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我在美国上过三次法庭,一次是当被告,一次是当原告,一次是当证人。每一次都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现与大家共同分享。

我当被告

第一次,是在美国当被告。

那是在1997年的夏天,我当时正在经营一家自助式洗衣店,某一天,从洗衣店回来,像往常一样,从门口的信箱里抽出一摞子夹带着各式花花绿绿广告的信件,在美国每天收到的信件里各式各样广告信就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剩下的信件大都是帐单之类,所以每次收信,心里总是有股沉甸甸的感觉。今天也不例外,我象往常一样把广告、帐单分开后,突然发现一封来自长堤市市政府的信。

哎?长堤市市政府为什么会给我来信?按说三年前只有在买洗衣店时因为办理水、瓦斯、防火、城市规划等诸如此类手续时与市政府打过几次交道,那以后从未接到过任何来自市政府的信,更何况我已经于二年前搬离了那座城市,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现在的地址的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趟用黑体大字写着的一溜数字$7,986.00元,心不由地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急忙把信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但是由于当时英文不是很灵光,再加上心率加速,仍看了一头雾水,隐约好象是说我的洗衣店欠下了市政府6个月的水、瓦斯钱,共计是$7,986.00元,将近八千块!

我坐在桌边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对信进行反复推敲,细细回忆,又核对了欠钱的地址,才感到事态的严重。

大概是在三年前的时候,我曾经与人合伙经营另一家洗衣店,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店铺只经营了三个月我就将我的股份转让给了合伙人,也许是后来对方出了什么问题,如今市政府找到我头上来了。

怀着疑虑,我按着信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是一位胸腔音很重的绅士接听,他低沉的声音听着沉稳有力,他说“这里是市政府水瓦斯部”,我用事先拟好的英文,问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并极力撇清自己已与此店毫无瓜葛。

听了我的辩白,对方用好听的英文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经反复询问才大概理出头绪,原来是我的原合伙人欠下市政府水瓦斯部门一大堆水瓦斯帐单后宣布破产,人也不知去向,市政府在查对他的档案时赫然发现水瓦斯单上还有一个合伙人在,就抓住我这个稻草,把帐算到了我的头上了。

我一听不由得气愤填膺,把我当成冤大头了,真是岂有此理!再说,当时我与合伙人早已白纸黑字地签下了拆伙协议书,怎可把这笔帐转嫁到我的头上。

对方十分冷漠地听了我气愤且结结巴巴的辩白后,只表示了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他只能按照程序办理,与此同时,他并约我下星期带上所有能够证明我是无辜者的材料到市政府见面。

放下电话,我气鼓鼓地、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该怎么办?”我问自己,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最后我下定决心,从三年前的生意档案翻起。我爬起来,开始犯愁,到美国几年来,由于办身份,屋子里事无巨细,积攒的大大小小资料到处都是。要找出几年前的资料真犹如大海捞针一般。

经过几个小时的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了当时用中文写成的拆伙协议书,至于其他的材料均对我无益。思来想去只有找当时卖给我洗衣店的厂家帮忙了,然而,时过境迁他们还能记得我吗?

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终于盼到天明,我驱车来到厂家寻找当时的经手人,可惜此人已离开这家公司了,失望之余,我找到他们的经理,指望着能从他那里得到点儿帮助。

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听了我的叙述,对我表示十分同情,他立即吩咐下属找出当年所有文件,复印出几份对我有利的材料,如房东的合同之类,原来,合同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和签字。这时候我突然十分纳闷作为合伙人为何会没有我的名字在上面,但是现在也顾不上许多了,只要是能撇清我的材料就好。他还特地出具了我早与此店毫无瓜葛的证明信。我对他的支持我十分感激,并对美国人这种事后仍然负责的态度很是感慨。

我拿着他们出具的证明和那份解除合作关系的合同,跑到公证机关为那份合同花了30块钱翻译成英文,又花了25块做了公证,然后驱车来到市政府,见到了那位电话里的绅士。

他仔细地审阅了我提供的材料,并做了复印,然后坐在我面前想了半晌后告诉我说,这些材料仍然不能充分证明我的无辜,他仍然咬住我签了字的水瓦斯注册单不放。看得出他是摆明了要从我身上讨回这笔欠款。与此同时,他并郑重地对我说,如果我坚持不还这笔欠款的话,他们将对我提出告诉。

听了他的话,我气得七窍生烟,大声问他为什么不去找真正的欠款人,他无可奈和地说那个人宣布破产了,欠款只好由我这个合伙人承担,然后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闭紧嘴巴不再说话,最后,我冲着他坚定地说,我不会付这笔毫无道理的钱,转身离开了市政府,一路上心潮仍是起伏不定。

时隔一个半月后,就当我快要忘记这倒霉的事情时,我收到了一封发自长堤市小额法庭的传票。原告人是长堤市市政府,被告人是我,内容是违背合同,诉讼金额是$4,999。不是$7,968元吗?

原来美国加州法律规定$5,000元以上属大额,需上高等法院,而大法庭审案手续繁杂冗长,旷日持久,拖上个一、二年也不新鲜,而$5,000元以下属小额,一般一个月内即可开庭,结案迅速。市政府为了节省人力、财力、时间,自动将金额降到$5,000元以下,传票上写的开庭时间是1997年11月08日早上8:00,要求必须按时出庭,若有特殊情况须提前一星期通知法官,任何一方如不到庭,将按缺席判决。面对着无妄之灾的传票,我这时只盼着法官是一个心悬明镜的人。

几天后,市政府水瓦斯部门还是那个人打来电话说,为了节省时间,愿意与我私下和解,如果我一时付不出那麽多钱的话,可以分期付款,每次$50元、$100元都可,我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我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法官会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开庭的日子终于到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法庭,而且还是在外国法庭,心里着实忐忑不安,但是我心里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天一大早,我早早地爬起来,喝了一杯热咖啡镇定了一下情绪,带上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资料,穿戴整齐,确认自己仪态完整后便开车直奔法庭。

法庭的棕色大楼矗立在长堤市太平洋大道的海滨路上,清晨,海风习习吹来,凉爽怡人,也驱散了时时袭上我心头的紧张情绪,我有些后悔事先没有找律师咨询一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象这样的小案子可以咨询律师,但是律师不被允许上小额法庭。

咨询律师的费用一般头一次免费,但基本上问不出什么东西,如果付费的话大都在35到200美元之间,律师会根据当事人付款多少回答提出的问题,单单请律师写封信都要花费300到500块之间,但是由于我没有经验,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起应找律师咨询这回事。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碰运气了。

到了法庭大门,一推门,里面赫然矗立着与机场安全检查一样的仪器!三位警察,二男一女站在那里谈笑风生,煞是快活。

见我进来,其中一位二十几岁、身材魁梧、寸头、制服笔挺、英气勃勃的白人小伙子冲着我礼貌可亲地打过招呼后,把我的手提袋放在传送带上让安检仪过滤。

我则空手跨过安检门,我在想法院门口为什么还设安检仪,莫非是怕什么人对判决不满,拿着大楼里的人撒气吧?美国是个枪支泛滥的国家,时时会听说某某地方发生了某某枪案,有时看起来风姿绰约的女人,天晓得小巧玲珑的手提包里就会藏着一把黑古隆洞的手枪在里面。胡椒水枪更是人们防身的必备品。因此诸如此类的政府大楼,常会设置安检机构以防不测。

我按电梯上到三楼。到了三楼一看,长长的走廊里面站着许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黑、黄、白各种族裔济济一堂,还有许多警察混杂在其中,大概是出席刑事法庭。

我一看表,时间是7:40分,还有二十分钟。我松了一口气,找到308室,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开始搜索着人群中谁会是我的原告。

这时,一位穿戴典雅的老妇人映入我的眼帘,她手里拄着根拐杖,年龄怕有八、九十岁了,松弛的皮肤上擦着厚厚的化妆品,香气四溢,我远远地都闻得到。

她旁边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看来是做力气活的,围着她在不停地叙叨着什么,看样子是在乞求她放他一马,洋老婆婆很是受用地听着,这一幕看着十分滑稽有趣。

人不论到了多大的年纪,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一天,都免不了世俗之心,所谓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纯属“阿Q”精神胜利法。

我继续向周围人群搜索,那些穿西服、打领带的人,看起来既象律师,又象政府职员。

他们当中会是那一个人呢?正当我猜测不已时,一位高个子黑人来到我的面前,礼貌地问“对不起,你是X张吗?”

我点点头,美国人经常把我的姓放在后面说,而且两个字的名字只说中间的字,好象后面的字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名字似的。看到他制服上的名片牌,我知道原告来了。他伸出黑白分明的手自我介绍说“威廉姆斯”,看到他的样子,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他莫名其妙地盯着我,好象有点儿生气,眼睛似乎在问“我有什么地方好笑吗?”

此时他的样子,使我不合适宜地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国内看过的一部叫《人证》的日本电影,他酷似那位到日本找妈妈的黑人青年,蓬蓬的头发,瘦高的身材,白衬衣,黑外套,真是象极了。《草帽歌》的旋律掠过我的脑海,我的心一阵悸动,啊!那个可怜的黑人青年!看着我楞愣地看着他傻笑的样子,他有些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向他解释,他很象我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一位演员,他幽默地说: “这个演员现在担任原告角色。”

这回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心中的阴云被他露出洁白牙齿的和蔼的笑容一扫而清,我们一同坐下来,一看表已经8:00点了,我急着进去,他拦住我,叫我不用急,有的是时间。见到我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他告诉我说法庭就是这样,哪怕你的案子下午才开庭,你也必须在8:00点以前到。我松了口气,拿着带来的电子词典开始和他一起讨论我们的案子。

和电话里的白人绅士不同的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相信我的无辜,但口气和论调却是和那人一样。按他的话说,无论我是否是那家店的主人,只要我签下单子就应对此负责。我英文不灵光,想说的话又说不清,急的我无可奈何。他怜悯地看着我,突然问我是否向法庭申请了翻译,我摇摇头,他对我说,到法庭上我有权申请翻译,这样会对我有利些。我感激地点点头。

这时法庭内出来一个人招呼大家进屋,匆忙间我不由得巡视了一下周围,寻找那一老一小,只见哪个小伙子正在那里数钱,要交给洋老太太,两人大概私下和解了吧。威廉姆斯带着我找到座位,与我并排坐下,宽敞的屋子里坐满了人,有的人还站在那里。早就听说美国人爱打官司,常为了中国人认为不值当的鸡毛蒜皮小事上法庭,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来美几年,几乎没看到什么人在公共场所吵吵闹闹,邻里之间也鲜有争执,有事上法庭,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习惯,这大概也是美国的文化教育使然。加州就设有一台模拟法庭的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寻常老百姓为一些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在那里打官司,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人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个个犹如法律专家,无理也能辩三分。原来以为只是为了娱乐,看来真实生活亦是如此。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使得美国人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很强的法制观念,他们生活上无拘无束,遇到有违法规的事,却不越雷池一步。法律条文繁缛复杂,已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人们与其说是在受道德观念的束缚,不如说是法律将人们的行为约束在道德水准以内。

过了一阵儿,法官开始宣读法庭纪律,而后便开始叫原告和被告的名字,并简要地叙述一下案情,当念到我的名字时,问我:“你知道是长堤市市政府在告你吗?”

我说:“知道。”。

又问:“ 他们告你欠债不还,你带钱了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法官说,等到法庭再说吧,算是解了我的围。

大约在308室渡过了一小时左右,根据不同的案子情况,我们被分到另一间小一点儿的法庭,在走廊里威廉姆斯突然又一次对我说,如果你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可以分期付款,$30、$50好商量。看得出他是在努力地要为市政府讨回一定损失,我虽然同情市政府,但我依然坚定地摇了摇头。

十五分钟后,法官助理招呼大家进庭,真正要开庭了,威廉姆斯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慌,忽然想,要是没有英文翻译,凭我的英文程度,法官听得懂吗?大庭广众之下会不会出丑,要不然干脆请求威廉姆斯推迟告诉日期算了,容我去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并请一名翻译。

我向威廉姆斯说出了我的想法,他坚定地摇摇头说:“来不及了,让法官裁决吧,祝你好运!”
看着他从容不迫的样子,我为自己瞬间的胆怯而羞愧,自己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心一横,随后走入法庭。这是个小法庭,约可容纳四、五十人,小小的空间座无虚席,屋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观众席,被告、原告也都坐在那儿,中间有一道隔板,板的那一边,正前方有一张讲台式的书桌,书桌上摆着法官的名字,左手边是书记官,右手边是法庭工作人员,还有两名男女法警站在那里,左右还有两张桌椅,分别是为原告与被告准备的。

大约两、三分钟,一位身穿黑色布袍的法官走了进来,仍然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黑人青年,短短的卷发紧贴头皮,鼻子少有地高高、直直地耸立着,很有一份书卷气在脸上,黑色的袍子把他衬托得相当威严。他在讲台后面坐定后叽哩咕噜说了一通英文,无非是法庭纪律之类,他的英文漂亮、标准、无一丝口音,显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开始叫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姓名,我好奇地听着原告和被告的各自辩驳,看着他们镇定自若的样子,心里煞是羡慕。威廉姆斯不时地会为我“翻译”几句,大多数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不时地还发出阵阵笑声。法官大约十五分钟审理完一桩案子。

大约过了三、 四个案子后,叫到了我的名字,人们好奇地望着我们,法庭内就我一个亚洲人, 威廉姆斯利落地走到原告席上,我则拎起里面装有满满“证据”的大包向被告席走去。法官首先问了我们的姓名,确认身份后,一名胖胖的女法警拿来一本厚厚的精装本圣经伸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把手放在上面,对上帝发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然后法官开始询问原告,如:被告何时开始欠债,原告何时开始追讨,以何种方式追讨,发过几次信,打过几次电话,被告为何不还,以何种理由不还等等。

威廉姆斯沉着有序地一一作答,并出具了三年前我在水和瓦斯单上签字的证据,女法警将证据交给法官,法官研究了片刻,然后把头转向我,问我如何答辩,这时我的心蹦蹦的都快跳到嗓子眼儿,准备好的英文词一句都不见了,我吸了一口气说:“我需要中文翻译,我听不懂原告在说什么。”
法官和后面的观众都笑了,法官说:“你需要翻译须提前三天申请,你这时候说我们谁都帮不了你。”

我踌躇了一会儿,镇定了一下情绪后,慢慢地说那家店早在三年前就已不是我的了,然后我把三年的报税资料、拆伙合同、以及厂家和房东的证明一一摆在桌上,告诉法官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我的无辜,法官缓慢、清晰地问我拥有那家店多长时间,从何时到何时,合作伙伴的姓名等后,只让我将那份稍嫌发旧的与合伙人拆伙的合同递上去,还是那位女法警交给了法官,他拿在手上看了片刻,并将后面公证机关翻译的部分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转头对原告说了一堆英文大概内容是说,这份合同是XX公证机关公证的,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内已清楚地写下了被告人与合伙人解除了合伙关系,放弃所有权利与利益,这份合同的日期已清楚地证明被告人早已不是这家店的主人,仅凭一份单据要求被告人偿还债务是不公正的,因此原告人告被告人的请求不予成立。

我极力地捕捉着法官的每一句英文,捕捉着他的判决,但仍然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直到威廉姆斯招呼我离开时,我才反应过来,观众席上又一次传来笑声,法官也微微一笑。我急忙跟了出去,还没等走到门口,我迫不及待地问威廉姆斯:“我赢了吗?”

他欢快地对我说:“对,你赢了!”

我又问:“真的吗?”

说:“千真万确。”

我高兴地一把抱住他,全然没有了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他高兴地拍拍我的背,自豪地说:“我就知道你会赢,所以我才不让你延期。”

我恍然大悟,为他的善良真诚所感动。他继续说“事实就是事实,我输了,但我输的高兴,这就是美国,他体现了公平,我们都应该爱这个国家。”

我们两人都欢快地笑了。我是那么的舒心:“我赢了!我赢了市政府!”

法律基于事实还给我一个公道,这个案子让我刻骨铭心,使我深深地告诫自己,不能做有损这个国家的事。我要爱他。法庭外面阳光十分灿烂,我和威廉姆斯都高兴地向对方挥手告别!

难忘我在美国遭遇的那些官司

我和长堤市政府打官司

                                                                                                                                                                   加州  杰夫

本文作者个人简历

张淑萍,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78年自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毕业后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七年,后去日本工作。1993年来美,自行创业,陆续做过洗衣店、餐馆、烈酒店生意。