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所认识的梅兰芳生活细节

 

齐如山

梅兰芳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当时我就接到了五十几处友人的电话,诸君知道我与他的关系,所以如此关注,自极可感。

我同梅兰芳五十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二十几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知道的相当清楚。所以知道的清楚者,不止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的审察过。

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连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以往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脚的熟识,免招物议,所有与戏界来往者,都是纨子弟。

文本框: 梅兰芳是最著名的京剧演员。小图为本文作者齐如山。
 
倘某人与他们稍为亲近,则亲戚本家便可与某人断绝来往,一直到宣统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也无怪其然,因为明清两朝的法律,凡唱戏人的子弟,不但不许做官,且三辈不准考秀才。彼时不许考的人,不止唱戏的,还很有几类,如衙役、妓女、剃头师傅等等都不许考。其实这并不新鲜,隋文帝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进,此见过正史的。不过是朝廷待他们如此,就无怪社会鄙视他们了。

我虽不以这种制度情形为然,但亦不愿冒众人之不韪,所以最初与戏界人来往,尤其旦脚,也非常小心,此我所以对梅要详细审察之原因也。所以我在宣统二年,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的某处好,某处不对,应该怎样演法等等的这些话。

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最初第一封信,是看过《汾河湾》写的。

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的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察看的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

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

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到上海每次,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

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写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是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的好,颇能剩钱。

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脚等等,所开之价,总此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脚应得之数,开在里头了。就是主脚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的开支很多,剩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我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脚,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

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脚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脚为难的地方很多。闹的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角,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我知道的相当详细,但此不应该随便说,以免自己的口过。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倚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

梅则对付的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的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惟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妓女等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肯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的天下皆知,于他们军阀,也不很利,所以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摒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即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可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的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

该人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说:这话更不能说,若严格的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

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

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脚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威前往。

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

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

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

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日本人说过,所有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即日本音),从前只有李鸿章,则有一部分人呼为中国音;此次梅兰芳到日本,则全国日本人,都呼为“中国音”,所以梅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角”,意思就是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以上(两件事情,倒确是有的)。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走。

文本框: 梅兰芳的生活照和漫画像。
 
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了香港。

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有时路间还要走一段,他当然很畏怯,迟延迟延,结果小儿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儿到重庆,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结果越来越困难,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庆,停留香港之实在情形也。

当然他左右,也有阻拦他的人,此处不必多赘了。

[附录]范梅强文字:关于红星胡同61号

(红星胡同61号,几乎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代名词。提起这个颇具革命意味的地址门牌,摄影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也曾有人探幽访古,传说此宅仍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留给人们更多一些历史文化的遐想。我们特别邀请了范梅强先生为了揭开红星胡同曾经的一段面纱。)

红星胡同61号(原名无量大人胡同24号),曾是我外公梅兰芳于1918至1920年左右购进的,这一时期正是他事业开始辉煌的时候,之前我家住在宣武区芦草园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

1912年,19岁的梅兰芳在一次募捐的义演活动中,与伶界大王谭鑫培同台演出,一炮走红。1915年,国民政府外交部请他为来华的一个美国教师代表团演出《嫦娥奔月》,这是京剧第一次演给外国人看,他发现外国人对京剧艺术竟如此的感兴趣,便萌发了组团去国外演出的想法。1919年这一想法终于成行,他率梅剧团第一次赴日演出成功归来。此后来拜访他的中外友人、团体络绎不绝。

宣武区的胡同狭窄,交通不方便,他便购置了东城无量大人胡同这所带假山花园的两、三进套院,开始了他的民间文化外交生涯。也是在这一时期,在这所院子里,他同齐如山、杨小楼合作编演了京剧《霸王别姬》,此剧成为千古绝唱流传至今。这一时期是他表演艺术生涯的创作高峰,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世界级的艺术家如泰戈尔等。

1924年他第二次访日演出成功,结识了日本歌舞伎、能乐等一大批演艺界的表演艺术家。此后几年,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便成了中国当时民间外交的沙龙,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国的公使上任、卸任均要到梅兰芳住所拜会、合影。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到北京访问一要去长城;二要听梅君的京剧;三要吃烤鸭,不然等于没来过北京。最轰动的是1926年,外公33岁时在无量大人胡同接待了瑞典王储夫妇一行,并在自己搭建的小舞台上为他们表演了《霸王别姬》、《琴挑》等戏。临别还互赠礼品,外公送王储的绘画、扇子和一块图章,至今收藏在瑞典皇家博物馆中。

1955年,我母亲(梅葆玥)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随团访问瑞典,当年的王储已经继承王位,当了国王,听说老朋友的女儿来访,特别安排接见了我妈妈,握着她的手,提起了当年父辈之间那段难忘的友谊。

1930年外公率梅剧团访美大获成功,在美国他结识了影帝范朋克、影后马丽·蒂克夫和喜剧大师卓别林,也就是那一年我妈妈出生在这个院子里。1931年范朋克来华回访,外公又在无量大人胡同给他开了个盛大的派对。北京文化界、文艺界的名人均到场。据记载:“当时分三处,一处是东客厅‘缀玉轩’、一处是北面‘宝岳楼’、还有一处是南面的‘阿兰那宝’”。三处均摆放着硬木中式家具和他收藏的古玩、名人字画。范朋克看见京剧的戏装很新奇,外公就吩咐服装师给他装扮了起来,把他扮成了一个“外国武松”。

1932年1月28日中日战争,日机轰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外公最早拍的两部电影也被毁于一旦。3月,外公率北京文艺界义演3天,为淞沪保卫战筹集药费。但随着日寇逼近山海关,外公只得带领全家撤离无量大人胡同老宅,迁居上海马斯南路121号(现思南路87号梅兰芳抗战纪念馆),在上海他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戏,鼓励国民与日寇抗争。不久被日伪政府禁演,随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长达八年之久。

1934年葆玖舅舅出生于上海,由于停止了演出还要周济梨园界的同行,外公只得靠出卖自己的字画为生。1943年,由于生活实在困难,最后只得卖掉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这所房子,也就是那年葆玖舅舅和我妈妈开始学戏。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夏衍、熊佛西受党组织委托去上海梅宅动员外公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诞生,外公欣然接受。七月他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邀请外公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总理也希望他来北京工作。9月他带着我母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到通知,要他们妥善安排梅先生北京的住所事宜,他们知道梅先生以前住无量大人胡同,故尔问外公,如果您还想住回去的话,也可以想办法动员房主搬走。但由于外公不愿由此惊扰已经入住于此的居民和单位,谢绝了管理局的邀请。

最后,国务院为他安排了厂桥护国寺甲一号院,因为离新盖的人民剧场近,演出方便,外公欣然接受,这也就是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

[后记]1956年冬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经北京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所安排开始暂在王府井大街12号办公。1958年夏,迁入无量大人胡同24号(今红星胡同61号)办公。1987年春因老房屋损坏严重,全部拆除重建。1988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两幢新办公楼在原址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