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宗英简历

 

1925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瑞安。1941年初秋,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蜕变》中代戏上场,就此当上了话剧演员。1943年初,幽居北京大半年后,回上海国华话剧团,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走红上海滩。次年返回北京。1947年夏,应陈鲤庭导演之邀到上海,为中央电影二厂拍摄《幸福狂想曲》,与赵丹、顾而已合作。1952年,参加拍摄赵丹主演的《为了孩子们祝福》。1956年,参加拍摄陈西禾、叶明导演的《家》,在其中饰演梅表姐等等。1960年起,开始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作品有《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泮伯》等。

 

黄宗英回忆自己童年时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一个温馨的家庭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
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

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收下了。

其实,一九四○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

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爸爸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

童年,爸爸是影响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

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时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

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

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在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觉着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秋雨击窗,秋风浸骨,我的马马自己跑了,我从此没有马马骑了……

大哥宗江、老师、还有……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十三岁时办了个正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黄金时代》,我只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话剧,我也就跟着上了台。他恋爱,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帮他打那长长的、我不太懂的情书。他游海外,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而今,年龄愈增而弥甚。

再有,当然是老师!我最喜欢上具有老师风度的女老师的课,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喜欢摇头晃脑拖长腔抑扬顿挫地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们上《祭妹文》,老泪扑簌,痛哭流涕。他的认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伤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当时,我还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从此把笔扔了……现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场”(每次,我一本正经对他,他都“笑场”)。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多写些让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可影响之深之久,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挥也挥不去,那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我小时候,每年要过多少个“国耻纪念日”啊!),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土、逃荒的人群、漂来的尸体,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悦,是艺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昂奋,是被“专政”的惊愕……呀,已越出童年的范畴,但政治上的幼稚,于今始终未能逾越。

跟着妈妈姐姐织毛线

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之类弄着玩。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钩针钩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墨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

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二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九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

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钩。我来不及学钩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

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鼓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
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的毛衣: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

没有得到发展的天赋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边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

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

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生活在梦想里

我从小生活在憧憬、幻想、梦想里。

当我走向生活,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话剧,想挣点钱给哥哥弟弟贴补学费,我觉得自己像《小妇人》里三姐佩斯般温存懂事。更觉得投身艺术高尚庄严之至。十六岁的我,老想将来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演戏演到七十多岁,坐着轮椅上台。可我羞涩的行囊里,没有忘记带洋娃娃、碎花布和杂色绒线,至今也时不时地向小外孙女募几个可爱的小娃娃、小动物放在床头和窗前。
算起来,我入世甚早,但一直涉世不深。剧团和反动当局、审查机构、特务汉奸、地痞流氓、青帮红帮、军警宪兵……的种种周旋、麻烦乃至被捕坐牢,都是亚叔伯伯阿哥阿姐们顶着,我仅略知一二,感到惊险神秘蛮带劲。

四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戏,社会局点名要我单独拜客,那年月话剧演员倒是从不进衙门拜见长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让十八九岁花果朵般的小妹只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剧团不可能登记公演。几十位演职员拉家带口又怎么活下去?!

记得那晚阿哥们研究了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剧团决定,佯作不懂,集体伴小妹进衙门拱手“您多关照,多关照”地转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门。这出戏,我只演过这一回,印象极深,成为我日后扮演被旧社会黑暗势力迫害的女伶、私门头、外室等形象的薄弱的生活参照……是我的从小如戏若梦的种种经历,使我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