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回忆他妈逼他考北大的往事

 

                                                                   陈建功

 

我本不愿考大学的。后来,我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逼的。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

“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

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

我妈罗嗦得很,我怕她罗嗦,同意考北大。

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年我28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

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龀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

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研老鼠。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而我,又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

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我坚决不再进考场,怄的就是这口气。我自负得很,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

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借给我读的。

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文史之类我倒不怵,教学几何我已经10年没摸了。

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然如坠五里雾中。

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吃零蛋!

怄气也好,肝儿颤也好,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罗嗦。

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了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

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

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

黄博文对我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

我说,我教你一招儿: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

我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博文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

黄莞尔一笑,说,我也教你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

随后教了我一个“导数”的公式,告诉我只需把某数据放这儿,某数据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秀着你有学问哪!”

我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我的“导数公式”一显身手。

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我、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

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

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考完了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是黄博文。哈,我教他的“书信体”,派上了用场!考完了数学,拥抱他的,就是我了: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我得意扬扬,有多大学问似的,先写了“导数公式”:“‘Y‘=……”――

尽管我到底也没明白“Y”为何物!

考场是因为妈妈的罗嗦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是吗?

几个月以后,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我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那些自负是多么地可笑。

妈妈的罗嗦,真是伟大的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