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

 

《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加拿大 思林来稿

 

几年前来美国定居。虽然时过境迁,但夜深人静时,种种往事仍不时在脑海中涌现,尤其是四十年前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亲身经历的一幕幕血泪凝成的片断、那一串串抹不掉的记忆:

文革使你触目惊心

66年夜,文革风暴陡起,各地的年轻学生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杀向社会,肆无忌惮。在我任教的大学里,八月初的一天,听说红卫兵晚上要把学校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拉到学校去开批斗会。我住的宿舍区就在学校对面,晚饭后,听到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嚷嚷着要去看“热闹”,我也不由自主地走进校门。

草地上已黑压压地坐了不少人,台上,灯光如画,两个满面漆黑的人跪在地上,两旁站着两个凶神般的红卫兵小将(当时的称号)。
我完全看不清那两个下跪的人是谁,旁边一个同事小声对我说:“那是我们的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丈夫、省里的一个厅长。红卫兵说他们是‘黑帮’,所以一瓶墨汁从头淋下,他们就成黑的了。”

那么,党委书记呢?

没有来?同事摇摇头,谁也不知道。

再看看台上,红卫兵正声色俱厉地列举一条条罪状,要两个走资派认罪。

副校长大概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总是承认自己有罪,他没有怎么挨打。厅长则力图反抗,於是吃了不少老拳,我记得他喊了两声:“我是人,不是鬼!”(那时,挨斗的通称牛鬼蛇神)。红卫兵就抓着他的双臂用力往后拉,同时把他的额头狠狠地向下按,表示低头认罪……

我看不下去了,回到宿舍,心里像压了一大块石头。那两个红卫兵就是我系的学生!

第二天到系里,才听说前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冲到党委书记家,她夫妻俩正在阳台上吃西瓜,小将们不由分说,拉起他们就朝学校的方向跑,边跑边喊“打倒×××!”

女书记本来有高血压、冠心病,拖到中途人就昏厥了,红卫兵只好把她送回家去,而她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至於她丈夫,那晚在斗争会上受到“喷气式”待遇(“喷气式”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就是把批斗对象的双臂强拉到身后,再把头按低低的,名曰“坐喷气式飞机”),结果双臂都脱了臼,人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送到医院,几天之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的知识分子有多少?

66年八月下旬,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北京受批斗,埃毒打,伤痕累累。

第二天早晨,他对小孙女讲了一句:“跟爷爷说再见”,然后走出家门,在一个僻静的湖边坐了一整天(一个工人的回忆),夜晚时分走进湖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原是颁给老舍的,但许久不见他去领奖,才打听到他已不在人世,一位日本作家后来成为文学奖的得主。

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付雷先生在屈辱与磨难中和夫人于68年在上海寓所双双悬梁自尽。除了三十馀部法国文学的译作外,还留下一本写给儿子付聪和付敏的一百多封家信《付雷家书》: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父爱、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付聪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当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像老舍、付雷这样屈死的文化精英究竟有多少,我不忍知道。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我那所大学里的几则事例:

教育系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的同学,据说他去北京常会受到毛的接待。文革期间,他的观点与某个造反派有差异,因此收到冲击。某日,老先生雇了一辆三轮车往城北的方向走,薄暮时分到了江边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付了车钱继续步行向前(附近有人看到),第二天,他的尸体漂在了水上。

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绝望中用绳子把夫妻两人的手腕绑在一起,走进一个风景区的湖水之中。岸上用石头压着一张遗书,说他们还有一千元存款,望好心人能照顾他们留下的一双儿女。

地理系的一位教师不堪羞辱,用菜刀先后砍死妻子和他本人。现场情景惨不忍睹。

音乐系的一位教师在关牛棚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在埋头写资料(我亲眼得见),外单位来外调、找他提供熟人情况的特别多(外调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必不可少的措施),他作为知情人,写的大概都是关於调查对象的材料。

文革后期,牛棚撤消,受管制的都回到自己家里,有相对的自由了。但不知何故,这位音乐教师有一天竟然吊死在自家的门上!难道他又受到更大的委屈?还是看不到前途有丝毫亮光?

文革使你哭笑不得

文革期间,有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社会上的情况我不了解,只知道在学校里,凡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家庭、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科长以上职务、家庭成员在台湾、或是从海外回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大都受到审查或被关进牛棚。海外关系在当时简直是洪水猛兽,六十年代末我也因此进了牛棚。

那时,上面一声令下,各大专院校都转移到农村校办农场去进行斗、批、改。我校的牛棚(对外称“监审组”)一共关了一百零八个“牛鬼蛇神”,跟梁山好汉的树木相等,由一名共产党员干部负责,几名红卫兵监管。

牛棚生活主要是劳动改造、写交代资料、早晚集合听训话、写思想汇报,问题严重的或认罪态度不好的有时会被拉到大会上去批斗。

既进了牛棚,当然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通信自由,与家人的来往信件必须由红卫兵拆阅。每天上午,红卫兵让我们拎着各自的热水瓶,由他带队到锅炉房去打开水,一路上,革命师生总是对我们侧目而视,把我们看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当年惯用的说法)。

打完开水再整队去到大田,按农场师傅的分派开始干活。每日三餐,则由红卫兵指派两名牛鬼到伙房去把饭菜抬到牛棚大家分食。

上面规定,每人的粮食供应是每天八两,对我来说是够了,可是对有些人呢?有一次在打开水途中,我听到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哎,看到泔水缸里的饭菜我都恨不得捞上来吃它成口!”

他饿呀!

每月一次吧,红卫兵会带我们列队到附近镇上的澡堂去洗澡。

起初,每个牛鬼的胸前必须缝上一小块白布,自己写上罪名,我在未进澡堂前看到过,什么“历史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地主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听说,老百姓看不下去了,说不能这样糟蹋人,才取消了这一规定。我进牛棚时已没有佩戴白布这一说,也算不幸中的一幸。

有一点让我们很不习惯:牛棚对面临时搭了一排露天厕所,审犯组规定,上厕所必须三人同行(大概怕我们逃跑或是二人合谋干什么坏事?)我住的小房间里有两张上下铺,三个人。

睡我下铺的老年人每天清晨四点就要大便,我们只好睡眼朦胧地陪他起床,站在露天里等他,回到床上又很难再入梦乡。真是若不堪言!

天渐渐冷了,老人也感到很不过意,於是鼓起勇气到红卫兵面前请求免去这条规定,蒙他们开恩,我们每天才可以多睡两个小时。

某晚,红卫兵召集训话时,手里拿着一张歌谱说:“今天要教你们一首歌,对你们交代问题、思想改造有利,你们要认真地学唱!”
我随即叫了音乐系的一个牛鬼到前面去教唱。去唱一遍谱子,再唱歌词。唱了两三遍以后,红卫兵忽然点我的名,要我唱一遍。在牛棚里,我是年纪最小的,让我出出洋相有何不可?我又怎敢抗旨?

那天,我总算争气,居然准确地唱了出来。红卫兵找不到责骂我的理由,只好宣布解散。

那首歌原来很简单易唱,歌词中的几句口号每次在批斗会上都会喊得震天价响,大字报和标语上比比皆是,人人耳熟能详。说来也怪,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记忆力日渐衰退,往往想不起熟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更是转身即忘,但这首牛鬼蛇神歌至今还记得很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红卫兵把牛棚中的人分成三组,指定了三个组长。有时,学习与相互批评就在小组内进行。如无特别事故,早会渐渐地也由组长轮流主持。

学唱的第二天,主持人是我组组长,美术系的一位画家教授。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强调学唱那首歌的重要性,接着叫了两个人的名字(中文系和教育系两位年国古稀的老教授,也是牛棚里年纪最大的)要他们唱上一遍。

这是恶作剧吧?但有红卫兵在旁监视,我们只能静静地等着好戏登场。我认不住偷看了一眼两位歌手,教育系的面有难色,但显然不敢推诿;中文系的却十分起劲地说了声“好”,於是两人开场。只听到教育系的老先生在低声咕哝,吐出了几个字却听不出调调;中文系的老先生一口江北腔,歌词全用扬州土话一个字、一个字蹦出,绝对像是念经。

那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最有趣的合唱!

我们一百多人肃立在下面,全都低着头,强忍着笑,偶尔有一、两个人甚至发出了笑声,不过还好,大家都还没有挨骂。

这时,眼前似乎有人影晃动,抬眼一看,原来一向满面严肃的红卫兵小将抿着嘴笑着跑了出去,再瞅一眼那位组长,他依然强作镇静,脸却涨得通红。我心里想:谁要你出这个歪点子捉弄老人家,自己也憋得难受吧?

事后我悄悄问他:“你干嘛这么调皮?”

对我这样说:“牛棚生活太枯燥了嘛!”

一笑而过。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说起早晨的合唱,三个人用被子蒙住头笑了个痛快。

若干年后,当年的难友碰在一起时总会议起那一幕情景,也总止不住会大笑起来。

其实,直到今天,我在美国写下这段往事时,对当年的情景也还是忍俊不禁。

笑过之后,留下的总是几分酸楚。那时节,我们就是被那几句口号捆绑了多少个日月!

所以,牛棚生活也会令人哭笑不得。

文革使我痛失亲人

国民党时代,我父亲在文教、新闻、政界做过些工作,57年大陆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了五年多。

等到他可以回家时,他的听力已经失聪了,对劳改营的生活只字不提。他每天早餐除了主动地把门外的弄堂打扫干净外,终日闭门不出。每天,他都是在家里听听广播、养养鸡、照顾孙儿消磨时间。

文革开始,他这样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首先受到冲击,斗争会、游街示众都有他的份,红卫兵也到家里去批斗过他,罚跪、打耳光,不一而足。

有一次,居民委员会勒令他参加一个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另一个反革命分子,他是陪斗,在台上低头站着就是。

在回家的路上,他问母亲会上人们是怎么控诉他的(因他耳聋,听不见什么)母亲告诉他:“你只是陪斗,会上没有人提到你”。
他沉默片刻,说了句:“下回该轮到我了”。

第二天,父亲失踪,居委会、派出所派人四处寻找,怀疑他畏罪潜逃。几天后,邻人到我们院中去打井水,才发现他的尸体漂在水上。
母亲回忆,当天批斗会结束走过那口井时,父亲曾停下脚步朝井口看了一眼,也许那时他已下决心要走上绝路?

事后,母亲发现了父亲写给她的遗言,有两句话是:与其受折磨而死,不如自行解决。

遗书随即被派出所取走。

当时我被关在学校,没有行动自由,无法去看父亲最后一眼。那年,他才63岁。

后来,派出所对我妹妹说,本来打算在66年八月份为父亲摘掉反革命帽子,因为文革而暂停了。他说,父亲的问题在于他从不揭发别人,如果他早早主动立功赎罪,揭发别人的罪行,早就给他摘帽了。

他还说,原准备宣布父亲为“三好四类分子”。

听到这个说法我感到怪怪的,既是阶级敌人,那就十恶不赦,怎么可能“三好”?

49年,共军围城时,我弟弟在读高中,校长、老师都跑了,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全部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进入大西北。他热血沸腾不怕艰险,几次立功。五十年代,由于父亲的问题他从部队复员回家,在此之后他苦苦复习功课考取一所名校,大学四年他才能出众,一直是班干部。

毕业前,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结果被分配在西北一个小城里担任高中教师,教学工作中表现出色,引起别人嫉妒。
文革开始,作为四类分子子女,再加上别人的诬告(捏造他偷听敌台广播),就被单独监禁起来。他矢口否认自己有罪,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

当时他已成家,孩子才一岁多。

有一天,弟媳接到通知,说他已悬梁自尽。她冲到学校要看尸体上有无伤痕,不准。

验尸的医生说,监禁室内只有稻草,没有桌椅,他想要上吊?那时候他的膝盖骨已碎,整个人根本无法站立,又怎样上吊?

这位肯说真话的医师第二天就被调走。

弟媳不服,因为弟弟在死前几天,还要她代他买了一个月的饭票,说明他并没有打算告别人世。

以后数年,她多次上访,写了多少页的申诉,要求澄清真相,甚至做到“拦轿喊冤”(拦住市领导的轿车申冤告状),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直至今日,我们仍不明白弟弟是怎样死的。

死时,他才三十几岁。

在文革的浩劫中,像这样破碎的家庭何止千百?留下的心灵创伤能愈合吗?

今天在大陆,如果你对四十岁以下的人说起文革往事,他们会睁大眼睛看着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海外的华人同胞更会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天方夜谭吧?

可是,朋友,文化大革命不是天方夜谭,如果是,那其实才真的是一部真真实实的、泯灭人性的、血泪凝成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