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几乎每一个居住在北京或者和北京有过渊源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大杂院是一种很“普及”的居住方式,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亲人们都曾经是北京大杂院的居民,如今,当人们都开始住在自己的商品房中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美国实现了自己的梦之后,回顾当年的大杂院,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杂院,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家。我从1957年结婚到1981年搬进楼房,整整住了24年的大杂院。先后搬过6次家,由最初的7、8平米,9、10平米到最后的18平米,如果加上婆婆和母亲住的大杂院,我先后在那麽多大杂院里生活过,尝尽了大杂院的辛酸苦辣。

最初,我们一家住的是我先生在灯市口的机关大院宿舍,那是一个由篮球场改建的大杂院,中间是球场,四周全是一间一间的住房。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住进这个院的北屋的一间,那时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我们虽有一间7、8平米的住房,但保姆只能住集体宿舍。

那时人人都参加工作,保姆极其难找,先后找了3个保姆,皆因我的工作时间长,保姆不愿住集体宿舍而辞职。我只好将不到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带,所以,我母亲那里加上我哥的一个孩子,她同时需要带两个孩子。

在我们的院子里,尽管已经住了三、四十家,可只有一个水龙头,偏偏又安在我家窗外,到了夏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用水,而早上不到六点就有人到水管上洗菜、涮衣服。

对我这个每晚都要加班而又睡觉很轻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此,我曾想过自己是否尝试自己住在机关不回家去,可必竟是已经有了家的人,住了几天机关就坚持不了又回家去了。而且,我们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赛球,晚上球场灯火通明,家家怨声载道。以后,我们又搬过四次家,但大多数都是围着球场转,情况大同小异,没有多大改善。那时,我们的组织观念很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整天那麽搬家折腾都无任何怨言。

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又搬到机关附近的另一个大杂院,房子是稍微大了一点,是18平方米的一间西房,窗前有一棵大杨树和一棵柿子树,把整个房间遮了个严严实实,既潮湿又不见阳光,每年的八月后半月就有凉的感觉了。那时的北京,到了冬天可比现在要冷得多,没有棉衣和大衣是无法过冬的。我们这间老房子,年久失修,四处透风,冬天一天要添十三、四块蜂窝煤,屋里都还是冰凉的。我记得当时孩子坐在窗前看书,脚上冻出了血珠都不吭声。有一次,我和女儿正在熟睡,然而就在这时候,我们竟随着地板的塌陷,连人带床一起掉进坑里。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余年,孩子们由小学、中学直至大学 。

在这所院子里,我们度过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文化大革命,而这里的生活条件之差实在是一言难尽。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院里没有公用水龙头和卫生间,唯一的卫生间由住北屋五间房的那家私用,因为卫生间是和他家的住房连着的。

后来,这卫生间划归公用,但他们家可以从里边开关,他家如果忘了开门,那么,大家打水、去厕所就成了问题,有的人常常会因为早晨进不了卫生间、打不了水,只好不洗脸而去上班了。如果夜里遇到‘内急’情况,只好去大街上找公厕。可女人深更半夜是不敢去外面的。为此,院里的人都十分苦恼,可谁也不敢提意见。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才由机关出面在东屋的北墙头下水道上面安了一根水龙头,这下可惹恼了住东屋的马家,他家很讨厌把水龙头安在他家墙头,说怕房子潮湿,因此,他们家人整天横眉瞪眼的盯着打水的人,指桑骂槐地骂人,也无人敢吱声。

为了减少矛盾,我采取趁他家人不在时打些水存起来的办法解决问题。可住在大门口小屋的小王却没有这个心眼,有一天他去打水,正让马家老婆看见,当即对方就不干不净地骂了起来,小王和他理论,马家老婆(高约1.80米,孩子们称呼她为“大个阿姨”)说时迟那时快,打了小王两个耳光。我虽眼见不平,也不敢吭声。小王无处可讲理,用手捂着脸上班去了。事后,为此事我安慰小王时,他说:“好男还不和女斗呢,如果我打了她,问题就大了,再说人家是造反派,咱惹得起吗”?

我只能暗暗的为小王鸣不平。

1972年,很多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我托一位朋友买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电视机,刚买时很新鲜,请邻居看了几次,后来来得人多了我怕影响孩子学习,每天只看看新闻就算了,可邻居孩子们则要求天天来看,几乎每天一吃完饭就会拿小马扎在我家坐下等着看电视了,我左右为难,婉言谢绝了。为此,我得罪了和我们关系较好的邻居,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看见他们那种冷淡的样子,真后悔不该买这台电视机,也深深感到住大杂院的‘累’。后来我们从农场回到机关,我们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总是去母亲、婆婆那里吃饭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被下放、遣返尚未返京,我们只好自己过日子了。
可过日子要生炉子做饭,我曾因为早晨生不着炉子掉过眼泪,一下雨,炉子放在门口要被浇灭(因为我们的房檐很浅),每次一看到这种状况我就慌了神,端着炉子到处找地方。

最后,我只能把炉子放在大杂院大门口的门洞内人人行走的必经之地,每次都必须等到雨停了之后再把炉子端回原地,久而久之,我就萌生了在南墙根下给自己家盖一个小厨房的念头。

既然有了想法,那么,我就说干就干。

随后,我靠自己从外面捡来的一些砖头和木料,盖了一个只能放一个炉子和站一个人的私人小厨房。

我所用的门是人家扔掉的一扇窗户,做饭的时候就显得相当拥挤,做饭的人只能侧身进厨房,不论是炒菜还是下面条,必须有一个人在外面端着东西,另一个人在里面接着东西才能让饭菜下锅。

不久,东屋、北屋也在南墙下盖了厨房,只是北屋他们家盖的特别大,紧挨着我家的厨房,窗户又正对着我们的窗户,我们出面和他们交涉,竟遭到他家女主人的谩骂,为此两家有了意见,后来他们竟诬陷我们监视他们,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几年后,他们竟以‘邻居之间,有些是非很难说清楚’找个台阶下了。

1981年,我们的二女儿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百分之四,为了女儿有好成绩,我想给她增加点营养,就买了一条鱼和一只鸭子,晚上我和女儿一起收拾好这两样东西放在厨房扣在锅底下,准备第二天烧,谁想被邻居的猫给叼走,鱼和鸭子的鲜血一直滴到养猫的那家门口,女儿被者事情气得在家里大哭一场,表示非要为家里报仇不可,虽然我再三劝阻她都不能消气。

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见那猫正在爬墙,拿起一根棍子向着猫打去,直打得那猫拐着腿逃跑了,邻居对我们也产生了怨恨。所以,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能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搬进楼房。
终于,在1981年上级分给我们位于西城区甘家口地区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刚给了钥匙,房子内油漆还未太干,我先生出差尚未回来,我的同事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帮我搬完了家。

晚上,两个女儿从学校回来,我们母女三人兴奋地聊到半夜才睡。

从此,我们永远脱离了大杂院的生活。

我婆婆、公公住在东直门大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前后两节院子,起先住的都是大学教授和院领导,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掺进来两家造反派,两家的主妇都是贫下中农。我婆婆是老教授夫人,对两家女主人说话非常客气,和她们说话都称呼‘贾太太、周太太’。

有一天我在屋里窗下看报,听见他们说“整天‘太太’、‘太太’的叫着,不是资产阶级是甚麽”。我曾建议婆婆不称呼他们太太,但婆婆认为:不称呼“太太”,而称呼“贾嫂”、“周嫂”,那不是对下人的称呼了吗?我听了也觉得有道理,那就叫他们反感去吧。

婆婆有哮喘病常年离不开保姆,一有机会,周、贾就把保姆拉过去挑唆两句,婆婆也只能看在眼里,烦在心里,她们的目的还不就是要保姆不要好好干,给婆婆出难题吗。我生完二女儿在那里住了一年,觉得很憋气,不知婆婆他们是怎么忍受的。

文革后期,公公下放回来,原来的房子已被别人占用,公婆只好住在南小街女儿的房子里。女儿在石景山工作,不常回来。这也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近邻一个老头是街道造反派,知道公公是大学教授,整天盯着他。公婆门口有一棵葡萄藤,那老头见公公一浇水,他就说太浪费水不让浇,公公只好在夜深人静时浇一浇。

其实,葡萄熟了,还是要送给邻居分享的。

每天公公下班回来,见了老头总要主动打招呼,可老头连吭都不吭一声。

好在公公和另一位邻居朱师傅关系不错,公公教他女儿一点英文,他对公公能起些保护作用,别人欺负公公时,他能仗义执言。在自行车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他还帮我们买过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们非常感激他,以后各自搬了家,我还代表婆婆、公公去看过他们。

我有两个同事住在西单附近的同一个大杂院,这个大院共有前后四个小院。姓黄的住第一节,姓王的住第二节,他们两人跟我关系都不错,院里有甚麽事都要和我叨叨。

有一天姓黄的同事一到办公室就和我说:“我们院里闹革命啦,新搬来的一家, 房屋是由车库改建的,他家紧挨着公共厕所,他很反感。于是他竟将厕所改建在院子的中央。美其名曰大家都不受影响。

实际上谁家都受了影响,本来院子空间就不大,每天下班后家家做饭的高峰,也是上卫生间的高峰。你说难不难为情?无奈,我们只得草草吃点饭,拿上马扎和蒲扇到天安门广场去乘凉,到夜里十一、二点再回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可以随便去)”

住在二节院子里的王同事,也和我说,他们院里南屋的女主人,文革中很积极。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院里读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由于这个院里的人出身都不错,谁也不愿理睬她。有一天她突然跑到住西屋王家的窗前大喊:“ 吆!你们家垃圾箱里怎麽有摔碎的毛主席像,这不是反革命是甚麽?” 王家女主人听了毫不示弱,跑出来和她论理,并指出:“你怎麽知道我们垃圾箱里有毛主席像,肯定是你放进去的,你想陷害我们, 没门!咱们到派出所说理去!”见此情景,她只好夹着尾巴回屋了,从此院里安生了不少。

王家的二孩子非常调皮,不知在那里拣了一只破手枪,别在腰里向同院的孩子显示过。有一天,派出所突然找他谈话,问他枪的来历,吓的这孩子跑回老家河北安国县。派出所立即从安国把他抓回来,经过审问,才知道是一只已经锈坏了的破枪,孩子才算回了家。这孩子竟给我们这位王同事惹了这麽大的祸。可派出所得到的材料一定是他们院里的人检举的。

只有我妈住的米市大街的大杂院,回忆起来还有些留恋,居住在这个院里的人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互相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能和我妈在院里的奉献有关。

我妈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老太太。那时她只有六十多岁,精力充沛,谁家的事她都管,院里好几家都把钥匙交给她,请她添煤看炉子。有的人家孩子的保姆走了,她就暂时帮助带孩子。院里的孩子放学早,家里又无人,她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作功课。到了做饭的时候,她就让孩子们帮她搓猫耳朵,谁搓了有谁的一份。她喜欢炒辣椒,邻居们闻到她炒辣椒的味道都拿小碗来跟她要,一小锅辣椒东家一勺`西家一勺很快就分完了。

多年后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碰见一位老邻居和她儿子也在医院,她立刻对她已经是名企业家的儿子说:”还不快叫成奶奶,你小时不知吃过她的多少饭呢”!

九十年代中期,我妈病重,虽然各已搬家,有的邻居还是不顾路途遥远来我家看她,吃完饭我们又打车把他们送回去。恢复高考那几年,这个院里,考上了五个研究生。

总的说,我的感觉是,住怕了大杂院的是多数,留恋大杂院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

今年四月我由洛杉矶回到北京,侄子邀我们兄妹三人去他的天通苑新居聚会,车一进院,印入眼帘的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我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瞧哪儿都新鲜。侄子的房子,在那里虽属中等,但屋内布局的合理、后院空间的硕大,足足能够让他们在休假时过上种菜、养鸡、养鸭的田园生活。羡慕侄子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的公务员,在好时代刚来不久就退下来,积蓄微薄,真是望尘莫及。

可我们最终也有公家给的便宜房,也算沾上了好时代的光,特别是迎奥运整治环境,我们现在所在的首体南路,真有闹中取静之感,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目前已经是商场林立,交通发达,附近就有医院、学校,除楼层高了一点,作为老人家来讲上下楼有点困难之外,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居住环境也算无可挑剔。而且我用‘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来安慰自己就更加知足了。

如果跟我们过去住过的大杂院相比,不知要强上几十倍、几百倍呢。

想起我们家那些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

 

                                                                                                                                                                   加州     成铁妹

本文作者成铁妹,是中国北京退休公务员,1998年来到北美,和女儿、孙辈们住在一起,闲暇时写点回忆身边人和事的短文,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