假如有人欣赏那段解说,我要谢谢人家。假如有人痛恨它,我也无言以对。为什么会发生?我只能说,那不是我,那是“灵魂附体”。本届世界杯转播领导安排我长驻柏林,在此期间就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奔波,每次长途跋涉少则七、八个小时,多则十几小时,穿梭旅行23次,现场解说19场比赛。从6月6日抵达柏林直至7月5日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公路,直到7月5日半决赛之后,才有一点时间在柏林市内逛一逛。

因为高度紧张的转播加上不间断“旅行”,大家都很疲劳。而我除了体力上的消耗,还有做好赛前的案头工作,到达现场必须全神贯注说好比赛,休息时要观看其它场地的赛况,为后面的解说做准备。如此疲于奔命多日,人已是心力交瘁,元气大伤。每次回到酒店,连把自己弄干净的余力都没有,身体就像装满沙子的麻袋,往床上一扑,立即昏睡过去。紧张的工作让人无暇顾及其它。因为足球解说是一种高强度、高风险的脑力工作。假如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和准备,很难保证解说的质量。

但是为了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也仅仅在MSN上向家人流露了“快要顶不住”的痛苦。母亲发短信鼓励我“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有一天,我在火车上收到一条关于女儿的短信:几周不见,女儿想爸爸。情绪一触即溃,难以自持。

由于过度疲劳,我在解说中也犯下以往大赛中不多见的错误,如把球员看错。我曾认真地道歉,这是我在世界杯的第一次道歉。不过相信很多球迷都忘记了。

意大利对阵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我的突然“爆发”,完全鬼使神差,没有事先设计。当时赛场和评论席都很吵,我的身边是意大利电台、电视台及其他欧洲媒体的评论席。现场解说跟电视机前看比赛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现场解说有些类似于在一个喧嚣的迪斯科舞厅里扯着脖子说话。我突然一下感到自己的声音喊破了,所以只能更加拼命地喊。至于具体说了什么,喊完就根本记不清了。如果不是网络上有那么多版本的详细记录,我根本不能完整地回忆起自己的语言。

如果看整场转播的解说和评论,不是断章取义,我觉得自己对双方技战术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客观公正准确到位的。这段解说除了有点失声以外,从内容看条理清晰,分析判断准确,信息资料丰富详实且运用得当,好像音乐家万分激动时的即兴之作。

不论你赞成与否,“疯狂解说”已经载入中国体育解说史册,成为经典之作。这也让体育解说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行当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只是因为最后时刻声调太高,声音撕破,让人觉得声音之中有极端情绪。

我后来在网上听音频,经常问自己:“那样的声音,是我的吗?”

至于某些人指责的“意大利万岁”,在那种情况下,很明确是“意大利足球万岁”的意思,这是在足球场上特定环境之下的表达。

事后,许多人问我,包括身边最亲的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无法回答。假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就不会这样说了。

这就好比齐达内为什么要去顶马特拉齐。为什么?齐达内也不知道,或者说,他所能给出的,也都只是一些“非充分必要”的外部条件。

谁也不知道他那聪明绝顶的脑袋里,在那一瞬间突然钻进了什么念头。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在清华大学神圣的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纯真的目光时忽然有了灵感而给出的:也许6月26日那一天,德国凯泽斯劳滕的球场上空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地看比赛:外星人?UFO?或者是隐身的Super man?要么是一位意大利的天神?

也许作为左后卫的格罗索最后时刻神奇地出现在对方禁区本来就是他的安排,而在赢得点球之后,在托蒂罚中点球之后,他原本想去捏我身边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的喉咙,借凡人的声音欢呼胜利,喊出他恶作剧得逞后的快感,但是因为慌张,或者因为激动,他抓错了人。他捏住我的脑袋:说,快说,继续说……

然后好了,天下大乱了,他玩够了,跑了,我道歉了……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可以把握的更好些。后来电话连线,我说:“我是人不是机器……”

于是马上有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这些脑袋里长着“文革病毒”的人,你是无法跟他理论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扭曲变态的世界。现在想起来有些古怪的是,事发当时,为什么整个播出系统的前后方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都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反而偏偏做的都是最糟糕的决定呢?难道真的是天意?越抹越黑。

不过,再怎么严重的事也会过去,也许将来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着挑战。那时候我就想到过辞职,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

现在回头想,如果当时就辞职,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一场半决赛和最后决赛的解说了。那样,给央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说,最对不起的是那些支持和爱护我的球迷。

而这四场比赛的解说,我自认为,在经历了所谓“解说门”风波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专注于业务,不可谓不潇洒,不可谓不超然,甚至自己回头听听,看看网友摘录的“解说妙语”,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那四场比赛的解说,在我自己看来,真正达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可现在,辞职的事情不也都过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

山的后面是什么,要等登上山顶之后才知道。

我曾经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大多是现场解说,也有些赛后评述,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捏造事实。

不过,历数这一年,包括这一年之前,我已无数次“幸福”地成为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这世界上的假货,姿态千奇百怪,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假新闻是因为制造者投机取巧,以讹传讹,无意中制造出来。另一类则是制造者怀着异样心理,无端恶意捏造出来。前者大多是产品质量问题,或多或少还有点娱乐性,后者则像拉登的脏弹是一种犯罪。

“五一”期间在青岛签售,采访中根本没有人提起我的“绯闻女友”,但是第二天居然有媒体说我和女儿在家闲着没事听“海豚音”,这位记者想象力真丰富;到了杭州,因为时间急迫和当地书店安排原因,我没能接受某些媒体的专访,结果隔天他们竭尽挖苦之能事,说我耍大牌。假如有心人观察当天同一个城市的两份报纸,就会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版本。

这种黑白通吃、雌雄同体的新闻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你又能怎么办呢?时代需要娱乐精神,因此,类似于我这样的所谓名人就只能吃点哑巴亏。有人说这种特殊待遇是当“名人”的代价,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越来越像娱乐圈记者,其实还不如娱乐圈。首先是这个圈子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足球记者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德国世界杯期间,有位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退役运动员,凑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编出来了。记者票本是不能卖的,但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时代,那个人问他,谁是荷兰三剑客?这老兄说他觉得很丢人,但是,“这话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一说。”

“解说门”后,我在柏林住着,当时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他们都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就算我不肯说话,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也是一篇真实的稿子,不用在百度上去扒假新闻了。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是职业操守问题,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

年末的几个月里,关于我的假新闻,更是有“过江之鲫”,“磬竹难书”的势态,每当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理就像打翻了陈醋沙拉和咖啡。最终,我还是不顾很多专业评论家的预测,从央视辞职了(很多人曾经撰文说我是个聪明人,不会傻到放弃央视这棵大树)呵呵,你们要是能代替我思考,你们就不是你们,而我也早就不是我了。

2006年11月16日,我离开中央电视台,离开了曾经工作12年的岗位。正如“辞职信”中所言,中央电视台是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上的一片叶子。每年的秋风起时,都有些树叶会掉落。而大树依旧挺拔和伟岸。这件事发生之后,又立即有评论说我早有预谋,说我辞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炒作自己。敢问,你们有谁像我这样“炒作”的?鸦雀焉知鲲鹏志?对那些恶意造假者和网络暴力分子,我就是有点狂!

大家关注我的辞职,大概因为雇主是国家电视台的缘故。美国在伊拉克失去一名士兵,全世界立刻都会知道;非洲土著部族的战争死去几千人,也许鲜为人知。央视的主持人辞职,每次都是大事。但我个人的辞职,如果没有夏天的解说事件,其实真的只是小事一桩。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人生选择,它既不会因为媒体的爆炒而风光,也不因为媒体的所谓爆料而增加什么内幕。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与错,因为,我没有伤害任何别人。

辞职的事,大家已经从各种媒体了解到足够的资讯,包括我的个人官网上很详细的视频对话,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我想说说辞职之前,那些依稀还留在我脑海之中的小片断,特别包括了我在央视这个舞台上最后的几次“演出”,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好在它们都记录在我的博客里,或者被热心网友搜集整理了。“十年一觉央视梦,留得足球解说名。”事过多年以后,也许这一切仍会历历在目。我要感谢自己,因为我曾如此深爱我的工作,我曾如此热爱着体育和足球,并以之为自己的生命和事业。至少,在我供职的12年里,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尽力了;我对得起自己的热爱,我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我可以挥一挥衣袖,但是,必定会带走一片属于自己的云彩。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西方戏剧家,写过无数剧本。每当完成一个剧本,他就会立即让周围的朋友阅读。假如朋友们一致夸好,他一定把剧本撕毁重新来过;当然,朋友们一致批评的剧本,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一定会撕掉。这位戏剧家坚持认为,只有那些让人看了又爱又恨的剧本,才是最精彩最值得流传的。其实,每个人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剧本。区别是,有人无人喝彩,有人万众瞩目。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不是一个人!虽然我们记不清儿时的每件事,但我们不会忘却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