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漫长而难忘的石拗干校生涯
 

                                                                                                                               加州     萧振

风雨石坳,九死一生

雷雨交加!几天的倾盆大雨,让不少地方成了一片泽国,分不清原来的河、沟、田地、鱼塘和小路。

我们石坳防治站在地势高的山坳,水淹不到。

“萧,你去周村通知输血员来!” 防治站的头叫我。我知道刚刚送来一个急诊病人要输血。但附近没有这血型的血,只有周村的输血员是这血型。电话打不通,只有派人去找他了。

这是一九七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期间。

石坳到周村平常也要走三、四十分钟。这天气带雨伞什么的也没用,我穿着背心、短裤就冲进雨中。

我先从河堤上走,雨幕中,一边是汹涌的混黄的河水,一边是水泽茫茫,偶见露出水面的树梢和远远在高处的村落。继而下河堤,淌水而行。有时水深到膝,有时水深到胸以至没顶。深浅莫测。只有望着远远高处的村庄摸索而去。遇到水深的地方,干脆就游泳。

几次,发现身边不远的水面上,杯口粗的蛇歪歪扭扭地与我同游。大概我惊动了它。一样在水上,它在逃命,我在玩命。突然,发现前面水流湍湍,好像在旋转。意识到是可怕的旋涡,地下可能有涵洞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被一种力量拉着走。生死一线间,求生的欲望让我拼出了吃奶的力气,总算逃出死亡陷阱。不一会又感到胸腹部皮肤刀割一般疼,情知不妙,游到荆棘丛里了。完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定定神,放松些,忍痛左扭右扭,终於摆脱了。

到了村子,我才看到我自己背心撕烂了、胸腹满布着纵横交错的血道道。我没管它,径直找到输血员就马上往回赶。我心里以为要重游那艰苦的历程。

谁知道,对方竟然引我走了一条当地村民才知道的路。在一片汪洋中,凭着水面上依稀可辩的标志,从容不迫地踏着水下之路,淌着齐膝的水走!早知有此水下之路,何必我当初?!至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太危险了,不敢说九死一生,总有七死三生。

使命完成,我一字不提,只凭那血道道勉强得了几句表扬。会上一个领导没哼声,另一个领导说应该表扬。故此冠以“勉强”。我也不太计较。心想,从大处说,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小处说,做了件好事,心安理得。

做药情缘

石坳是一个医学院校的教学点,有门诊、病房、药厂和教学地方。一是搞教育革命,二是把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农村。 石坳三面环山,她就象马蹄铁中间的地方。冬天,夜半风声简直就是鬼哭狼嚎,阴森刺耳。翌晨,门前都是一夜北风刮来的大堆残枝败叶。

从路口进去,沿着山边依次是防治站、饭堂、药厂、办公楼和宿舍。山坳的中央是口水井。

井的周围是菜地,有个鱼塘。再往外走,就到公路,跨过公路,是一片泥沙地,当地人种甘蔗、种花生、木薯什么的,再过去是条大沙河,沙河底都是金黄的沙子,水清冽,深及腰,浅至脚踝。 基本上石坳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穷山僻壤。

每天早上,“咣,咣,咣”清脆的敲铁声打破了山坳早晨的宁静。这声响在石坳的人听来,就是起床号。尽管它只是块烂铁,吊在树上,敲它的人是绰号叫“鸡佬李”的老教授。在梦乡的或者已经睡醒的人,全自自觉觉地就起了床。石坳的一天又开始了。

洗漱完毕后,男女老少列队做早操,然后全体拿上水桶到菜地浇菜,再到饭堂的黑板上找到自己的竹牌交给饭堂职工,领一个馒头或者一碗面做早饭。那时候伙食费一律人民币12元。正餐是瓜菜挂帅,点缀上三、四片薄薄的肥多瘦少的猪肉片。因此没有人要节食、要减肥。

七点半上班。

那时候我先在药厂工作。药厂有篮球场大,堆满中药,旁边有两间相通的小房做针剂室。药厂有老教授、有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老中青三结合。

我刚上班,药厂要试制葡萄糖注射液。我自告奋勇去搭建兔房。之前,我在五七干校基建排搭过茅屋。我还是干校的打扮,上身赤膊,下身穿短裤,和一个女讲师搭了三、四天。兔房搭得还挺漂亮。一片赞扬。

问题是在会上我说,我把石坳当作第二个干校,继续改造世界观。满以为活漂亮、话也漂亮。要命的是我忘记这里有些人不用去干校。自然叫人倒胃了,这种话语自然汇报上去就成为错误思想必须接受批评了。

虽然我得到的批判和人家牛鬼蛇神大会批、小会斗比,这太微不足道,只是教训深刻,故至今不忘。
接着,全厂人员攻克制葡萄糖注射液的一道道工序,一个个难关,最后是用兔子做热原试验。经常做这最后一关的是老教授和我,他做事很认真,关键的地方,如看体温计,他都架上老花镜亲自看、亲自记录。很严谨的科学态度、很认真的科学精神。

当年这些老教授却无一例外是“草包”,更别提“右派分子”的帽子了。可是这些老教授绝大部分在他们的专业里,都是有建树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草包”。倒是现在很多人太自信,有名无实。

老教授和家父同乡是世交,他很关照我,几次请我吃罐装的炸花生仁,那年月是稀罕东西。

有一次他买了一只活鸡,拿到我宿舍让我做白切鸡,我三下五除二用一小时搞定,他装了几块就走了,他大概怕接触我太多影响我。现在想起来很有些遗憾,他不时关照我,我却没怎么关照他,除了没和他划清界限、没落井下石。后来老教授解放,官至医学院院长,我驱车到他家,踏上吱吱响的木楼梯,他已笑容可掬的迎出来,一听到我说想帮一个人调到他学院,一口答应,而且事情很快就落实了。

老教授早几年仙逝了,走好啊,老教授!

在药厂,我们还生产“地胆头针剂”、“板蓝根片”等。有一个月,我还调去专门画教学挂图,同事戏称我是“石坳教材厂”。每天到点上班,我把床铺堆到一边,把画纸铺在床板上画。很自觉,没偷懒,内容简单的一天画一幅,复杂些则二、三天画一幅,总共画了有二十多幅。药厂的一个小领导私访过我二、三次,关心工作也好检查工作也好,她都挑不出毛病。我的挂图不是吹的,画美字好,上下钉上木条,活脱脱的专业制造,为当年的教学立过汗马功劳。

自得其乐

夏天的黄昏,防治站的大部分男女老少都提著水桶到大沙河洗澡,洗衣服。晚霞烧得通红通红,一江碧水在晚霞中像一大匹橙红色的丝绸飘舞。

细细的沙子触着你的肌肤,软软的流水滑过你的身体,多么舒畅、惬意。戏水的,洗衣服的放下了一天的辛劳,冲刷掉满身的汗渍,让身心得到些放松。身心放松的时刻,却也往往忘记了自己在水里的衣服漂走了,回过神,或等旁边的人看见,又是一番手忙脚乱,嘻哈大笑,水花四溅。

我是一年到头都在大沙河洗澡,北风凛冽也去。除了发大水,满河黄水滚滚而来的时候,我没去。

冬天黑得早,河滩上杳无一人,月光下脱得赤条条,先用手擦擦胸膛、手脚,再用掌心拨点水到身上适应适应,跟着整个人浸入水中,吭吭哧哧,快手块脚地搓遍全身,到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嘿!那才叫舒服。一个是干净织物摩擦肌肤的舒服,一个是暖洋洋的舒服。自然而然,歌声冲口而出,对着明月,对着银色的河水,歌声时而雄壮,热血沸腾,时而平和,抒情浪漫。这是肉体和心灵在唱,肉体唱的是松解,心灵唱的是解脱和憧憬,意兴阑珊,又重回现实。到今天我没弄明白,我在那唱了三年,居然没人问谁在唱?

石坳的年月,晚上还经常开会,搞运动。知道不用开会的那天,黄昏时分,朋友四处侦察百鸟归巢的地方。

天擦黑,我一手提着汽枪,朋友拿着自己改装的两个电筒连成一个的放四个大电池的电筒,去到侦察好的地方,有树林,有屋檐。电筒一打亮白灿灿的,只要照到灰白灰白的园东西,八、九不离十,就是鸟儿的胸膛。“啪”的一声,听得出中弹的声响明显和没中弹的声响不一样。有时当地的小孩来看热闹,“哗,杨子荣一样!”他们说,因为他们看到弹无虚发的时候。老实说也几乎百发百中。

我朋友的枪法后来也练得很厉害,他还打过半斤多重的毛鸡,当时我休假回家,他做腊毛鸡等我回来。打鸟回来的第二天,大摆雀宴,清炖、油炸……众好友大啖一场,借用座山雕的“百鸡宴”名字,大家称“百雀宴”。我还做了很多腊雀干,托人带给妈妈煮粥。到了美国,打鸟的冲动淡了,还常常用五谷、米饭、面包喂鸟,结结善缘。

近山地缘故,野鼠进屋的事也常发生。有几个晚上,半夜给抽屉里的瑟瑟声吵醒。天亮发现自己放在抽屉里的中成药给老鼠吃了。我曾经用鼠夹放上自己口里省下的猪肉作诱饵,但是对方没上当。鼠辈依然进抽屉偷吃中成药。

第二次,我放花生作诱饵,它们也不上当。

最后我投其所好,干脆用纸包上几颗中成药叉在鼠夹。没想到,它们还真吃了,当然最终陈尸鼠夹。冥冥中万物有灵,它恐怕也遇到什么不舒服了要吃药,我真该把药放到屋外让它服用。

还有一次,那时候我和另一个同事住一间分前后房的屋子。此屋曾死过人,我俩喜欢这房,故打扫干净洒过几遍消毒水,照住不误,我住前房,同事住后房,也没事。后来,同住的的同事经常下乡,实际上关起门来就我一个人。有几个晚上,我听到后房总有声响,时值秋冬,我弄些腊肉吊在竹竿上,心想是老鼠要吃腊肉,情知它没这本事去偷,我蒙头大睡。翌日看看腊肉完好无缺。

可是此鼠辈贼心不死,还天天晚上来,鼠(虎) 视耽眈。心烦气燥下,一晚我听到声响,蹑手蹑脚穿衣起床,拿起汽枪,打亮电筒, “嗖”的一下,一个影子从竹竿上跳下,又窜上窗子,我赶紧用白花花的电光罩住它,它头上尾下四脚紧紧抓住一支窗栏,全身披满金黄色的毛,歪着鼠头,鼠眼看着光,蓝萤萤的,说时迟那时快,我扣动扳机,“啪”的一声,它重重地掉下来,我找个树棍把它挟走扔到屋外荒地。

第二天再细看,真个是金毛鼠,有半斤多重,挖个坑做了它的阴宅。

四海兄弟

我从药厂调到病房工作。 当年各行各业以打破等级制度为荣,医院出了个医护工一条龙。医生也得做护士、工友工作。医、护、工间,在石坳彼此称“师傅”,一律平等。

“师傅,某床发烧三十九度。”某护士对某医生说,“师傅,一毫升‘安乃近’曲池注射。”医生答到。现在的人觉得滑稽好笑不可思议,当年却是大家都出自内心。

滑稽也罢,好笑也罢,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人不可对抗时代的潮流,顺者昌、逆者亡,人类历史从来如此,顶多时过境迁,给个说法。人类的悲哀。在病房工作认识人多,很多都成了好朋友。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一个男知青,四方脸,浓眉大眼,我们相交甚笃,成为知己。三十多年前他在石坳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几个好友一起吃饭,刚开始吃,互相间客套,“起筷、起筷” ,“吃,别客气,”他爆出一句话,“吃东西没罪,吃!”很精炼的一句话,把希望、失落、愤懑都包括。在那斗来斗去的日子,什么都动辄有罪,这句话太实在了,太精彩了,还让人抓不住把柄,所以还太聪明。不是吗,吃,没罪。

一次他买了一口袋毒蛇要泡酒,我和另外一个人帮他忙,工具是火钳和菜刀。解开口袋绳子,突然一条近一米长的银环蛇吐着舌头窜出来,知青伸手想抓它,它爬得太快了,头部已离开他动手的最佳位置。我拿起菜刀冲上去照蛇头就是一刀,砍在边上没砍着。另一个人拿着火钳跟着照蛇头一打,也没打着。三个人一路追杀,刀砍、火钳打、石头砸,惊心动魄,没有人害怕,没有人退缩,终於把它制服了。喘口气后,马上看看口袋,没动静;再看刀,刀口卷了;火钳,火钳弯了。

幸好它摄于三人的气势,只顾逃亡,没耸起身子,鼓起蛇头和我们决一死战。更幸好口袋里的其他五条蛇始终乖乖的没出来助战,否则三人对六蛇,绝对是一场昏天黑地的人蛇大战,输赢就不好说了。但三个人患难见真情,至今还不时来往。

还有个知青夫妇,我逢年过节几乎都在他们家。不是我不想家,那几年过年,家里十口人只有妈妈和小弟相对。身不由己啊,或者也叫忠孝不能两全?知青夫妇只做两个菜,煎荷包蛋、炸咕噜肉,都是一块快肥肉沾上粉浆炸,如此而已,却吃得不亦乐乎,再喝上两口小酒,算是享受了。

后来认识了一个食品站的站长,胖胖的女人。这个后门比较大了。当时人人工资不高,则便是月薪三百八十一块钱的老教授,做了牛鬼蛇神也只发个生活费。可是在病房,我们有外快挣。

有些儿童病重回天乏术,早夭,家属大都不带回去,留下一点安葬费,让我们帮忙处理。有时候我们忙不过来,找一个放牛人送到山上埋。

对于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和另外一、俩个男医生抬到山上,都尽量找个比较开阔的地方﹐事后我常常在坟头插朵山花,愿亡人来生比今生好,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看牛人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汉,黑红黑红的皮肤,鼻头上是一个又大又圆又红酒糟鼻,赤裸上身,挺着个大肚子,穿条短裤,斜背一卷烂席。他经常在附近山上放牛,铺上烂席席地而卧,优哉悠哉。我们常常论及他的人生态度,大多羡慕,无忧无虑,优悠自在。

放牛人拿到钱,马上就到饭店吃喝一顿,醉醺醺再回到牛群里。今朝有酒今朝醉,问天问地不如睡。
我们每次拿到钱就先给食品站站长打电话,请她留副猪肝或猪肚,然后去拿。再买瓶五加皮酒,晚上生炒脆肝或油爆猪肚,三个人吃喝一顿,为亡人,为自己。有时候休息,我也到食品站撮一顿。他们每天中午都把猪骨头用小盘子分别盛好炖汤,吃饭的时候,每人一小盘子炖骨头汤,一小盘炖饭,份量足让你打饱嗝。这在饭堂二三片肥肉的年代,是打牙祭了。

站长的丈夫是公社领导,后来他还帮我一个知青朋友调动。这几年我也打听过他们,却找不著。朋友里,有的天长地久,有的分开就看不到,应该是缘分。

当年,民间有句顺口溜,“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何宝之有?医生看病开假条。司机天南海北走帮买东西。猪肉佬就不言而喻了。这是物质生活匮乏年代的现像。我和四海兄弟也沾点光。

惊为天人 一天黄昏,满天彩霞,我提着水桶去大沙河洗澡。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亮,对面一个女孩正施施然走来。这女孩子中等个子,两条辫子过腰,鹅蛋型的脸上水灵灵的两只大眼睛,高高鼻子、红红的樱桃小嘴。我眨眼间惊为天人下凡。

也就是这一眼,续上了多少世的因缘。之前,我还没真正拍过拖、谈过恋爱。农村四清时,有纪律监控不敢造次。到了石坳,病房里的护士大多十六、七岁,模样都很可爱。其中有几个来往多点,有时我骑自行车载她们赶集,有时约她们打鸟,赴“百雀宴”……

有一晚,北风呼啸,几个女孩叫我一起走三、四十分钟的路到村子里看电影《红色娘子军》。当时大家都裹着棉衣踉跄而行,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电影在晒谷场放映,朔风吹得银幕像波浪翻滚,却还是满满的人在看,人啊!如果现在,即便是最新的奥斯卡金奖电影、即便是豪华舒适的电影院,我也未必去。

女孩子在不在不是主要的,实在是当年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太匮乏,八年就看八部样板戏,看了还看,走多远都看。莫说看电影,听听半导体收音机,还是那几首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带来的欢乐不亚于现在的人听MP3。

当年我也买了部半导体收音机,买回来没几天,有天晚上居然有人挑起我窗台上的竹帘子,伸手到旁边的桌子上摸。但是对方的动静太大了,我惊醒了大吼一声,等我开门追出去,杳无人影。这事情足以证明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我想小偷他应该摸我的床头。

我的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被我拿去借给小护士听,尤其是她们下班我上班的时间,利用率十分高。我恐怕属於晚熟的人,和她们相识时间那么长,机会那么多,都只是双边友好往来,擦不出火花,相信也是缘分未到。

惊为天人的这一次我和她路边相遇我想是缘分到了,我眼里心里都是她。四处打探,知道她是附近生产队的知青。朝思暮想怎样认识她。我给她写了张字条说:“我希望能认识你。”

一个老护士帮忙帮我传过去了。还是缘分,她真的同意了,古有柳毅传书,今有萧某传纸。我们开始书信来往。

一次中秋节前夕,我借辆自行车骑了四、五十分钟到镇里的食品厂买了四个月饼,售货员用纸一包、小绳一扎,我提着又骑车二十分钟,到饭店交给我认识的一个厨房师傅,我还记得他叫“辛师傅”,每次去他让我付一碗汤钱,汤面上看不出特别之处,汤里头大有乾坤,都是肉菜。我请他碰到合适的人的时候,把月饼带给我女朋友。一是饭店距离她插队的村子不太远,二是我自己送去怕张扬,左转右转还觉得有点情趣。

真是谢谢辛师傅,我女朋友收到了,尽管月饼上爬了几只蚂蚁。石坳的时候认识了几个饭店师傅都会在汤里、粥里弄些手脚关照朋友,但只有“辛师傅”我还记得他的姓。

后来?

后来的故事不在石坳了,因为我调回医学院,虽然故事很精彩,一波三折,但不属於我那难忘的风雨石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