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如今人生仍然感慨良多


黄帅

 

曾经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们留学的日子》让母亲的眼泪一串一串地流。母亲一定是把镜头里海外学子的悲壮全部幻化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的确在东瀛路上留下过一笔生命线段,这生命线段中同样藏满了故事……十年前,我怎么会去了日本?想起来,至今恍然如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我决定西行,加入时代的留学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我的遥遥东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

在这几个“不曾”的范畴里,我未与很多同胞共难。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初到日本的一个晚上,我在卫生间读了好久的书,反正也没人等着上厕所。不料,当我走出厕所,家里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里的旧洗衣机转着转着出了毛病,酿成水灾。我明明知道于事无补,还是慌忙给朋友拨通了电话。“打电话也不看看时间。哭什么呀?只能怪你不好。”被电话铃从梦中惊醒的朋友生气了。

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水漏到楼下了!”砸门声震天动地。十万火急之下我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是我箱子里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铺”。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身子,我的“被子”就会碎。

虽然被褥晒了好多天也不干,但我的眼泪却干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逢人便说早上好!

下午,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我关怀备至。我宿舍里的全部用品几乎都是大家捐献的,当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旧洗衣机。几个小伙子还羞答答地凑过来跟我说英语,争着为我讲解业务。我紧张而快活,一点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长,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开始和我过不去。

我有一件从北京带来的蜡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闺秀”,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可是老姑娘却说在日本它只适合当围裙。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青岛女士送给我一块装饰手表。我觉得戴上它才不辜负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专门选了一件与手表同色的浅蓝色上装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说:“这表是儿童手表,你戴它不难为情吗?”

后来,她又问过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中国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吗?”“你们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还是上山挑?”等等。她还当着我的面邀请公司所有的人去听她姐姐的钢琴演奏会,惟独不叫我。好像我只是公司的一台计算机、一把椅子一样。

我的自尊心屡屡受伤,晚上回家一出地铁眼泪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也遭同样冷遇,你该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无数次与她对话。

就在发冬季奖金之前,我辞职了,毅然决然,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是难民!”当时,我还年轻,自尊心完全没有弹性。

我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

我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带着这个好消息,还带着一大堆百日元小礼品我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了,妈妈的头发花白了,从首都机场到家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了出租车的后座,六只手始终没有分开。

一进家门,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饱墨楷书“帅府”,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一瓶红葡萄酒把大家的笑颜从里向外染红。

“嘘,小点声!都深更半夜了。”妈妈总是最周到的。

“隔壁老刘好吗?”我这才想起了久别的邻居。

“小帅,爸爸正想和你谈谈。你走以后,这栋楼的人口发生了变化。先是二楼的老马病逝了,去年楼上的大俞去了,前不久隔壁的老刘也走了。大家的年龄都比我小,国务院都开始重视中科院的‘英年早逝’。今后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你是姐姐,不要慌张,你要和妹妹一起照顾好妈妈,千万不能让妈妈孤独。爸爸常年来的疲劳也是积重难返,不过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判断,爸爸的话没有带着任何酒性。

家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能发生,上帝保佑!自十六岁起的邻里:马叔叔、俞叔叔、刘叔叔怎么可能这样快地一个接一个地都走了呢?

那年,妈妈重病缠身,爸爸隔离审查,我和妹妹泡在眼泪里生活。一听到我和妹妹搬煤气罐的声音,楼道里就会有许多房门打开,叔叔们都抢着为我们姐妹俩搬煤气罐,晚上阿姨们还送来热乎乎的饺子。

在我年少的心中,你们是我的人间真善美的老师啊。因为有你们,困境中的我才依然感到生活是美丽的,周围世界是美丽的。你们为什么一去不归了呢?我的书包里还有为你们准备的日本小礼物呢。

父母一下子老了。我还没有为你们好好做过一次饭就走得这样远。爸爸没有牙,明天我去买豆腐。想想今晚这桌饭,没有一道菜是爸爸可以吃的,所有菜都是为我洗尘的……上床后,我蒙被抽泣了。

一九九三年初春,我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我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疼得想打滚。医生给了我解疼的膏药,每片膏药都是大大的,富有弹性。回家后对着大镜子,我试贴了好几次,均告失败,因为我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无奈,我把膏药拍在门上,然后用背去蹭门,依然屡屡失败。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并轨,把我击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绝,思乡的殷切,“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况味,这一夜我是尝尽了。

我爬了起来,站了起来,坚强了起来。疼痛是一种滋味,孤独也是一种滋味。痛苦与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两道大餐,我品尝了太多,我的整个人生有了味道。

我咬住了牙,我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会场中竟然没有人发现我有何异样。答辩完后,导师拍我的背,同学搂我的脖,他们每对我亲昵一下我就要叫一声“哎哟,我疼!”

我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了。

我是惧怕孤独的

我是惧怕孤独的。为了消解孤独,哪怕是一杯水我也是坐在麦当劳喝而非在家独饮。看到一家家围坐一团,孩子们嬉笑打闹,我就像得到了一片热腾腾的空气。

为了多找一点热腾腾的空气给自己,我有时参加一些中国人的聚会。我总是带回同胞的一捧热情、一股温馨,并将它在心中存放足够长的日子。但是十年以来也有过一次小小的例外,我的心似乎被推向了更深刻的孤独。

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有一位做保险业的中国女士瞪大眼睛问我:“怎么,你还活着?”脸上露出的惊异像碰到了鬼。

我思量片刻依然不知如何回答这种特殊的问候,只好冲她苦苦地笑。她接受了我的态度,与我攀谈起来。“我是西安人。那年因为你来西安,西安发生了交通瘫痪。”

“我还没有去过西安。”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我曾经送给一个美国朋友一个兵马俑小石像。他曾问我:“你送给我的娃娃为什么这么旧?”

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在西安兵马俑阵前为他解释,那该多好。历史就像是一个已经碎了的玻璃柜,无论时光飘逝了多久,里面的东西仍然依稀可见,淡化不了,模糊不掉。即使你闭上了眼睛,它还是停留在你的视觉里,感觉在你的全身,让你大脑中的每根神经挂满铅锤。

我究竟是谁?我经常从自己每天的生活中感觉到自身的极其平凡;从对自己遥远过去的不断追忆中,我又悟出自己经历的极不寻常。命运是难以诠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现在写的是“东瀛路”而不是“德国行”一样。我已不想去解析自己解析不了的命运。我能做的只是向前走。体力好就跑两步,心力不足时便歇歇脚。我相信自己的脚印是伸向前方的,无论是印在故乡,还是印在他乡;我相信我人生的车轮是驶向光明的,无论它的前方是一片阔地还是满山荆棘。

谁不渴望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周围是片理解的海洋?谁不认为一个充满理解的世界和没有理解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两种人生?

有人说理解不能当饭吃,可我曾觉得理解就是我的粮食,因为没有它我便感到饥饿;理解就是我的甘露,因为没有它我便觉得干渴。

每当获得它时,我不知要把它拿到心里咀嚼多少次品味多少回。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说他不太赞成大家都说的“理解万岁”。父亲说:经历不同,心路不同,理解很难相同。对理解可以追求,可以期盼,但不能到了依赖的程度。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也不能误了走路,要想让别人理解你就必须一直朝前走。

理解会在前方迎接你,而不会在身后等你回头。

父亲是最理解我的,最理解我对理解的渴望、对理解的期盼。来自父亲的理解和安慰从来不是软绵绵的,而是可以使我受益一生的关于自强的道理。当我把父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当我努力斩断对理解的执著追求,却发现周围很多人眼里盛满了理解的温热。

如今的我再也不会喊“理解万岁”,对理解的要求也不再绝对。我现在想努力做的是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当年被无情翻弄了的历史,理解别人的“不理解”。我仿佛完成了一次心量的扩展、心灵的成长。

走的速度

来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语学校学日语,下午在涩谷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都说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玩乐的圣地,还是新潮、时尚的发源地,比如,让现代中学生倾倒的又松又长的白袜就是从这里出笼而风靡了全日本的。你身边只要有一群女中学生走过,就会有低低的一片白跃动着,耀眼着。你说怪不怪,那长长的白袜总像要掉,却总也不掉。在涩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点怪。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不过来是几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喝杯茶吧。”“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两大跳,三大跳……,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镜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镜,淡淡的口红,没有任何涂抹的面庞,雪白的衬衫,几乎盖住脚面的长裙,方方正正的茶色书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遍一遍地检点着自己,没有发现一处不得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丝轻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后,我的遭遇依然如故,总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饮,“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饭。”我开始说谎。

谎言有时也帮不了太大忙。“那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对方会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弃了谎言,放弃了温和的解释,我放开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车站。看见“可疑分子”时索性跑起来。在喧闹的涩谷我一闪便没了踪影。

回到家,我总是紧紧张张地锁好门,挂上厚厚的窗帘,再过上好一阵,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在涩谷再也没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声,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脚步是北京的节奏,优哉游哉。我起步和落脚的时候,也许都是有短促的停顿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会被扯乱。

我吃惊地发现在涩谷,凡正经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经的男男女女才把脚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拦什么人。我差点被他们拉入伙,好险!很快,我学会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办事,我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我的思考却不再跟得上我的脚步,我的灵感也不再融得进我的工作,我快得一点也不自然。

苦味西瓜

那年,我丈夫终于就职了。

经过了一套中档西服的精心包装,经过了履历书对自身特长的重笔勾勒,经过了考驾驶执照等附加技能的火急到位,在到处碰壁,四面楚歌之末,他总算与一“法人”结缘,那是一家韩国企业的日本分公司。本已身在他乡,又入第三国职场,一纸“采用通知书”使他精神高亢,比起他来,我没有过就职的兴奋,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老师及友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就职,顺利地退职,顺利地再就职。我的苦恼不在求职上。

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镶嵌在我的肺腑里,他开始抓住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我的全部。一切都无法像从前那样再向学习或工作倾斜。我盼早日“失业”,盼早日“滞在家中”。

可惜,我有业不得失,有家无法滞在。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签证还是依附于我的“家族滞在”。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成为堂堂的“社会人”。踏上日本岛八年以来,我也算第一次有望从跑上下来歇歇脚。我将有幸成为守在摇篮旁的母亲。

他“入社”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魂不守舍,思绪已远远地偏离了眼前的计算机,也没有落在正在腹中拳打脚踢、做着健美操的宝宝身上,我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今晚该如何为他摆庆功宴。

下班后,即去采购,提着装得满满的六个大塑料袋,我腆着大肚子,走出菜店,一步一摇,两步一歇地摇到了家,手心勒出了两道紫红。忙完一阵之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准备出来了,我放起轻柔的舞曲,拿出香醇的美酒,等待着与他干杯。

刚刚坐下,门铃便响了,“又忘带钥匙了”,我一边在心中甜甜地责怪,一边用手托着肚子,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急急地迈着碎步去开门。

三个人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吃了一惊。“公司很近,我把部长和同期入社的同事叫来了。”只见丈夫笑容可掬。虽说有些突然,反正家里已备了酒菜,来得也算正是时候。

大家席地围坐在低矮的日式餐桌前,我一边向部长表示感谢,并请新同事多多关照,一边为每个人倒酒。

大家一本正经地向我做自我介绍,原来包括丈夫在内的三个人分别为三个国籍:日本、韩国、中国。几杯酒落肚后,日本籍的部长开始慷慨陈词,那架势像是在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他从日本讲到韩国,从韩国讲到中国,又从中国讲到亚洲,从亚洲讲到世界。

两个“新人”加上我洗耳恭听,目光发热。当听到“亚洲是一家,四海皆兄弟”,“技术与友谊没有国界”时,那位韩国人突然说:“我喜欢部长,喜欢这公司,我总算找到了好日本人。”然后搂住部长的脖子哭了起来。

我温了一块毛巾递给他,他抬起头,微醺的目光中充满善意:“我和你丈夫一个姓,在公司我会关照小弟,你尽管安心生孩子、带孩子。”他还说我与他夫人酷似,说话像,神情像,动作也像。他还让我一定去他家玩。

十点半,大家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久久的感动。

我知道了这位韩国人的身世。他是在日韩国人,今年四十五岁,大儿子十六岁,寄养在韩国的哥哥家,如今称他“叔叔”,呼其兄“爸爸”。他经营过两家公司,生意兴隆。

几年前,毁于泡沫经济,他破产了。从此,他一改人生态度,决心从事业家变为生活家。

于是,又生一子,渴望找回那份逝去的天伦之乐。不想,此儿自出世以后便病魔缠身,那小小躯体里一直插着横七竖八的管子,迄今为止,他尚未回过家……

第二天,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位多难的韩国大哥的事,特别是他那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的孩子,我不懂不幸的运行规律,只希望它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灾难必定降临的话,它应该落在父亲的身上,或者落在母亲的身上,父母各分一半也可以。

惟一不该的是落在天使般的孩子身上。迎接“人之初”的应该是金灿灿的世界,应该是暖融融的人间。

晚上,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意外地又看到一桌宴席。定睛一看,才发现尽是土豆片、鱼干、花生米等现成食品。只见丈夫与韩国大哥相对而坐,正在举杯。

见我回来,丈夫说:“大哥送孩子的衣服来了。”我这才看见屋角放着一个大纸口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一摞干干净净的童装。“这么多,这么新的衣服怎么可以都给我?你的孩子一定还能穿。”我忙说。

“这是我老婆让我带来的。她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可惜,孩子一天到晚躺在病房里,用不上。”韩国大哥的语气诚恳极了。

“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是否该问,却还是脱口而出。韩国大哥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中的男孩大约四岁,皮肤白净得像个女孩。他的右鼻孔里插着一根透明的塑料管,从表情中看,他对此异物已很习惯,面容十分安详。

“我一定去医院看他。”我将照片还给韩国大哥。只见韩国大哥把脸贴在照片上,伏案呜咽起来:“他可以不会走路,可以不会说话,可他不该不会笑,人生至少应该有微笑。”

“他会笑的!他一定会笑的!”本想安慰韩国大哥,可自己的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你赶紧吃饭,吃完了炒几个菜给大嫂捎去,大嫂还在医院陪床呢。”

还是丈夫的话止住了我的泪。我囫囵吞枣地吃了几口便系上围裙下了厨房。两大饭盒的热菜热饭准备好了,我把饭盒装入一个塑料袋,交给了韩国大哥。

道别时,韩国大哥对我说:“我老婆急着见你,过两天我就带她来。”

“不,不,应该是我去看她,让她先忙孩子。”我真的想尽快去看看他们母子。

直到深夜我们俩还在聊韩国大哥。丈夫告诉我韩国大哥现在已是负债累累,分文皆无。白天他们一起外出联系业务时,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还有几周才发工资呢,先让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吧,大嫂的饭我也做。”我建议。“我叫他来。”丈夫与我一拍即合。

次日下班后,我又买了不少菜,准备做四个人的饭。赶到家,韩国大哥果然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我放下书包就准备下厨房。“不,我还有事,马上就走。今天我是来送西瓜的。”我这才看见电冰箱旁边放着一个有篮球那么大的西瓜。“冬天在日本买这么大的西瓜要贵死人呦。再说,他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我思忖着。“我不要!”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这么重的西瓜,我已经拎来了,难道你还让我拎走吗?”韩国大哥显然有些不悦
“这样吧。我留一半,你带走一半给夫人和孩子。”我只好走“中庸之道”了。

“这西瓜是为你买的。你马上就要生娃娃了,别跟我推来让去的。”韩国大哥的语气里有点火。

“好吧。这西瓜我留下,但你明天一定来吃晚饭。”我奈何他不得。

“好!”韩国大哥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我第二天下班回家后没有看到韩国大哥,只有丈夫一个人在抽闷烟。

“韩国大哥呢?”

“他不来了。”

“今天忙,明天来也行。”

“明天也不来了。”

“明天有事?下周来也行。”

“下周也不来了。”

我这才发现丈夫有点不对劲。“出什么事了?”

“部长的钱包丢了。”

“在哪里丢的?”

“车里。”

“车里有谁?”

“有我和韩国大哥。”

“部长怀疑你了?”

“部长说他看见了韩国大哥裤兜里露出的一个钱包边,那正是部长的。”

“是韩国大哥?”

丈夫不再言语,直到烟快烧到了手指,他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都是为了给你买西瓜,韩国大哥被公司开除了。”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厨房,缓缓打开电冰箱。一分为二的西瓜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