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聂荣臻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聂力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晚年体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转危为安,主要靠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在他的临终遗言中没忘记感谢专家、医生、护士,还有在他身边辛勤工作的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他服务的同志。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体质原本不错,解放前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枪林弹雨,几乎没有病倒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职,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2年秋天终于病倒了,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功能失调。毛主席关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恢复,这为他1956年后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能够坚持下来,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批“二月逆流”时他犯了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心房扑动达60多个小时。1970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心房扑动频繁发作,最多的一次持续72个小时,对这种心律失常,除了用药物纠正,十分严重时就用电刺激转复。不知有多少次,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一辈子爱科学,相信科学,他也沾了科学的光。对于治病,如何用药,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他向来请医生大胆决定,从不提个人要求,从不说自己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无论是输液、打针、吃药,还是做其他治疗,他都很配合,心态平稳,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普遍反映,这个老人好伺候。

他也不让我们家属提不同意见,更不让我们干涉医生的治疗,一切听医生的。每次会诊时,他只让我们听医生说,不许我们插嘴。有些老干部生病,家属干涉医生的治疗,你一言我一语,问三问四,总是不放心的样子,结果把病情耽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他吸取了这种教训,决不干涉,所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感觉心情愉快而放松。

他的身体不算强壮,是有名的“老病号”,不知报过多少次病危,谁都觉得他很难高寿。可是,眼看着同时代的人,一个个走了,他却仍然顽强地活着。他自认为,自己多活了十几年。当然,这主要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我记得,董承朗、陶寿琪、吴杰、吴阶平、方圻、陈在嘉、黄宛、牟善初、曾诚富、黄大显、王士雯、李炎唐、董建华、蒲辅周、高辉远、赵冠英、赵夷年、赵毅刚、陶国枢、牛光明、董仲勋等著名专家及医生都多次给父亲治疗过,他们为了父亲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心血。

尤其是父亲的保健医生、医疗组副组长陶国枢,工作认真细致,医术精通,责任心强,深得父亲信任。陶国枢为了做好保健工作,原在他家中照顾家人生活的老母亲,得了脑梗塞病偏瘫后,他断然将老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请老家亲人照料。老家亲人们曾有非议:老人能劳动时留在北京,有病了不在北京治,送回老家,这是甩包袱。陶医生以歉疚的心情请求家人谅解,仍然坚持把老母亲留在了老家,以便安心为我父亲做保健工作。还有的护士推迟婚期,有的推迟怀孕,一心一意护理父亲。这些都令父亲和我们全家深为感动。

2005年6月,我住进301医院检查身体,偶然遇到当年在家里护理父亲的部分护士。见到她们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父亲在世时她们尽心尽力护理父亲,父亲也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她们,与所有曾经照料过他的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从父亲去世算起,一晃10多年过去了,春去秋来,草荣草枯,世事变迁,我以为很多事情都会淡忘,可是与那些当年来我家护理过父亲的医护人员聊过几句之后,我猛然发现,很多事情她们仍然牢牢地记着,她们居然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这些善良的医务工作者,忘不掉父亲曾经给予她们的点点滴滴的关照,并把那种关爱看作是一种荣耀。我甚至感觉到有些事情能影响她们的一生。

家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年轻人,都称呼我父亲为“爷爷”。我问过大家,为什么愿意这样叫,他们认为这样叫显得特别亲切,爷爷和孙子孙女,这样的关系是多么纯净啊!护士梁洁回忆说,刚开始接触父亲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紧张,因为像元帅这种级别的首长,她从来没有护理过。她曾经听老护士们私下念叨过,有的首长是很难打交道的。可是来到驻地以后,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她很快发现,父亲特别和蔼,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父亲对她讲话时却非常注重礼貌,没有一点架子,不管让她做什么事,开头都要说“请你”。梁洁就觉得这一来顿时把距离拉近了,她很快适应了环境,不感到紧张了。

护士朱焕改1986年来我家时父亲正在发烧,烧到40度。陶国枢主任吩咐她给父亲输液。她一切准备好后,拿着器械和药瓶来到父亲身边。说实在的,给老年人输液,经常是一针扎进去找不准血管,很多老干部为此多挨针扎,有的就发脾气骂人。护士们一遇到这种事就很紧张。那天,初来乍到的朱焕改见到许多工作人员围观在旁,她突然也紧张起来了,额头上沁出了汗。父亲觉察到了,就说:“小朱,我的血管细,你又是第一次扎,扎不准也没关系,别紧张。”

听到这种宽慰人的话小朱放松了些,居然一针见血地扎入血管,顺利地输完了液体。这以后,父亲总是夸奖她。一次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听说后让人准备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给她的孩子留着。想到老人连她的孩子都关心,小朱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1987年,孙蕴君来到父亲的医疗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给她讲当年打仗的故事,这使她非常崇拜他。来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对她说:“你工作得还行,不错。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福音。”

听到这话,她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梁洁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心脏病频繁发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想着别人。一次她感冒了,带着口罩给父亲摸脉搏时,细心的父亲发现了她正在病中,就问:“你的感冒好点了没有?要当心身体呀!”

当时,父亲的病很重,说话很吃力。梁洁见状,心里一动,感激地说:“好多了,请首长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龙是父亲的医疗小组里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因为父亲洗澡时需要男同志帮他,所以301医院特配一名男护士来。父亲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洗澡时都要躺在热水中泡一泡,这也是医疗组专家的意见,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顾。王德龙来了后承担起了这一特殊工作。王德龙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不论是谁在值班,父亲都要把他们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如同一家人一样。父亲还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关心他。他住的房间在走廊旁,父亲有时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总是会放慢脚步,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说:“轻一点,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声说话。”

有一次,正在补觉的小王听到了这句话,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朱焕改说:“我觉得爷爷在我印象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形象。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自己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比如说一吃饭,他就问:谁谁到哪里去了,怎么缺个人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把工作人员当外人。每次在一块吃饭,谁吃得多他就夸奖谁,就像老祖父对待亲孙子的感觉一样。护士孙蕴君回忆道:“凡逢八一建军节,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喝酒,谁喝得多他就高兴,谁吃得多他就喜欢。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他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赵建华护士是23岁那年来到父亲身边的。父亲觉察到小赵已到谈恋爱的年龄,很是关心,生怕因为照顾自己,而耽搁了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他时常幽默地和赵建华她们几个女孩子开玩笑,说,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对他保密。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一定会尽力。”

有一年,小赵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父亲执意让秘书用车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说:“小赵没结婚,没人照顾。玉泉山条件好,在这里有人照顾,可以吃好,睡好,又凉快,身体恢复得快。”

后来小赵的婚姻有了着落,父亲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刚结婚时,爱人在首钢工作,离她上班的地方远,又没有房子。父亲知道后,特意交待秘书想办法给小赵在驻地附近找一间房子,暂时住一阵。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赵夫妇搬了进去。一天,父亲问她:“你满意不满意啊?”小赵红着脸回答:“谢谢老爷爷,很满意。”

父亲还向其他人交待说:“小赵刚结婚不久,你们要帮忙把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父亲给小赵留下的印象是:老爷爷很会关心人,尤其是对女同志。父亲常说:“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劳累,她们的付出是很大的,要特别关心她们啊。”

赵建华回忆说:我们医疗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聂帅年纪虽然那么大,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明白,如今天该谁值班啦,谁的家里有事啦,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啦,等等,心里都明白着呢!据我所知,凡是在聂帅医疗组工作过的人员,无论是谁结婚,都得到过他送的红包和礼品。在我怀孕几个月后,组织上调我暂时离开驻地回医院上班。

这期间,聂帅很是放心不下,有时把我叫过来,说要看看我变成啥样子了。当他见到我时,如同长辈对待自己的孙女,关爱地说:“怀孕时千万别摔着,自己想吃点什么就吃,一定要保证营养啊。”聂帅对待我们实在是太关心、太好了。

说到父亲给身边工作人员送结婚的红包或礼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年里,不断有保健医生、护士,或者是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等人来到他身边工作,每次,遇到谁结婚了,或是听说谁家里有困难了,他都提前向母亲或者秘书要钱,然后揣在衣兜里,到时候悄悄地拿出来,亲手送给人家,以表示祝贺和慰问。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细心和细致。

1980年梁洁要结婚,本来不想声张,但却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把她叫到身边,递给她一床重庆出的真丝被面,天蓝色的,很好看。我知道这是父亲专门托重庆方面的人买来的,一共买了两条,另一条送给了另外一位准备结婚的护士谭耕文。梁洁感到,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礼物,结婚那几天用过后就保存起来,不舍得再用,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龙准备结婚。一天,父亲坐着轮椅散步,在路过小王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下来。小王看到,父亲从右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30元钱,说是从秘书那里,知道了他要结婚。又说,这是大喜事,给他一点钱买件纪念品吧,算是对他的祝贺。小王早就听说,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结婚,父亲都要送点钱或是纪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龙谈起这件事时说:“在80年代初期,30元钱已经不少了。聂帅总是像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平时他比较严肃,但是特别爱关心人,对我们特别好。”

1989年1月初,孙蕴君要结婚了。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拿过纸和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幸福之家。”

孙蕴君注意到,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神情特别专注,写完后,他望着孙蕴君说:“这是我90岁做的第一件事。送给你。”孙蕴君马上意识到,父亲进入90岁了。捧着题字,她当时感动得眼圈红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
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

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

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

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