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没有进入国家跳水队之前的事

 

高敏

中国著名的跳水运动员高敏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传奇人物,如今她已经在人活得幸福,但是,她的成长经历还是被人们传诵。以下是她的自述。

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发现家里有个陌生人。她三十来岁,中长头发,个子不高,说话不是自贡口音,总是笑着盯着我看。不过当她想事的时候,就会严肃得可怕。妈妈说,她叫刘继蓉,是省队的教练,此次是专程到自贡来看我的,如果被她看中,我就可以去省队了,还要搬到成都去住。我看着爸爸、妈妈什么都没说,心里却打上了鼓,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星期一做早操时,远远地看见刘指导和杨老师站在一起。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一会儿叫我做这个,一会儿叫我做那个。刘指导在一旁不停地点头,不难看出,她喜欢我。

早操快结束了刘指导提出要看看我的空中感觉,想看我在水上跳几个动作。杨老师一口答应并通知我放学后回家拿游泳衣,我一下就傻了,一月初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却要我下水。

那天在学校,我只盼着时间能停下来。上课时一点都不专心,脑子里想的全是跳到水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时间仿佛过得比平时更快。

回到游泳池刚穿上游泳衣,全身皮肤就变成了鸡皮疙瘩,走出更衣室时只觉天很暗。我的眼睛紧紧地盯在树枝上,树枝被风一吹抖起来,我的身子也跟着抖。除了冷我不记得跳了什么动作,只记得最后杨老师让我到10米台跳“冰棍”,以考察我的空中平衡能力。我颤抖着爬上10米台,风更大了,我站在台头冷得根本站不稳,后来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我自己跳了下来,反正我掉到了水里。

刚跳完可高兴了,可吃完晚饭,才觉出脚趾头越来越疼。这才发现下午跳10米“冰棍”时,由于太冷脚趾头没有感觉,受伤了都不知道。

刘指导对我那天的表现非常满意,回到我家后跟我父母谈了一晚上。第二天,父母就来到我的宿舍问我:“想不想去省队?”

其实那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被省队选中是一种光荣,可要离开父母,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城市,还真有些害怕。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时,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闪,我心里涌出一个念头:我也要成为最好的!我对父母点了点头。

第二天,小学全班同学给我开了个欢送会。我感到很光荣,马上要代表四川省了。看着全班同学你一句我一句地为我祝福,才发现这一年来,由于训练的缘故,班上来了新同学,我却连名字都还叫不上来。好久没有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了,现在要跟他们分开,或许很多年之后才能再见,心里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很失落。确实,后来大多数的同学再也没见过面。

欢送会之后,我来到游泳池和大家告别。

那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做依依不舍。我们几个好朋友手拉着手,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们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杨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努力,争取拿到冠军。”

我对他点了点头,才发现平时那么可恨的他,到了真要分离的时候还真舍不得。最后我去了餐厅,跟我们做饭的师傅告别,我知道以后没有机会吃到他们做的饭了,才发现他们的菜做得真好吃。这一年来我每天都是吃得最多的。

现在回忆起来,正是在自贡市跳水队的那段经历,使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开始“追梦”的人。为了梦想,10岁的我打好了行装,离开了看着我一天一天长大的父母。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结束了玩耍的童年。

追梦

1981年1月9日,在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中,我离开了自贡。我跟着刘指导登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看着不断挥手的父母离我越来越远,我没有哭。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马上又要迎接一种未知的生活,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火车一摇一晃地往前开着,没一会儿,我就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乘飞机回到了自贡跳水队的运动员宿舍,飞机顺着楼梯往上爬,还能转弯,一直把我送到了我的床前。我慢慢地从飞机上走下来,大家都为我鼓掌,原来我得了冠军。“醒醒!吃饭了。”

刘指导把我从梦中唤醒。

吃饭时,我使劲地回想着刚才的梦:我得了什么冠军?和科马内奇一样的吗?飞机为什么会转弯?为什么梦那么真?会不会实现?什么答案也没有。火车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天黑才到达成都。在成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刘指导家里度过的,我认识了刘指导的家人,并与刘指导的妈妈,也就是刘婆婆睡在一张床上。那天晚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每一个陌生人,仿佛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轻飘飘、空洞洞的。

第二天清晨一睁开眼,就看到一个3岁的孩子在床边对着我笑,我也对他笑了一下。他说:“我现在有四个姐姐了,罗莉姐姐、曹梅姐姐、屈芳姐姐和高敏姐姐。”

他是刘指导的孩子,叫张恩,非常可爱。

吃过早餐,刘指导便把我带到运动员宿舍的四楼,在那里,我认识了另外三个与我同年的小女孩,就是罗莉、曹梅、屈芳。交谈之下知道,原来他们一年前就加入了省队,早就与父母分居两地了。本来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但跟她们一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都是同龄人,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

中午,我跟着三个新朋友一起去吃饭。到了餐厅,看门的师傅居然不放我进,说只有省队正式队员才能进这个餐厅,而我只是刚参加集训的,能否进入省队还要看我往后半年中的训练表现。看门师傅指了指另一个入口:“你的在那边。”

我拿着碗走进了教练员的餐厅,里面吃饭的全都是大人,只有我一个小孩。自从离开父母,我第一次想家,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想念父母、老师,还有那些和我平等相处的朋友们。

训练开始了。我们四个小姑娘都非常好强。刘指导要求在早操铃响后五分钟到楼下集合。第一天,起床铃响的时候我开始穿衣服,可她们三个一下就冲出门去,跑到楼下。我赶紧穿好衣服跟着跑下去。她们在底下冲我招手叫道:“快跑过去摸前面的墙!”虽然我没有理解她们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照着做了,接着她们喊了声“四!”

我这才明白,这是说明我是第四个到达的。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暗自下决心,以后不能再做“第四名”。

第二天早操铃响后,我用更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冲向楼下,可结果还是第四名,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可以把衣服穿得这么快。那天晚上我都不想睡觉了,就怕第三天仍然得第四。实在熬不过睡意时,我便偷偷地穿上衣服,然后才安心地睡下了。“叮铃铃……”早铃响了。我跳下床,披上大衣就往楼下冲。即使这样,她们三个并没有比我慢多少。我这才发现,原来她们也是在铃响之前就穿好了衣服,难怪前两次我都得第四。那天我没有叫到“一”,但也没有叫到“四”,心里轻松了许多。

由于穿衣服睡觉,早晨起床便会很冷,没多久我就感冒了。刘指导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于是规定必须在铃响之后才能穿衣服,绝对不允许穿衣服睡觉。

训练很累,但我过得很开心。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不管教练让做什么,我从不偷懒。

有时候曹梅和屈芳会流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可我和罗莉总是一丝不苟地做。

半年很快过去,到我转正的时候了。那几天,医生为我做了许多不同的体检和测验,我听见有人说,这小孩可能会长很高,因为我妈妈身高160cm,在当时算很高了。

大家都知道,跳水运动对运动员的身高有一定要求,长得过高不适合从事这项运动。当时我也没多想,继续练我自己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指导告诉我:“你已经是正式队员了,从今天起,你可以与她们三个一起吃饭了。”

我那天特别高兴,训练也特别卖力。后来我才知道,就因为妈妈身高的问题,我差点就被淘汰了。刘指导做了许多的努力,省队才把我留下来。

没多久,我拥有了第一套向往已久的印有“四川”字样的运动服。那天,刘指导让我们四个小女孩围绕着那套运动服写一篇感想。我写道:我仿佛看到自己穿着这套运动服站在领奖台上,向观众挥手。说实话,从小就心高的我,当时真的觉得那一天离我不远了。

在省队训练和市队完全不同。在市队,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后训练;省队却是白天训练,晚上上学。每周一、三、五训练三次,分为早晨、上午与下午;夜晚上文化课。周二、四、六只练两次,早晨和下午;上午上文化课。星期日只练一次,早晨或上午。每天上学时,大家都已经很累了,都要努力地睁开眼睛,看着黑板听老师讲课。有时实在不行了,头就会“咚”一声敲在课桌上,马上就又坐直了继续听课。每天还要做许多作业,根本没有玩耍的时间。后来我的文化课老师说,我是当时学习中表现最好的,她们总是拿我的例子去教育后来的运动员。

一天,爸爸突然来成都看我,我非常高兴。爸爸买了许多我爱吃的甘蔗,他在一旁笑着看我不停地吃。

那几天我特别开心,但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没多久爸爸就要回去了。我站在他身旁,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的鞋子,一动不动。爸爸说什么我都一个劲地点头,不敢抬头看他一眼,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抬头,眼泪就会涌出来。那时候每天的生活里,除了三个小伙伴,就是刘指导,挺单调的,想叫一声苦都没地儿叫。爸爸的出现,使我加倍地感受到了父母的疼爱。

“小疯子”

还没有进入国家队之前,我是在省队。我到省队后第一次参加的比赛是1981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当时我们四个小女孩里只能有一个可以参加。经过测验和教练会议,决定让我去。出于全队的考虑,由于我年龄太小,跳少年组拿不到分数,不如跟大几岁的运动员比赛去锻炼,于是我参加了成年组。为了在成年组里能获得好成绩,在两周的时间里,我又加练了一套新动作。

1981年9月的一天,我和四川队其他参赛的队员一起登上了火车。一想到在火车上两天两夜不用训练,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地说话,要不就找点茬儿和比我大一点的男孩子吵架。后来大家都说我太疯,不跟我玩了。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唱歌。总之,我准备好好地享受一下没有训练的日子。

第二天早晨刚吃完早饭,省队中的另一位刘教练(即刘本云教练。在四川人里,他的个子算是高的,不胖不瘦,但肩很宽,显得很魁梧)对我说:“一小时后准备训练。”当时我想,火车上这么小的地方,难道让我翻空翻不成?于是根本不当回事。

训练开始了,第一项是跪脚尖,也就是在脚背下放一卷毛巾,然后跪下去,坐在脚后跟上,一跪就是半小时,跪得脚尖生疼。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不能动,我一边跪脚尖一边朝窗外看。正是秋收的季节,车窗外的庄稼、蔬菜都成熟了。我大惊小怪地叫着:“丝瓜!我看见丝瓜了!我看见黄瓜了!”

可没人理我。

跪完脚尖后进入第二项:控腿。也就是大家坐在中铺上,把整个腿和一半的屁股伸到空中,一控就是五分钟。最后一分钟时,两条腿不听话,直往下坠,差点没把我整个身子坠下去。那会儿我可老实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睛也不敢乱看。大家却高兴了,都取笑我道:“看丝瓜,看黄瓜!”

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我们的训练引起同车游客的注意,好多人都来看热闹。

第三项训练是控腰,也就是躺在两个上铺之间,一边是头,一边是腿,屁股和腰悬在空中。第一组是面朝上,我刚一躺下,刘教练就用两条胳膊吊在我悬在半空中的肚子上。悬在半空中的肚子被一百多斤重的人一吊,我的屁股一下沉下去,差点没坐在刘教练的头上。刘教练叫道:“不能松,顶住了,就一分钟。”

吓得我马上使劲把身体躺平。时间一秒一秒过得真慢,还有二十秒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大叫道:“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掉下来了。”

大家都笑了。刘教练可没笑,他用力说道:“别叫,掉下来就重来。”

我吓得不敢再叫。看时间的队友终于说了声:“到!”我一屁股就坐在刘教练的头上,从他肩上掉了下来。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我也跟着大笑起来。

几分钟后,第二组开始了。这一组与第一组不同的是面朝下了。刘教练把手往我悬在半空中的腰上一吊,我的身子就往下弯。我知道这次掉下去,我的腰一定会断,就拼命往上顶。我使劲地抓住床单,闭紧眼睛,咬紧牙关,别说大叫,就是气都不敢出大了。时间过得出奇地慢,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慢的一分钟。终于,看时间的队友说了声:“到!”

这次我可没办法一屁股就坐到刘教练的头上,而是慢慢地爬下来。这下,刘教练可高兴了:“怎么不再坐了?”

训练一结束,我的疯劲儿又上来了。我没完没了地唱,叽叽喳喳地说。后来大家干脆就叫我“小疯子”。当时有人开玩笑:“你这么疯,看你以后怎么嫁人!”我一点都不担心地回答:“我还怕他们抢我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上海,由于年龄的关系,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很欢迎我。我也常常闹一些笑话。记得第一天晚上,大家在街上散步,我看见一对情人手拉手在我前面走,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快看他们不害臊,在大街上牵手。”

搞得大家和那对情人都很不好意思。那会儿在我的印象里,一男一女在一起就是“不要脸”的事,更不要说在大街上手拉手了。

“老虎凳”

上海比赛结束后,我训练的积极性更高了。在1982年的武汉全国比赛中,我拿到了少年组跳台比赛的第四名,这一下决定了我跳水的方向:跳台跳水。

回到成都,随着跳台训练的增加,对身体,尤其是手臂力量要求更高了。虽然我能轻松做完三十个引体向上,但是肘关节一天比一天疼。一开始,我不敢告诉刘指导,可后来实在太痛了,只好对她说,于是刘指导带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没事,可能是小孩子长身体的痛。”

回到游泳池后我不敢再提这事了。可是,疼痛却越来越厉害,手开始伸不直了。晚上睡觉时,只能把手举过头顶固定在床头,以减少一些疼痛,也不会因为翻身痛醒。可醒来时整条手臂总是麻的。

有了上一次的诊断,我不敢再告诉刘指导,只能接着练。每次跳水之前我都要站在跳台旁,用旁边的栏杆把手扳直才能去跳。每次从高高的跳台上往下看,我都知道等待我的将是入水时的剧痛。每次入水时,由于手疼没有力气顶水,手背被水击回,打在头上,水花一个比一个大,手背肿得像馒头,越跳越差。

刘指导对我越来越不满意,可她越不满意,我就越不敢说手痛的事。一天晚上,别人不小心碰到我的头,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大家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拨开我的头发一看,有好几块紫色的淤血。我才坦白每次入水头都会被手背和水打。刘指导马上带我去看了另一个大夫,这个大夫一看我的手臂立马就说:“骨折!赶紧照X光!”

刘指导当时就楞了。第二天,刘指导停了我的训练,让我到成都体育学院拍X光片。由于刘指导要负责训练,我便自己坐公共汽车去。在公共汽车站,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跑回家的好时机。但是,曾经的那个乘上会转弯的飞机回家的梦在我眼前一闪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

X光片证实我肘关节骨头上有一条裂缝。后来想想,我那天没逃回家是对的。第一,没钱买火车票;第二,回到家很可能又被父母送回来。

那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上过跳台,每天都是自己在游泳池边和半米板上训练,日子轻松了很多。由于不能跳动作,就要进行其他方面的训练。我身体素质和身材都比较好,但脚尖却不直。脚尖的好坏对一个跳水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入水的一刹那,脚尖不直会很难看,对压水花也有影响。那时候我有个绰号叫“锄头脚”。

刘指导觉得,反正我也不能练跳水动作,不如趁这个时机把我的脚尖矫正过来。于是她找人专门为我定做了一张凳子,是按照重庆渣滓洞监狱里的刑具“老虎凳”仿造的。渣滓洞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关押和审问共产党员的地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后来我还去参观过。

第一次对我“用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不能哭。坐上老虎凳,刘指导让我弯着腿,把脚板平放在凳子上,她用绷带把我整个腿背都绑在凳子上,丝毫都动不了。然后在脚腕下放了两卷卷起来的大毛巾(在渣滓洞是砖头),之后便让我把腿伸直。可脚背被绑着,脚腕下又有两卷毛巾,腿根本就不可能伸直。刘指导便用绷带绑我的腿,强行把腿拉直。当两条腿被拉直的时候,毛巾上和绷带下的脚背,就变成弯的了。

绑好后,刘指导和其他人离开房间,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开始疼痛简直难以忍受,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两分钟后,只觉得脚背上的骨头好像被人一块块地拆开,我忍不住放声大哭,直喊救命。当然没人会理我,又过了几分钟,脚背开始麻了,就像被成千上万颗针扎着似的。我心里充满了绝望,一个人被绑在老虎凳上大哭大叫,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感觉。再后来,疼得没知觉了,也没力气叫了,只呆坐在凳子上,看着自己的腿流眼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刻钟后刘指导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松开了绷带,拿走了毛巾卷。我的两只腿软软地瘫在凳子上,仿佛不再是属于我的,稍微一动,便似万箭穿心。就这样一动不敢动地在凳子上坐上半个小时,才能慢慢地挪动一下脚。

这样的“刑罚”,一上就是两个月。后来有一天做倒立的时候,刘指导不停地夸我脚尖漂亮了,好看了。本该高兴的我一下子涌出眼泪,泪水顺着头发流到了地上。当我做完倒立站起来时,大家看到我红通通的脸上挂满泪水,都沉默了。今天的我写到这里,眼泪还是情不自禁流了下来。我很庆幸当时我的父母对这样的训练细节一点都不知道。

除了压脚背,每天只能练基本功,一个月后,肘关节开始好转,我就站到了3米板上,把目标从跳台转到跳板。我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一套只有成年组才能跳的动作,并且还能压住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