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告诉你她是怎样考上人艺的
 

宋丹丹

 

2005年8月25日是我和先生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了近100位朋友,在屋后的草坪上“派对”狂欢。烤肉飘香,我们搭起一个舞台,支起10顶大篷,请来了歌手和乐队捧场。我亲自担当主持人,因为我需要圆一个梦。

“各位好朋友,从我做演员那一天起,我就梦想得到奥斯卡奖,25年来我这脑子里一直在组织那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眼瞅着年纪大了,这奥斯卡得不上了,我这感言憋得挺难受。今天我就自个儿弄一个典礼,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她叫张旗。”

说感谢谁谁谁是标准的奥斯卡“范儿”。那天我请来很多童年时的朋友,我向张旗伸出了右手。她站起来,大家为她鼓掌,然后听我继续说。

“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这地方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如果她不来,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么此刻到场的大多数朋友,我都没有机会认识。”

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招生通知上说招20个学员,我心里想象,应该是20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了那儿才知道,男女比例为3:1,也就是20个人中,只招5个女孩子。报名费两块五,我只有5毛,另外两块钱是张旗帮我垫上的。

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

“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

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

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

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

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

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

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

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会哭就没问题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

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姓张的叫“张犯”,姓李的叫“李犯”,偏有一次碰上一个姓宋的。“现在把宋犯拉出来枪决。”

公审员话音一落,“刷”,同学们全都把头转向我,我简直羞愤难当。

还有我妈,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见大海,她说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于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种动物也叫海星,写下来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样。小孩子之间开玩笑总是很残酷的。我有个同学就曾经拿着本画儿书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海星说:“宋丹丹快看!这就是你妈!”

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处处都很倒霉,连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话。
这都是旁的话。

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

“喂?请问宋汎在吗?”

“噗哧”一声,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该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

“你打错了。”语气缓慢沉着。

我又重拨一遍,再问:“喂?请问宋汎在吗?”

“你打错了。”还是蓝天野老师的声音。

我有点儿慌神,但只有继续划圈儿,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喂?请问宋汎在吗?”

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

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么自然地进入了“规定情境”。

“哇……我妈病了,住院了,你快来吧!破伤风!”考试那几天,我妈刚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让我由着性子发挥,渐入佳境。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要和“爸爸”挂电话的时候,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爸,你快……快来吧,来的时候给我带……带两瓶酸奶!”

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

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

从那天起,我郑重其事地开始减肥。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半年以后我再回家,已经成了个标准的瘦子。院儿里的小孩儿见了我无比惊讶:“丹丹,真是你吗?你这脸,打老远一看就剩个大鼻子了!”

那时候我们还在剧院洗澡,我总是希望碰上李婉芬老师,希望她重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我一番。

我也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特别是演“老太太”的天分。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我就去帮人家演,班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排演的小品也多是我自己编的。

在人艺,我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演出过,包括《茶馆》、《红白喜事》。他们在做人的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影响。

于是之老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好”,并不因为它“像”,画竹子很容易,寥寥几笔,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画如其人。

看于是之老师表演,我渐渐悟到,戏演得好,倚仗的是“术”和“道”。“术”是技术,唱歌、跳舞、节奏感、幽默感;“道”则是认知,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和事物的认知。于是之老师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教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这个人物有文学性,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结果一定是另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在我自己虚设的“奥斯卡”仪式中,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

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利滚利情生情,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从人艺毕业以后,有一天,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她让我去剧组试镜。

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有人领我见了导演。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头一点:“行,就是你吧,你演宋晓丽。”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也不知道我所“试”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
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无异于“飞黄腾达”的开端。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但凡有一个人演,就准有一百个人看。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马上就签合同!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

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哎,你怎么还没去啊?什么时候拍?”

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下礼拜!”

过了好几个“下礼拜”以后,剧组那边杳无音信,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天啊,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我马上去找梁月军,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我风风火火就去了,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我胆子很大。我开始悲愤地控诉:“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但必须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所有人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你们不能对一个年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

一边说,我一边哭起来。这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滋溜儿”一下站起来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宋丹丹,你别哭了!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180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

然后,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她说宋丹丹找来了,她在隔壁哭。导演正在闹胃病,他的胃经常出问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捂着肚子慢悠悠地说:“那,咱们就用她吧。”

命运向左还是向右,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那天我签下合同,并且拿到了剧本。

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动辄大哭大闹,作风不端正,生活不检点,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命中注定女流氓。对此我感到不解。我正在热爱文学,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

于是我擅自做主,加了两场戏。不谦虚地讲,今天的我都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

其中一场戏,是宿舍里的女孩子夜里不睡觉,打着手电相互算命。一个同学说宋晓丽的命特别好,宋晓丽一撇嘴:“得了吧,净骗人,我还命好呢,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刚懂事我妈就进大狱了,谁有吃的我跟谁走……”

然后有一个同学问她:“晓丽,你想你妈吗?”

“我才不想呢,我一个人更好。”说话的时候宋晓丽笑着,眼泪就在她的眼中打转。

这场戏不长,但它使人们突然间忘却了宋晓丽的累累劣迹,只记得她的可怜。正如我的希望,我希望我演的是一个“坏”却富于悲剧色彩的角色。这是文学教予我的审美。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

“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一条无声的小河。妈妈你看见吗,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我的心是一只小鸟,一只无巢的小鸟,妈妈你听见吗,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

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

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

《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