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逸飞画金训华的那些往事

 

《生活啊生活》征文专稿    加州徐纯中来稿

 

1969年冬, 我与陈逸飞以”逸中”笔名,在《红旗》杂志首次发表《金训华》水粉画。三十七年来,我们没有向媒体谈过此画创作的过程。以后出现了各种报导的不同版本,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包括许多中外美术史的研究和上海地方志。我人在国外多年,也未有机会纠正。

69年8月起,我被《解放日报》编辑洪广文从崇明县前进农场借调到报社,负责插图配画。在老洪的组织下,《解放日报》几乎成了上海美术创作的中心。在报社集中过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夏葆元、严国基、陈逸飞、王永强、蒋昌一、秦大虎、丁荣魁、刘柏荣、石奇人、张安朴、许根荣、曹翰全、许金国、张定钊、王维新、 张桂铭、吴健、赵渭凉、毛国伦等人,完成过八个样板戏的水粉画,油画“黄河”组画等大题材。 因当时知青报道多,我作为近郊知青,去报社工作较早。

69年11月,记者龚心翰(现任中宣部副部长)从黑龙江逊克县兵团采访了金训华事迹回来,写了重点报道。报社极为重视,洪广文决定配合报导出整版的美术画刊。就发函邀请陈逸飞、蒋昌一、张嵩祖、秦大虎、丁荣魁与我六人组成创作小组,在报社集中创作。同时,还请工人诗人王森、张鸿喜(现为著名流行歌词作家)配写“金训华道路金灿灿”的诗。

龚心翰向大家介绍了背景资料,讲解金训华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的感人故事。他提供的形象资料只有一张金训华的正面报名照,要我们根据这张照片自己去想象画出六幅画。老洪和大家几次了讨论选择画面情节和构思,安排了各人的分工。讨论确定由我画“画刊” 领头的主题画:“抢救财产”; 陈逸飞 (当时是上海油雕室创作员) 画“深夜写日记”;蒋昌一(当时为美术设计公司设计,后为上海油雕院院长,现在美国)画 “半夜扣门“;张嵩祖(当时为被单二厂设计员,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已退休)画版画“劳动”;秦大虎(当时为美术设计公司创作员,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画“巡山防火”;丁荣魁(当时为美术设计公司创作员)画“学习毛选”。报社只需刊登黑白画,我们就用黑白两种广告色画黑白水粉画。大家的画都不大,只有25 X 40CM 左右,用白卡纸画。

我与陈逸飞在市少年宫同学,跟虞子骏指导员学画。我们带红领巾时就认识。当年他23岁,我22岁,都是浙江镇海人。能到党报报社创作发表作品,机会很难得,大家都很谨慎。我们在汉口路274号二楼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房间里画,六个人手托画板同时画。脚碰着脚,用简单的水彩笔和小菜碟调着黑白广告色,几人合用一个水罐。虽然拥挤,但有说有笑,非常融洽。

老洪很重视领头主题画的效果,一直在我边上注视。第二天,我初画完了第一稿后就集体讨论。张嵩祖认为我画的金训华抱了木头,给人感觉像落水逃生,同时他认为画面中的英雄人物带了帽子也不好。

于是,我再画了第二稿。集体讨论中,大家认为我画的二稿金训华在游泳时人太直,看起来显得洪水很浅。后来,上海人美著名的宣传画家哈琼文见到这两幅草稿,认为第二稿与后来发表的第三稿已非常接近。画院画家严国基写的“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中说到:“三易其稿“就指的是此事。

两天后我画出了第三稿, 画中的金训华脱了帽子, 姿势右倾改成伸臂向右上, 向同伴高喊:“跟我来!”。 集体讨论中,大家对每人的画都提了意见。老洪再三强调一切为了出效果,分工不分家,领头画是画刊的“报眼“,很重要,要大家都出力提高。当时没人在意名利,那时的登报也不登名字, 更没有稿费。互相改画是常事。老洪希望加强领头主题画效果,请蒋昌一来帮助我提高。蒋昌一推给陈逸飞来协助,蒋也坐在旁边看。

陈逸飞是六个人创作小组中画得最好的。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在淮海路见到他画的整堵墙的主席像。现由他来协助提高主题画我非常高兴。

逸飞为人谦和,在拿笔修改前一再问我“这样改,行不行”。他提出把金训华眉头锁得更紧,嘴张更大些,伸出的五指改为后三指合并。蒋昌一也在旁,提出把湿衣服加深,右边的浪花减弱些,木头减小、推远。这样,我们两人互相商量,轮替改着、画着,直到大家满意。

讨论陈逸飞画的“写日记”画时,大家认为油灯太亮,或会影响同伴睡觉,他就在油灯上加了张穿孔的纸,盖一盖。秦大虎也帮丁荣魁改了画中人的大衣。合作很愉快,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功利心。

四天后,大家画完的稿,由老洪拿去排版送审。骑自行车回家时,我与逸飞高兴地到山东路摊头上吃碗馄饨。

完成了一件事,我俩觉得很轻松, 再去浙江路看了场电影。第二天画刊见报,我与夜班实习编辑许根荣见到评报栏里写了对领头主题画的不少好评,又见到画中多了三条白色水纹线,猜想那是老洪晚上加上去的。

傍晚,老洪急匆匆找我,说中央首长看了金训华主题画很重视,市领导马上要和你们作者谈话。又问蒋昌一当时动笔了没有,“如他只讲了话没有画画,那么作者就应该只是你和陈逸飞“。因为报上未登作者名字。老洪向我要了逸飞圆明园路家的地址,马上送电报去叫他来。

七时,市里朱永嘉在报社制版房找我与陈逸飞谈话,说:“你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幅画受到江青同志的肯定,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今天姚文元已三次来过电话、电报,要3H的彩色反转片送中央的‘红旗’发表。但没想到原画只是黑白的。你们不要离开,估计中央还要你们进一步画出彩色稿。“
文革年代,“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权威杂志,从未登过画。被江青看中了画,在《解放日报》社也成了大事。社领导赵元三、王明晖等与我们谈,了解创作过程。第二天又召开全社大会要我俩讲话上台。

我与逸飞都很茫然,不知如何应付突然降临的变化。传达了中央指示,由上海出版革命组负责任出彩色宣传画。出版组的领导洪荣华挂帅,哈琼文、翁逸之、 王麟坤等人作编辑。马上出版小组陪我与陈逸飞一起到上海中华印刷厂 和工厂领导洪兴庚等开会讨论, 商量如何把40 X 25公分的黑白原稿,改成彩色宣传画。这时候已是下午两点。

我和逸飞坐着,静静地听着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因为要放大原黑白画成为彩色画而不能走样,两人同时上板画色彩稿又不可能,很有难度。

大家一时都很为难。著名宣传画家哈琼文很有经验,也极其聪明。他提出了当时的最佳方案。他说:先把原画拍照制成版,放大在瑞典进口的水彩画纸上,手工打印成多张有各种层次的淡棕色的画稿,再分别由我与逸飞按原画轮廓上水粉颜色。画完后将这两张彩色稿送给中央,请中央去选择,决定发表哪张画稿。哈琼文再说:“不要画太大,对开足够,印刷时可略为放大些”。

傍晚时才定下了方案,我们必须连夜赶画稿。大家都集中在中华印刷厂,谁都无法回去睡觉。很快就请专业师傅手工制版打印了二十多张不同深浅的棕色画稿,挂在车间的墙上,由我们去选择定自己喜欢层次的棕色稿。再叫我俩到各自的房间去,画时互不相见,用水粉画上色。哈琼文认为这样分别画可以互不干扰,更好地表现主题和自己的想法。

哈琼文等人足足陪了我们一夜,一点也没有睡觉。 他不时在我和逸飞的房间里来回地走动,指导我们出版印刷上的要求。我们真不知饿, 不觉得困地画,一天一夜后,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四点,我们分别完成了上色稿,又请美术编辑陆全根手写了美术字红色标题:“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附在画后。即刻有车送画稿到市里,由飞机直送到北京。

陈逸飞画的上色稿很像油画, 色彩丰富。我的画比较忠于原画,只是把画幅拉长些,人物的头部放到了画面的中央。我对陈逸飞说:“你画得好,上头肯定是要选你的画了。”

谁知第二天,北京送回来两幅彩色原稿并传达江青指示说,决定发表我的这张上色稿。我很惊奇,不知他们用什么标准来选定画的。逸飞不满地轻轻地对我说:“这些人到底懂不懂画?!”哈琼文轻轻拍了拍陈逸飞的肩未语,表示安慰。

上头还传达中央指示,说为了宣传好金训华,画画的作者发表不用真名字。在我们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笔名。讨论过“纯逸”、“纯飞”,后来是上海徐景贤向姚文元去电话汇报时,说:“我看用‘逸中‘吧!”

于是就定下用“逸中”笔名。

《红旗》杂志12月刊封底上发表此画时,这是《红旗》建刊以来第一次发表的绘画作品,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说:“作者在三大革命斗争与火热的生活中,努力感受与锻炼,才画了出歌颂英雄的好作品。”号召全国艺术工作者学习。

全国的所有报刊、杂志都转载了此画。金训华宣传画迅速贴满了全国,前后出版了四千多万张。全国各市街口还画了大幅金训华的宣传画。当时,在江西插队的我的师弟陈丹青(从小与我同从师于章明炎老师)对我说:他在农村翻了好几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见山凹凹里的一户农家门上贴了金训华的画,就像门神似的。他想到大师兄我,也感到只有坚持画下去,才有出路。

金训华一画,被捧为《毛主席去安源》之后的样板画,被印成特种邮票和各种书的封面,也被做成各种瓷瓶, 屏风、 刺绣、木刻、玉雕等工艺品,还排了画中造型的朗诵剧。国外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画,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美术团体还寄来奖状。

陈逸飞与我都被“一夜成名”的浪潮包围了,前后参加了多次宣讲团,俩人共同做过几十次报告。反复讲述我们受感动和合作的故事。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这突然其来的巨大变化,只觉得战战兢兢。

陈逸飞的爸爸是厚道人,拉着我手郑重地对我们说:“够了,人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逸飞不久入了党,担任了油雕室负责人和文艺界领导。被评为标兵,常接待外宾。过了好多年后逸飞在香港对张正、梁家辉、刘德华等人说:“《金训华》一画对我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

过不久,我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但在讨论我“四届人大”代表时,很多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很有意见。我说过:“江青看过全国很多画,怎么像‘唐伯虎点秋香‘似的,居然点中了《金训华》这幅画。”我当时率直幼稚,大概也是从小听了太多苏州评弹,不知深浅。

我调北京一年中,跟了国画大师关山月、方增先、杨之光、周思聪、卢沉等人学画国画,也参加“批黑画展“工作。我把要处理掉的大画家被批判作品一张一张地送还到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人家中,还拜他们为师。后来给江青、王曼恬知道了,说我与“老朽混在一起“,就送我回上海。江青曾认为我名字的不好,要为我改名。我说我爸起我这名字意思是:”纯粹的中国人“。江青听了不语,过后说:”就这样吧,不改了。“

由此,逸飞与我更多地接近,常常在油雕室(现“新锦江“地址上)他的小阁楼里听古典音乐,天南地北地畅谈到深夜。他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精通古典曲目。他说只有哼得出旋律的人才算懂音乐。他给我解释什么是“赋格”,什么是“卡农”。

我们并没有认为《金训华》一画在艺术上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只是时代把画和我们推到了前沿。我们前后画过六张金训华画,(三张黑白水粉, 两张彩色水粉画, 一张油画) 也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我们从小下大了功夫学画画,觉得今日能受社会肯定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了。

不久, 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叫我们画一张大幅油画做博物馆收藏品。陈逸飞认为这是纠正以前画的不够好的机会来了,要“扳”回艺术上的“印象分“。他鼓励我说一定要画出真正的水平。我们从图书馆、美协借了不少俄国画家艾瓦尔索夫斯基的海浪画来做参考。并以我作姿势参考拍照(见本版左下图,后面是油画半成品)。 陈逸飞信心很足,这次要完成“为内行人都称赞”的作品。

在油雕室画的过程中,好多专家都有过很好的指导。画家俞云阶、王大进、张隆基、魏景山、邱瑞敏、夏葆元、秦大虎都提过不少好的意见。画好后,送北京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至今。但此画以后从来没有展出过和发表过。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先入为主”给人的印象与以前画的不同,虽后画的技巧上再好,中央都认为不如原画。

这阶段,逸飞有巨大的创作热情,希望画出大作品。要画”重大题材”。 在画油画“红旗”时他骑车到我家,借了许多打仗的电影连环画做参考,拉我去看打仗电影。他也是有几百本电影连环画的人。他喜欢看电影,他说在画《占领总统府》战斗场面时,自己的心中、口中都是“哒哒哒”的机枪声音。

逸飞是真正的艺术家,把形象思维的表达,根植于情感与灵感之中。我从大庆写生回来,带来很多钻井工人照片与速写。逸飞到我家看了,很有触动, 商议我们再用“逸中”的名字画张油画。以大庆工人打新井的题材,题目叫做《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构了图,上了画布,放了大样,画到一大半我就调到了北京。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合作完成。

70年后,我与逸飞在报社又相处了两年多,我们在画样板戏水粉画时他也参加了《红色娘子军》创作,还与我一起去了北京芭蕾舞团。后来,逸飞与王永强、夏葆元等画钢琴协奏曲的油画《黄河》时,我们还在《解放日报》309号三楼朝夕相处。中午,大家拉一长片卷筒报纸当作被子来睡午觉,晚上加班吃完夜宵后一起去再逛马路。天天说说笑笑,值得怀念。

逸飞说他“鸡毛掸子“的头发只有我才理得好。过几周,他就拿来剪子要我理发,扯一大片报纸当围单。我又成了夏葆元、王永强的理发师。逸飞后脑异常硕大,后发际很深连到脖子下,与常人不同。他去黄河写生回来,兴奋地给我们讲述见闻,讲陕西何家湾发现金器窖藏的事, 一谈就几个小时。他带回来的人像素描,让我与张安朴、石奇人、曹翰全等友翻拍做范本。他总把自己画画的心得讲给我们听:“画人像,要用眉眼的距离一段一段看”;“画半身像时,在画好面部后先画领子,再画外轮廓,才不易走样”;“画远天,远山,一定在钴兰里要加一点黑色”等。

好几次,逸飞拉我去他宛平路的家,翻出他从小的习作和许多从去井岗山写生的方型纸板风景油画,说 :“我从井岗山回来才懂得什么是油画。”

我从延安写生回来,画了不少素描。他就专程来我家来看画,说很好。他就把我几百张素描推荐给美协的吕蒙,帮助组织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我的素描画专场观摩。他还陪我一同去见孟光、周碧初、赖少奇等大画家。我在上海农展工作时,逸飞他常会骑着自行车长途到虹桥来,与我和汤沐黎一起画讲解员的肖像。虽事隔三十七年,逸飞和我相处的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永远难忘。

后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到上海嘉定上海科技大学教书,逸飞从美国来信要江南水乡和老树根的照片(他要画怀念故乡的画),我寄去了。

89年我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博士留学回来,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又推荐陈逸飞到复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陪他同见杨福家校长、院长姜义华等。 我还为逸飞组织过在复旦的讲座。他要去日本,我写介绍信给我导师平山郁夫。

我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十年,回沪时还见过他几次。去年惊闻逸飞噩耗,我不能回国, 只得请我妹妹参加追悼会致哀。逸飞于我亦师亦友。他的杰出才华与非凡能力,给我们留下巨大艺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