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伯伯彭德怀与杨尚昆的交往

 

                                                                                                                                                                  彭钢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伯伯彭德怀留北京主持军委工作,住在中南海永福堂。1953年我读初中,伯伯和伯母让我走读,从那时到1959年,我就随他们在中南海住了六年。在我的记忆里,我常见到的伯伯中,杨尚昆伯伯是最年轻的一位。朱德伯伯德高望重年纪最大,贺龙伯伯、叶剑英伯伯、聂荣臻伯伯的年龄都和我伯伯不相上下,就连黄克诚伯伯、谭政伯伯的年龄在我这小女孩眼里也都明显比杨伯伯大。

我家和任弼时伯伯家是邻居。任伯伯走了,但是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他的几个孩子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亲密无间,相依为伴,经常在一起。

中南海通常在周末放映电影,还有游泳池可以游泳,看电影和游泳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聚会活动。杨伯伯也喜欢看电影、喜欢游泳,有时会和他的孩子绍京、小二和妞妞一起来。大家都觉得杨伯伯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特别关心,无论是看电影还是游泳,我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有一次演一部外国童话片,杨伯伯那么忙,还特意叮嘱孩子们互相知照。因为那时能看到外国影片不容易,他希望我们这群小家伙一个都别落下。

我伯伯在军队工作,到伯伯这里来的军人居多,一个个戎装威武;杨伯伯是为数不多的不是军人中的一个,显得儒雅斯文。听说杨伯伯早年在苏联留学,是知识分子出身,我们几个孩子当年也略读诗书,悄悄议论:知识分子是文人,自古以来分文臣武将,杨伯伯是文官,所以温和稳重,还特细心。那时我少年懵懂,不知道杨伯伯早在红军时期就在军队工作,而且还是和我伯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伯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此后我家搬出中南海,住到了西郊吴家花园。我伯伯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机要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三人原班人马跟了过来,这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伯伯的意见并做了工作的结果。

伯伯在搬出中南海前,把自己的元帅服、历次战争所授的勋章、朝鲜战争授赠的国际勋章等物品清理出来,全部上交。伯伯对我们说:“以后我是老百姓,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交给国家也许还能废物利用。”

伯伯的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包括一些笔记和许多写有眉批的书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毁了,但这些上交的反而都被保存下来。这要归功于杨伯伯,因为杨伯伯交代有关部门:彭德怀同志上交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存。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伯伯平反后,它们成为珍贵文物,由军事博物馆保管和展出,受到参观群众的广泛欢迎。

伯伯在吴家花园一住就是六年多。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些老同志关心伯伯,想来看伯伯,但是不能来。

朱德伯伯、徐特立伯伯、帅孟奇妈妈等还是来了,反倒是伯伯再三劝他们不要再来了。杨伯伯利用中央指定他和伯伯联系的名义,正好“借机”来探望伯伯。

杨伯伯十分理解伯伯的冤屈和身处的逆境,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情况,说一些宽解的话,要他爱护身体,准备将来还要为党为人民工作。对此,伯伯胸怀宽阔,曾对杨伯伯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的,只要国家富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我也就快活高兴了。”

1961年9月,伯伯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杨伯伯支持伯伯外出调查研究,伯伯给毛主席的信就是杨伯伯转交的。10月5日,杨伯伯给伯伯打电话,转达毛主席的批复:“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伯伯接到这个电话十分高兴,立即动手拟订了一份调查提纲,当天晚饭后驱车到中南海万字廊杨伯伯家中,征求杨伯伯的意见,并请派一名秘书同行,帮助整理材料。

很快,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金石同志被派来随同伯伯去湖南调研。由于当时伯伯的具体情况,金石很紧张,不想来。是杨伯伯亲自做金石的工作,对他说:彭德怀同志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件照样发给他,政治局开会也通知他,他自己不参加就是了。你还是要尊重他,也不要紧张,感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来,或等回来再谈。

伯伯在农村五十多天紧张辛苦地蹲点调查研究,最终结果是写出了有关湘潭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情况的五个调查报告。回京后,伯伯将这五份报告亲自送到杨尚昆伯伯处,请他转呈毛主席和党中央。后来,这五个报告陆续刊登在新华社的刊物《内部参考》上。

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伯伯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为“里通外国”,说是“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我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伯伯见到文件怒不可遏,心胆俱裂,当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伯伯,要他“转报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声明,绝对没有此事”!

伯伯反复思量,最终下了决心,向党中央写信,用事实说话,把问题讲清楚。他白天黑夜地写了几个月,到1962年6月16日,伯伯带着已经誊清的这封长达8.2万字的长信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当面交给杨尚昆伯伯,请他打印多份,转呈党中央和毛主席。

伯伯的长信送出后,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8月22日,伯伯再次给毛主席并中央写信,在信中他“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我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这封信仍是通过杨尚昆递交的。

在那六年间,杨伯伯是到吴家花园来看望我伯伯最多的人,是在我伯伯处于困难处境中,默默地尽自己的力量不断给予帮助的人。特别是在1962年伯伯的问题升级、毛主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杨伯伯按照我伯伯的要求,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我伯伯的意见、一再地为他传递信件。现在看起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那个年代,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

直到1965年秋天,毛主席决定派我伯伯去西南三线工作,伯伯到中南海万字廊杨伯伯家辞行。面对老战友,伯伯讲了肺腑之言:“这次到西南,我很难过,我不想去,想要搞农业,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有人说我对毛主席这样仇恨,其实我只是对主席思想跟不上……”

他俩回忆往事,都动了感情,禁不住怆然泪下。他们从下午谈到夜色降临。握别时,二人依依不舍,互道保重,相约再见。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为了帮助伯伯处理好去西南工作的有关事情,第二天杨伯伯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机要室各一位负责同志到吴家花园了解清况,随即听取他们汇报,安排有关事宜。

也就是在这之前,伯伯已经请在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和炊事员、锅炉工人等在一起开了座谈会。伯伯亲自摘了一堆自己在园内种的苹果,买了些糖果瓜子,并给大家一一递烟,说:“感谢你们多年对我的照顾,我却对不住你们。这次去西南,只我自己去,你们就都不要去啦!”

大家在一起多年,有着深厚的感情,一旦说要分别,都非常难过。但是过了几天中央办公厅通知,决定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三人原班人马跟随伯伯去四川,而且是带着家眷一起去。这又是杨伯伯再次层层做了工作的结果。

伯伯平反后,我去看望杨伯伯,他经常与我谈过去他与我伯伯在一起工作的情况,我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那种深厚感情。

杨伯伯回忆说:1933年12月红三军团奉命再次东进入闽,此时从平江起义时就与彭老总在一起的政委滕代远同志调离,由我前来接任。我到红三军团正赶上攻打沙县战斗,当即随同军团长彭德怀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见到沙县城墙高厚,敌军两个团兵力固守,我军没有重武器,攻城困难很大。彭老总因地制宜,指挥挖坑道直至坚城底下,炸开城墙,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打沙县战斗后,我和彭老总相互有了好印象。我看到了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怎样的智勇双全,彭老总看到我这文质彬彬的书生初临战场不怕死。从此,无论行军还是宿营,我们两个人常促膝谈心到深夜,逐渐相互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杨伯伯那次还笑着告诉我:上级派我到三军团去当政治委员时,就告诉我是掺沙子,要把三军团和彭德怀的情况经常汇报给组织。我到三军团以后,发现你伯伯这个人对人很诚恳、很憨厚,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我很信任,相处久了,我们之间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有时,我见他发脾气、批评人厉害时,就给打圆场,劝劝他。除了说他脾气不好,有时简单生硬之外,讲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因此上面对我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情况汇报上去。

谈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杨伯伯说:彭老总还救过我呢!当时战场上不断有敌机来轰炸,突然有一架敌机向我和彭老总所在处俯冲投弹,亏得彭老总眼明手快,一把把我推到坑道里,我们俩都没有受伤。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我伯伯彭德怀和陶铸、薄一波等人的问题,指出要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在此期间,又听说杨伯伯从监禁中被放出来,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就赶紧找去看他。十几年不见,特别是“文革”中受了许多罪,杨伯伯和李伯钊阿姨都显得苍老了很多。我们谈到了我伯伯平反有望,要准备开追悼会,但是还不知道伯伯的骨灰在什么地方。杨伯伯再三叮嘱我,找老总的骨灰一定要仔细,千万不能搞错。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被迫害逝世的彭德怀和陶铸举行追悼大会。那天我在会场泪流不止,那种心情无法言说。邓小平伯伯说:“不要难过,今天应该高兴。”杨伯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温暖有力的大手传递给我的是他对伯伯深切的怀念。

伯伯平反十年后,湖南平江想建一尊彭德怀铜像。当时杨伯伯是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把平江的报告转呈给杨伯伯,并写了一封短信,建议军队给予资助。第三天杨伯伯就批复下来,而且是经军委讨论决定:彭总铜像由军队捐赠,造好后送到平江。

后来,洪学智伯伯告诉我:在军委会上杨副主席说,彭老总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为彭老总竖铜像,用以醒悟来者、教育后人,我们应该积极支持。

1990年10月24日,我去平江参加了伯伯的铜像揭幕典礼。铜像再现了在硝烟战场上伯伯立马驰骋的雄姿。底座上是杨伯伯的亲笔字:彭德怀同志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