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告诉你他如何交平民朋友

                                                                          刘心武

 

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

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

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于是我们便浮一大白。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

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

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

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

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

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进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却到处撂着些“破书烂纸”!

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层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结识一些平头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点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

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出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

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作,尚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点,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点花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

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

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点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爱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

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水中,我喜欢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拔。其中一位为了拔蒲草,索性脱光了跳进水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水里长满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水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水草纠缠,还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

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体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体语言却常常表现在头颈部的摇动上。

我就很喜欢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处,把他那颗大头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趣全在读其文章,而“读”平民朋友,那乐趣往往在有声的话语之外,在其生动的肢体语言之中。比如我一位当过消防队员的朋友,他说到不平事,或仅仅是听到我说起委屈便每隔几分钟重系一次腰带,每次胸臂肌肉都块块饱胀,他言简语罕,这肢体符码的表达,却含意丰富。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交叉点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户只有3/10回住此处,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点上去了,哪儿查得出!

我只好怅怅而还。

当然,我为那位朋友高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或者会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交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认真地对我说:“总听你说,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好像你就那么趁(意为拥有很多)朋友。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时候,你再转脑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几个朋友!”

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体都还依旧。

当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补阙而处之欣欣然为标准,则我的所谓平民朋友,说到底也并没几个。友情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朋友之称实不应谬安。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长流淌,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盈着善意,这便是友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