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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费尔特(1913—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他从1942年起加入联邦调查局至1973年退休,三十年间从一名终于胡佛的普通特工逐步晋升为联邦调查局第二号人物。1972年,《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根据来自政府高层的神秘人物“深喉”提供的线索,爆出美国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政治丑闻之一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黯然下台。三十多年来,“深喉”是谁一直是困扰美国政界和新闻界的一大谜团。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曾发誓在“深喉”去世之前,绝不透露他的身份。所以,当2005年92岁的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终于公开自己“深喉”的身份,立即引起美国各界轰动。1980年,他因涉嫌授权联邦调查局特工侵犯极端组织“地下气象员”成员而被判有罪,但被里根总统特赦。他的妻子由于不堪忍受多年来丈夫频繁调动和紧张工作的压力,而于1980年代自杀。2005年,律师约翰·奥康纳说服费尔特及其家人,公开他就是“深喉”。奥康纳遂在当年5月31日的《名利场》杂志上撰文公开了这一沉默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深喉费尔特回忆他负责调查的水门事件

 

 

1972年,《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根据来自政府高层的神秘人物“深喉”提供的线索,爆出美国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黯然下台。2005年,92岁的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终于公开自己的“深喉”身份,立即引起美国各界轰动。在这部回忆录中,费尔特讲述了他身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犯罪浪潮中、在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乃至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各种角色。

民主党办公室发现一个“爆炸装置”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夸大也不为过。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简单的盗窃案,而是对政府体制的侵犯,以及为了防止我们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而施加的强大压力。

由于联邦调查局(FBI)代理局长帕特格雷常常不在华盛顿,我承担了对水门事件进行跟踪调查的全部责任。我很快就发现,联邦调查局对于一位现任总统所能施加的压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正如尼克松的录音磁带所证实的那样,总统的亲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我们的调查。

当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抱怨FBI“失控”之际(因FBI过于积极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这一点便立刻得到了证明,当调查人员试图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我们既无法依靠司法部的检察官,甚至也无法依靠联邦大陪审团来提起控诉。

1972年6月17日凌晨,FBI获悉有人夜盗水门大厦。第一份有关报告来自华盛顿警方。5个人在水门大厦被捕。

罗伯特孔克尔是FBI华盛顿分局的主管探员,在家中获知了这一消息,命令一名探员立即赶往案发现场。几分钟后,警方的第二个电话告诉孔克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里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孔克尔立刻派遣一名FBI拆弹专家赶往水门大厦。

刚放下电话,他又接到了第三个电话,是警长威尔逊打来的,告诉他其中一个盗窃犯已经得到指认,名叫小詹姆斯.麦科德,曾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孔克尔立即赶往华盛顿办公室。探员已检查过那个“爆炸装置”,并向他报告说那是会议室墙上的一个藏在烟雾探测器里边的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机。孔克尔随后命令进行彻底搜查,以查明是否有违反“通讯窃听法”的迹象:这是FBI最基本的一项调查权限。

综合调查部的夜班主管早晨7点就给我家里打电话,简略汇报了孔克尔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同意了他的提议,即要求孔克尔将此案作为一个重大案件进行积极调查。

8点30分,我赶到办公室,并打电话给夜班主管,让他向我再作一次情况简报。但是他却告诉我:“事情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了,我最好是到你办公室来当面谈谈。”

几分钟后,他告诉了我该案件已知的所有调查情况。大约在凌晨2点30分,水门大厦的一个警卫注意到地下室楼梯有一扇门半开着,弹簧门闩上绑着一条胶带,以防止门会被锁上。他拿掉了胶带,但40分钟后,这扇门上又被绑上了同样的胶带,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报案。

没过几分钟,警察赶到现场,随后他们便在民主党总部抓到了5个人,分别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伯纳德.巴克、弗兰克.菲奥里尼、维尔吉利奥.冈萨雷斯和尤金尼奥.克雷格。在他们身上发现了盗窃工具、窃听装置和照相设备。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问。

“几个天花板顶格和一个进气口被挪动了位置,”夜班监察员说道,“当时他们正在拆卸一个电话机。所有的人都戴着外科手术医生式的橡胶手套。看起来他们正准备着安装更多的窃听设备,也可能是在进行修理,或者是准备更换已有窃听装置里的电池。”

我问:“警方怎么处置他们的?”

“都已经关起来了。除了麦科德,其余四人的保释金都是50000美元,而麦科德的保释金是30000美元。他们将被指控犯有盗窃罪。”

“他们招认他们当时在干什么了吗?”

“他们一个字也没说。甚至连律师都没有找,但是不知怎么却来了一位律师。”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告诉孔克尔,我们将全力以赴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我们将与华盛顿警方配合,但是我们将接管对此案的调查。这一案件将引发各种各样的政治后果,新闻界也要大显身手了。”

“还有一件事,”夜班主管说道:“抓获的这5个人随身还带着2400美元,包括13张崭新的100元面值的大钞。”

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们还无法理解这些百元美钞的重要性(最终正是依靠这些美钞才将这几个盗窃犯与“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联系在了一起)。盗窃犯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么多美金呢?显然,警方粉碎了某种政治刺探活动。

上午10点,我给孔克尔打电话,他说:“马克,我们目前所发现的东西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5个人被捕并被送往第二街区警署关押后不久,一位名叫迈克尔.卡迪的华盛顿律师便来到警署,声称代表这5个嫌疑犯来与警方交涉。警方询问卡迪是如何得知他们被捕消息的。但是卡迪未置一词便离开了,并说他将与联邦检察官联系。

我告诉他不断向我汇报最新进展,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就立刻通知我。我还告诉他我必须立刻给尚在洛杉矶的格雷打电话。

“我们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差优势(华盛顿和洛杉矶有3小时时差),”我告诉孔克尔,“所以我将等到1点再给格雷打电话。现在是洛杉矶时间上午10点。我想在向格雷汇报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全面。”

孔克尔说道:“我们正在办理搜查证,以便能够进入水门大厦的有关房间进行搜查。”

搜查过程中又发现了35张崭新的百元美钞,和在那些盗窃犯身上发现的美钞号码都是相连的。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一张私人支票,签发支票的人名叫“小爱德华.亨特”,此人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FBI的有关档案显示,1971年7月,当白宫准备聘用亨特担任白宫幕僚时,FBI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束后,白宫安全主管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告诉FBI的探员说,亨特将从事“高度敏感的任务”,但却并不是在白宫工作。

我被白宫怀疑是透露水门丑闻的“深喉”

当我给格雷打电话时,他已经离开了旅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塔安娜市的路上,他本来预定要在那里的佩珀代因大学发表演说。因此,我只能通过圣塔安娜市当地的高级探员向他转告此事。演讲结束后,格雷给我来电话,他要求探员对此案进行积极调查,并且让我每天向他汇报有关进展情况。

随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开始启动,不断有只言片语的信息被披露给报界。白宫暴跳如雷,指责FBI对外泄露有关信息,并命令格雷全力阻止。

7月24日,格雷将孔克尔和其他26名参加本案调查的探员全部召回。格雷批评他们正在“因多嘴多舌而不断惹祸”,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尽管他口头上告诉探员们要对此案进行彻查,但是“我的确已经暗中踩下了刹车”。

然而,仍然有消息被不断泄露出去。窃案发生后的几天里,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华盛顿邮报》不断向读者报道对该案调查的有关细节。

白宫震怒不已。埃利希曼对格雷大加训斥,并要求必须阻止类似泄密情况的再次发生。为此,格雷专门向FBI华盛顿办公室派出一个监查小组,对所有参加该案调查的探员进行讯问。然而无济于事。于是格雷又命令助理局长查尔斯.贝茨和刑事调查部的负责人出马,强令所有涉案探员都要发誓保守秘密。

当格雷不在华盛顿的时候,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曾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止消息的走漏,但是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消息并不一定都是从FBI泄露出去的。我的回答并未能熄灭迪安的怒火。

也正是由于这些电话,使得白宫认为我就是那个“深喉”,也就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撰写报道所依赖的神秘的消息来源。

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与伍德沃德碰过一次面。他想和我约谈,于是我便在9月里挑了一天和他会面。为了防止我的话被错误引用,我让我的助手,监察员沃森.坎贝尔和我一起参加会谈。然而伍德沃德采访我并不是为了探询什么消息,他只是想向我确认他和伯恩斯坦业已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

仅此而已。

那时,我没有告诉伍德沃德,其实我们对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日益感到担忧。经过两个月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来起诉那几个盗窃犯。但是司法部越来越不愿意授权我们对一系列业已发现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广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竞选特工唐纳德.塞格雷蒂对民主党所施展的那些肮脏把戏。

我们在内部备忘录中将我们的不满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我们提请当局注意:报界已经断言总审计署怀疑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违反竞选资金法的行径。随之指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来对总审计署的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

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们几乎是在恳求水门检察官,即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让我们展开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

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与伍德沃德多次会面,依然是为了证实或者否认他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信息。

面对层层压力,我们完成了调查工作的90%

在白宫的压力下,司法部的调查也遭到了削弱和损害。霍华德.亨特的被捕已经表明白宫与水门事件有染。他也因此成了调查的焦点,最后他终于承认正是他给道格拉斯.卡迪(那个突然出现在警局要求保释几名盗窃犯的律师)打的电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迪会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的。

我们还发现白宫的记录显示,从1971年6月开始直至1972年3月,亨特一直归总统顾问科尔森领导,在他开始招募后来卷入水门窃案的秘密特工之后至少4个月。在一份日期为1972年3月30日的白宫内部备忘录上写着,亨特“办事十分得力”,并要求将他调到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去。

前FBI探员阿尔弗雷德.鲍德温供认他曾为小詹姆斯.麦科德工作,负责在与水门大厦仅一街之隔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419房间里,操纵安装在民主党总部里的麦克风。鲍德温告诉我们,在他租住这间房间的时候,利迪曾经当着亨特的面,付给他崭新的总额为18000美元的百元美钞,而利迪也曾经付给麦科德同样的百元美钞。

我们也得知利迪曾经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撕毁了大量的文件。(7月28日,该委员会解雇了利迪,表面上是因为利迪拒绝与FBI合作。)鲍德温也证实,他们已经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窃听。

在每个紧要关头,FBI都遭到了来自白宫和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阻挠和羁绊。我并不知道,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尼克松总统就将霍尔德曼叫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要他汇报该案的调查情况。他们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指派新上任的CIA(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恩.沃尔特斯出面告诉格雷“别管这档子闲事”(霍尔德曼语)。

一个多小时后,霍尔德曼、赫尔姆斯(CIA局长)和沃尔特斯便来到埃利希曼在白宫的办公室。当沃尔特斯返回CIA后,他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他在此次会面中得到的指示:发生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事件已经引发了众多非议,而民主党正试图使该事件无限扩大……对此案的调查已经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而且形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霍尔德曼询问CIA与此事是否有什么关联,赫尔姆斯局长回答说毫无关联。霍尔德曼说,整个局面正变得日益尴尬,总统希望沃尔特斯打电话给FBI的代理局长格雷,并告诉格雷,既然五个嫌犯业已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到此为止了。继续推动对此案的调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成功地对最初的5名盗窃嫌疑犯、亨特和利迪等7人提出控告。此时,格雷再次将贝茨、孔克尔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名义上说是要我们向他汇报该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但是当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后,格雷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拿出了一笔记本。在其中一页上画着一个大圆圈,里边圈着7个彼此之间用直线相连的方框。尽管画面上一个名字都没有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7个方框指的是水门窃案的5个嫌疑人再加上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调查能否仅仅局限在这7个嫌犯身上呢?”他问道。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我告诉格雷说,“但是我确信我们将要调查的层级将远远高于这7个人。他们只是几枚棋子。而我们希望抓住操纵这些棋子的人。”

除非FBI内部出现严重内讧,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作为职业执法者,我们下定决心要追查到底。而且我们也的确干得不错。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在“参议院水门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便指出:“在任命特别检察官之前,已经完成了90%%的调查工作。”

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但是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FBI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调查开始后的前84天里,我们约谈了15000人,掌握了1900多条线索,发出了120张传票。全国各地51个分局里的共330名探员,投入工作的时间总计超过了14000小时,并提交了多达3500页的130份调查报告。FBI搜集的信息成为对水门事件涉案嫌犯提起诉讼的基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