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淮简历
本文作者陈丹淮,中共元老陈毅之子,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少将,喜爱围棋运动,现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同志围棋会副会长。棋力为老年业余五段。曾获第十九届、第二十届“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冠军,第十二届“炎黄杯”敬老围棋赛冠军,二○○一年京川陕老同志围棋邀请赛冠军。
 

 

听从爸爸陈毅指令我父亲栏中都填陈雪清

 

 

我是1943年9月出生在淮南赊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的。母亲生我时父亲匆匆赶来安慰了母亲几句就又匆匆离去了。这可引起了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不满,他生气地说:“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责任感!”

母亲只好苦笑着对罗生特医生说:“现在是打仗,他一个军长怎么可以守在医院里,他能来看看我就很不错了。”

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就离开我们去了延安,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全家才又团聚了。

上小学填表,我在“父亲”一栏里填的始终都是“陈雪清,职务:处长”。

我的班主任任俞老师是一位很和善、又很认真的老师,她恰好住在我家附近,经常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汽车从我家院子进进出出。她觉得这不会是一个普通处长的家。

一次上练习课同学们都在做题,她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问我:“你父亲到底是谁?”

“陈雪清”,我回答道。

“你撒谎!”她生气地说。

“就是陈雪清嘛。”我坚持说,但没再坚持说我没有撒谎。俞老师忽然拿出一张报纸,上面印有父亲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的照片。她指着报纸对我说:“他才是你的父亲,对吧!”

我没吭声,只是摇了摇头。她忽然缓和下语气来说:“有这样一个父亲是光荣的事,可为什么你不肯承认呢?”

我仍然只是摇头。俞老师看问不出什么结果,就让我回到坐位上去了。对于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这样的责问,心里真的难过,当时我眼泪汪汪的,几乎都要忍不住了。

十多张“全家福”

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与我们儿女的接触也逐渐加多起来。父亲知道自己工作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他一有机会就组织全家人照相,现在留在我们手中的“全家福”竟有十多张。

解放後第一张“全家福”其实应该叫“两家福”,就是在上海湖南路与邓小平叔叔一家合照的那张。当时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两个父亲都是军装整齐、两个母亲都很年轻,穿着当年最时兴的列宁装。而几个孩子却都因为很少这样正式拍照,个个都显得很拘谨,皱着眉、绷着脸。

小鲁当时因为寄养在利淡如老太太家里就缺席了。

看着这张50多年前的照片我总是有一种全新的异样感受。在这以前战争年代的照片给人一种战争的气息,而从这张照片以後给人的就完全是一种主人的感觉了,因为革命成功了,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凸现在眼前。

解放後不久父亲把爷爷、奶奶也接到了上海。爷爷、奶奶来上海时还不到70岁,全家就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爷爷、奶奶穿马褂长袍,显得那么苍老。

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也接近60岁了,可是全没有爷爷、奶奶那么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们都比上两代人年轻,这当然要感谢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你们也要有信心

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位十分放手的父亲,我们兄妹的生活、学习都是由母亲严格督促的,父亲从不干预儿女的选择,他充分相信儿女的自立能力,但是也绝不是放纵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首先是气质的熏陶和表率的影响。父亲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很遵守保密纪律,从不在家透露什么消息,也很少和我们谈及国家大事。

但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人大会议之前他在吃饭时问我们:“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你们同意吗?”

我没什么思想准备,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毛主席自己不愿当,那当然听他的。”

昊苏、小鲁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父亲却没有再说下去。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按常理我党是要派代表团去参加的,可那时中苏论战很激烈,两党分歧甚至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又是在吃饭的时候,父亲问我们苏共要开会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昊苏说:“参加,参加去和他们斗争。”

我说:“可参加可不参加,参加与他们斗,不参加也是反对的意思。”

小鲁说:“不参加,不给他捧场。”

父亲笑了:“嗯,还是你干脆。”

不久,中央就宣布不派团去参加苏共大会了。从小,小鲁就确实有些过人的看法。

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展了一场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集中批判了各种自由主义。其中有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陈毅讲红与专,完全是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相对立的。”

学院自然将这位学生批判了一顿。不过此事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连着几天都心事重重。正好同学张九九从北京回校了,她告诉我“你父亲身体不好,正在休养”。我听了更加坐不住了,就向王政委请假,理由是父亲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

系里马上就同意了。到了北京,一进家门就看见父亲正在厅里散步。他看到我很奇怪,“咦,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听九九说你病了,我特地请假回来看你。”

父亲顿时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向房里走,一面大声喊我母亲:“张茜,张茜,小丹回来看我了。”

晚上我陪父亲散步,就把学院里的情况告诉了父亲,并把我的困惑也说了出来:“有人说你讲的红与专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不一样。”

父亲反问:“那你是怎么看这事的呢?”

我把握不定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对,你讲的红与专我同意,不能都当政治家,也不能没有政治方向。林总讲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中央同意的,我也接受,这也是在强调理论的作用。可是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就让人觉得不协调。我也不知怎么看了。”

父亲笑了,说:“你倒是说实话。你要知道有些问题在中央也是有争论的。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来证明,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我点了点头,但心中的忧虑仍然没有解开。忽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我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又说:“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你们也要有信心,不要担心。”

父亲的愤怒

现在不少文艺作品都把父亲描绘成一个喜欢骂人、喜欢生气的人,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父亲性格豪爽、开朗,十分富于鼓动。他在家里从来就没有骂过我,他的愤怒都是政治性的。据我看,他真正的愤怒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面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极端反华分子狂妄地叫嚣要进攻中国时父亲愤怒了。他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自己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实在太穷凶极恶,欺人太甚了!”

第二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期了。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参加的,但是运动向着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了,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

1966年10月在中央文革一小撮人的蛊惑下,十多万人把中南海团团围住,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高喊着要打倒人的名字。在西门、新华门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在北门和西北门喊的则是一连串副总理的名字。

一天晚上,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党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我预感到不好了,父亲的愤怒这一爆发势必会引来更多的批判。果然不久以後父亲一些所谓“黑话”开始陆续出现在了一些小报上,比如:“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後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如果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宁愿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版也不值!”

然而,父亲的愤怒和抗争并没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反而自己被剥夺了发言权。但他的愤怒像一颗火种被人民保存了下来。

正如父亲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